摘要: 全球化生产与跨国资本的流动导致全球劳工权利保护受到严峻的挑战。与传统的国家立法和工会团结两种保护政策工具不同，社会认证依托消费者和媒体对品牌公司进行点名和羞辱，促使品牌公司和代工企业关注工人权利。社会认证模式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本文对社会认证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概括，并总结学术界和劳工实践界对社会认证监管模式的论争。关键词：社会认证 全球化 工人权利（一）引言全球化生产体制促进了跨国资本的快速流动，跨国公司凭借品牌优势和先进的技术掀起了一场生产组织体系的变革，品牌公司掌握核心生产技术，负责产品的研发和升级换代，生产环节则被分散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或地区来完成，以出口导向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被迫陷入这场“悲惨增长”的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当跨国资本在全球寻找低廉劳工以持续赚取超额利润时，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自民间的跨国性的规范体系越来越被重视（Peter Evans ，1997）。 国际劳工组织、NGO 、消费者、高校学生以及跨国公司、主权国家和政府等发起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运动，要求企业关注工人权利、保护环境、维护弱势群体利益，这股力量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立法强制和工会团结，而被称为社会认证、私有化监管、软法监管、自愿监管等等，社会认证的核心是消费者和公众对品牌商的点名和羞辱，因此认证运动又称是点名和羞辱运动。社会认证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得到快速发展，并伴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在沿海外向型产业地区扩散。由于认证监管的主体及其手段的多元化，学术界和劳工实践界对其评价也是多元的，本文拟对社会认证运动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并对海内外学者的观点进行述评，讨论其对劳工权益保护的价值。（二）点名和羞辱：揭露血汗工厂丑闻生产守则是认证模式进入劳工保护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早期它是由跨国公司提倡的一种关于企业生产伦理标准的正式声明，跨国公司要求所有与其相关的供应链企业都必须采纳这套标准才能获得订单。生产守则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为反对种族歧视，一位名叫沙利文的非洲裔美国传教士在1977年创建了“关于公司责任的跨宗教信仰中心”，这一组织的行动纲领后来被称为沙利文原则。1999年，沙利文原则升级为沙利文全球原则，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起在全球推广，沙利文全球原则要求跨国公司重视劳工、人权和环境等权利，以减缓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带来的冲击，加入沙利文全球原则的有宝洁、壳牌和可口可乐等数百家跨国公司。1989年，荷兰时尚零售商H&M在菲律宾的服装加工厂因生产和生活条件恶劣而被媒体揭露，来自荷兰的消费者组织前往销售该服装的商店门前抗议，呼吁公众抵制这些不“清洁”的产品，这场抗议运动催生了“清洁成衣运动”组织（Clean Clothes Campaign ）。 著名运动品牌公司耐克在1992年对外发布了自己的生产守则，旨在回应媒体对其印尼代工客户血汗工厂的报道；为了平息公众的批评，耐克公司还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其海外代工客户，要求代工企业必须遵守生产守则，否则将会被停止供货合同。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开始倡导服装行业与工会、宗教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包括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服装品牌商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发起成立了公平劳动协会（FLA ）（Bartley Tim ，2003）。社会责任国际组织（SAI）是1997年由经济优先委员会创立的，其对外发布的SA8000认证标准主要效仿国际标准化组织工作模式，SA8000标准要求企业支付工人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并且要求在没有独立工会的国家倡导工人赋权。环球服装生产社会责任原则（WRAP）是1998年由美国制衣协会（现为美国制衣制鞋协会）创立的，和SA8000一样它只认证工厂而不认证品牌，WRAP主要依靠私营的国际健康安全评估公司进行审核。电子行业生产守则（EICC）是一项由电子行业公民联盟制定的生产守则，该联盟的成员包括电子产品制造商、软件公司、信息通信技术公司等。由于早期的生产守则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来制定和执行，公众对这种跨国公司自我监管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认证监管的第二个阶段是独立的第三方监管力量的兴起，非政府组织和大学生的参与扩大了社会认证的影响。例如，工人权利中心（WRC）致力于在美国的大学中推广核心劳工标准理念，提倡在大学校园抵制血汗工厂产品，主张突击审核代工企业，有100 多家美国的高校加入WRC。社会认证运动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从跨国品牌公司制订生产守则，聘请专业审核员对生产企业进行定期审核查厂，再到第三方监管机构如SAI 和美国大学生产守则的产生，认证的独立性在不断增强。非政府组织和民间自愿监管建立起一套更系统化的供应链控制模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点名和羞辱压力，多元力量协同监管与内部规则自律既保证了品牌商如苹果公司和零售商如沃尔玛公司对消费者和公众的信誉承诺，也为非政府组织的监管提供了合法性。（三）全球化生产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全球贸易的增长进一步刺激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协议下，取消配额限制政策进一步刺激了服装制造商把生产线转移到那些拥有最低劳动力成本和工会力量薄弱的国家（Appelbaum，2005）。 日益增长的消费者驱动商品链也强化了超级零售商和跨国承包商的崛起。全球最大的零售商在经营规模上已经超过了全球最大制造商，零售商对于品牌商和代工企业具有过度的控制力。当代工企业血汗工厂事件被曝光后，跨国公司希望以全球化生产与社会认证：工人权益保护的政策新工具*黄 岩 吴桂玲*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设计研究”（15ZDA 050）、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5PY02、2015JDPY08）、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劳工短缺与产业转型背景下的广东劳动关系问题研究”（GD15CSH 01）的阶段性成果。全球化生产与社会认证：工人权益保护的政策新工具短论- - 174《管理世界》（月刊）2016年第11期社会认证来取代国家和政府管制，把品牌压力转变为代工企业内部压力。耐克公司曾经向国际劳工组织提议制定一个统一的体系来对服装行业进行监管以识别血汗工厂，但是耐克的提议很快招致了许多反对声音，反对者认为将贸易与政治挂钩可能导致无血汗标签体系政治化。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自由工会联盟、世界劳工联合会等现有的跨国联盟作用已经大大地减弱。欧盟和美国偏爱于把劳工标准绑定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发展中国家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它将抬高发展中国家出口创汇产业的劳动力成本。认证组织的出现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冲突导致国家和非政府组织聚集其资源于私人监管形式中，当政府和政府间的政策选项在解决劳工问题受阻或失败时，国家/ 政府转而寻求私人或社会化的解决方案，美国政府为社会认证体系提供了直接的财政支持。（四）社会认证模式的理论争辩社会认证作为一种民间自愿监管方式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劳工权利保护的定义，学术界和劳工实践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新自由主义积极肯定国家职能消退的作用，当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认定公共权力的消退是一种正面的作用时，劳工界认为社会认证的出现对于公司的管制和劳动条件的提升有着更加积极的意义。伯恩斯坦（Bernstein ，2001）认为认证方案比传统的劳动法规更为行之有效，更加灵活、高效和民主，因为它更能够激发工人的权利意识和吸引工人参与车间谈判。社会认证挑战了传统的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创造出一种新的全球商业伦理和商业原则，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从传统的技术竞争到管理竞争，进一步发展到今天的环境和社会责任的竞争。对于品牌公司而言，采取社会认证不一定是因为监管力量有多强大或有效，而是因为它有助于公司实现商业和品牌价值，并且不用受到问责政治的约束。随着代工订单的转移，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劳动法律规制，品牌商和消费者难以知晓这些复杂的法律体系。点名和羞辱运动可以把血汗产品的信息快速传递到公众，在超级市场的货架上，消费者可以快速地识别到非血汗工厂产品。但是，无论是早期的企业内部生产守则还是后来的第三方监管标准，社会认证系统受到的批评也一直非常强烈。在认证查厂过程中，品牌公司的自利性经常被批评。一些生产守则和认证标准只是象征性的文件，完全与工厂实际相脱离。一些品牌公司的生产守则并没有使用工人的母语张贴，生产线上的工人并不清楚生产守则对于工人的价值。一些批评者认为社会认证是狐狸看守鸡窝的游戏，代工企业迫于订单压力，疲于应付客户查厂，不得不篡改生产记录，培训工人做假口供，在生产旺季，查厂员对工人加班超时现象保持沉默，甚至出现代工客户收买查厂员的现象（Appelbaum，2005）。 来自咨询公司、审计事务所和非政府组织的庞大队伍以及繁杂的培训需要一笔可观的经济支出，这些支出费用最终要代工企业来承担。工人生产条件改善的成本是由本地的代工企业而不是品牌商承担的，结果可能导致代工企业增加工作量来弥补成本开支。社会认证是基于全球“买家主导型商品链”中品牌商与供应商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而产生的，这种“惩罚导向性”的实施机制对于品牌公司有着非常强大的主动权（余晓敏，2008）。 认证监管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劳工问题，但是它无法阻止品牌商和代工商在全球寻找更便宜的生产地区。社会认证刺激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它可能导致代工企业工会和工人的抗争受到削弱，私有化的认证也将削弱政府监管，甚至它还有可能把非政府组织从监视者转变成本该被监督的公司合伙人，进而逐步损害当地的法律和工会系统（Justice ，2001）。（五）结论与讨论认证监管是一种类型独特的私有化跨国规则，跨国是因为它的实施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私有化是因为它独立于政府之外，这种软法律正在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前进，认证的行业范围在不断地扩大；认证正被制度化为一种准政策工具，世界银行和许多国家已经认可了认证规则；认证活动也衍生出大量的政策文件、会议、教育证书、咨询产业等等（Bartley Tim ，2007）。 传统生产网络主要局限于国家范围之内，企业之间的界限很清晰，而且国家是规则的最终仲裁者。全球化打破了现有的体制，改变了国家的权力结构，产生了新的治理形式。传统的劳动法规是一个“命令与控制”的政策，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监控治理模式，社会认证的多元力量反映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许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到规则制定、监管和制裁（或奖励）的行动中来，这种模式为企业和政府部门建立了全新的责任体系，警报的导火线来自工人和当地非政府组织的投诉。社会认证是全球化的产物，这种新的治理方式是对传统的治理方式的一种超越，社会认证的一些标准已经覆盖了全球各生产国的法律，也在试图消除各国法律之间的分歧，从而创造出一个公开和可以通用的标准体系以应用在各代工生产国家。但是，国家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硬权力，社会认证是自愿性的软权力，社会认证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国家和地方政府彻底退出，社会认证并非是一个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之外的治理形式，软权力和硬权力共存于复杂的竞争互补环境中。（作者单位：黄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关系研究中心；吴桂玲，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参考文献（1）Appelbaum Richard P.，2005，“Fighting Sweatshops：Problemsof Enforcing Global Labor Standards ，in Richard P. Appelbaum andWilliam I. Robinson（eds. ），Critical Globalization Studies ”，New York：Routledge.（2）Bartley Tim.，2003，“Certifying Forests and Factories: States，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Rise of Private Regulation in the Appareland Forest Products Fields ”，Politics & Society，31（3），pp.433~ 464.（3）Bartley Tim.，2007，“Institutional Emergence in an Era of Glo ⁃balization: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Private Regulation of Labor andEnvironmental Condi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3（2），pp.297~ 351.（4）Bernstein A.，2001，“Do-it-yourself Labor Standards: Whilethe WTO Dickers ，Companies are Writing the Rules ”，BusinessWeek，November.1974.（5）Justice D.，2001，“The New Codes of Conduct and the SocialPartners”，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Retrievedfrom http://www.icftu.org/.（6）Peter Evans.，1997，“The Eclipse of the State?“，Reflections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50，pp.62~ 87.（7）余晓敏：《沃尔玛国际玩具供应链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沃尔玛中国玩具供应厂的经验研究》，《 开放时代》，2008年第3 期。- - 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