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众多社会因素影响，家庭的结构和状态呈现多种类型，相应的家庭生命周期状态也发生变异，非典型家庭形态愈加明显。本文旨在探究因分居引发的家庭生命周期变异及其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选择农民工家庭这一特殊群体作为研究样本，研究结论同样适用于其他分居状态下的非主流家庭群体。利用来自26个省份的调查数据和在沪农民工家庭消费专项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消费结构变化进行探索性研究。结果表明，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无法显现农民工家庭在其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消费结构的差异性变化，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家庭的异地分居特征导致家庭生命周期发生了变异。本文构建了新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并就其对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表明，新构建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能较好地显现农民工家庭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消费结构的差异性变化，具有较强解释效力。关键词：农民工家庭 家庭生命周期 变异 消费结构一、引言居民消费是社会总体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长期备受关注（陈增明等，2013），以家庭为主体的居民消费可以有力促进经济增长（Apergis，2011；张清华等，2015）。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将“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当前，对居民家庭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消费的规模、内容与结构，二是消费决策行为过程。其中，对消费结构的研究占居消费问题研究的核心地位（姜淼等，2013）。 家庭消费结构的分析历来是消费经济学和市场营销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因为它决定了家庭购买力的分配和投向，从而为有效配置供给资源和有的放矢地开展营销活动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影响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因素有很多，除收入水平、消费环境等影响消费结构外（藏旭恒等，2003），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也是影响家庭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一个家庭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其消费结构会产生很大差异，消费的重点会发生明显转移。从宏观角度而言，一定时期内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家庭数量的变化会显著影响社会总体消费结构的变化；从微观角度而言，针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家庭消费的重点和热点，能使企业发现更多的市场机会和开展成功的营销策划。所以，对家庭生命周期的研究成为经济学和营销学共同关注的命题。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各类消费变化的影响，例如对耐用品、娱乐、能源、教育等消费的影响（Lansinget al. ，1957；Fritzsche ，1981；Goldin et al. ，2008；Camacho et al. ，2009）。 中国的学者也曾研究过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中家庭在服装、教育、休闲娱乐、交通通讯等方面消费的变化以及影响（于洪彦等，2007）。家庭生命周期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对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消费结构差异性的研究是家庭生命周期研究的重点；同时，各阶段消费结构的差异是否明显，也是划分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JY 123）的后续研究成果，并得到上海财经大学211 三期项目经费的资助。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变异及对其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晁钢令 万广圣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变异及对其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96《管理世界》( 月刊)2016年第11期主要依据和意义所在。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演变中，环境变化导致家庭形态变异，使得某些阶段间消费结构的差异变的不甚明显，原有理论无法解释家庭消费结构的差异，故而原有生命周期阶段性划分的意义随之下降。这就要考虑对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进行重新划分，即家庭生命周期的重构。例如，Wells等（1966）提出典型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Duvall（1971）提出8 阶段生命周期模型，Murphy等（1979）提出了修正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并和Gilly 等（1982）提出的家庭生命周期的新模型等等。当前，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断变化，家庭形态再次发生各种变异，如未婚同居、未婚已育、已婚分居等新的家庭形态正在不断涌现。在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中国家庭中，“数代同堂”、“隔代抚养”、“跨代转移支付”等现象也不在少数，家庭形态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非主流家庭形态已占到一定比例（吴帆，2012）。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重要意义所在，就是能够对家庭消费结构差异及变化做出有效解释。家庭形态多元化，各种非主流、非典型家庭形态的涌现，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对于分析各类消费变化的现状和趋势，把握消费热点和市场机会的理论支撑作用。所以有必要对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特别是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在各种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变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以进一步提高其对认识和分析当前消费市场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理论指导作用。本文旨在从营销学视角探索当前家庭形态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对传统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有效性的影响，发现家庭形态的新变化使得传统生命周期模型无法对家庭消费结构变化做出有效解释。因此，尝试构建新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模型。由于促使家庭形态发生变化的因素很多，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进行全面覆盖。因此就选择了“分居”家庭这一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颇具代表性的家庭形态展开研究。我们对“分居”家庭的界定是：具有配偶或直系亲属关系的家庭成员分居两地，但在经济活动和消费活动中仍保持着紧密联系并相互影响的家庭形态。通过观察发现，分居家庭的家庭生命周期同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有着显著差异，研究分居家庭的家庭生命周期及其对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更加聚焦和典型，本文选择了农民工家庭作为研究样本。因为尽管当前处于“分居家庭”的家庭形态类型很多（如进城白领、异地夫妻、子女出国等等），但数千万农民工家庭则是数量最为庞大的分居家庭，其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异进而导致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对社会消费变化的影响最为明显，因此也更具典型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离开农村进城务工，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长3 . 9 % ；其中，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961 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3375万人①。毫无疑问，中国的农民工家庭是一种特殊的家庭，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家庭成员的长期分居，但家庭关系还是继续维持着（李强，1996）。 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在众多方面不同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外的“第三元”（李凯等，2012）。 农民工家庭在城乡流动中受到乡村和城市的双重影响，导致这一群体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两栖性”特点（王宁，2005），从而不仅导致其消费习惯不同于普通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其消费的结构和重心也会发生很大变化。已有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是否能在中国农民工家庭的消费中得到验证尚不可知，因为至今还没有人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对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展开研究。那么，传统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对于农民工家庭及其消费结构的变化能否进行准确地解释？农民工家庭的分居特征是否对农民工家庭的消费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了传统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解释能力？农民工的家庭生命周期是否发生了变异，而这种变异又是如何影响着其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这就是本文拟解答的3 个主要问题。本研究意义在于，基于中国当前规模最大的非典型家庭形态重构其生命周期模型是对原有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修正与完善，能够为消费结构的研究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基础；同时，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研究也能够为政府宏观调控与企业市场分析提供借鉴。接下来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三部分对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简要介绍了研究设计。第四部分首先验证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变化的解释力情况，发现传统模型无法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消费变化做出解释，与已有研究结论不符。其次，在比较分析农民工家庭和普通农民家庭消费结构基础上发现，- - 97两者在家庭收入与支出无显著差别情况下，消费结构有显著差异，原因在于农民工家庭的异地分居状态造成其消费结构不同于普通农民家庭。第五部分，首先依据农民工家庭异地分居这一关键变量，从家庭变迁过程出发，对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改进，构建了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其次，利用新建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进行解释力的验证，结果显示新建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表现出较好的解释效力。第六部分，给出了研究结论。二、文献综述（一）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演变对家庭生命周期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Murphy和Staples （1979）将其划分为3 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奠基时代（foundation era）、发展时代（expansion era）和细化时代（refinementera）。 在奠基时代，学者们依据家庭中有无孩子和孩子的年龄，粗略地将其划分为4 个主要阶段，虽不全面但最早对此概念进行了探索，也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Sorokinet al. ，1931；Loomis ，1936）。 在发展阶段，对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更为具体，划分的主要依据来自家庭中孩子的出生及年龄变化情况以及夫妇双方，其中对孩子的成长反映更为细致，同时也开始注意对家庭出现阶段的反映。例如，Glick（1947）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首次结婚、第一个孩子出生、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第一个孩子结婚、最后一个孩子结婚、妻子或丈夫一方去世、夫妻都去世。进入20世纪60年代，又有一批学者提出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例如Rodger（1962）将其划分为10个阶段，Wells和Gubar（1966）将其划分为9 个阶段，以及后来的Duvall（1971）提出了8 阶段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其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是Wells和Gubar（1966）提出的9 阶段家庭生命周期模型。Wells和Gubar（1966）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9个阶段：单身阶段、新婚夫妇、满巢I 、满巢II 、满巢III、空巢I 、空巢II 、独居（有劳动力）和独居（退休）。 Wells等的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是依据户主的年龄或工作状态、户主的婚姻状态和家庭中最小孩子的年龄来对家庭经历的过程阶段进行划分的。Murphy和Staples （1979）认为，随着环境的变化，诸如平均家庭规模变小、晚婚和离婚率的上升，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发生显著变化，传统模型的解释能力不佳，提出了所谓现代家庭生命周期模型。Murphy等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年轻单身阶段、已婚年轻夫妇且没有子女、年轻阶段其他情况、中年阶段和老年阶段。Gilly 和Enis（1982）认为，Wells和Gubar（1966）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Murphy和Staples （1979）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现实社会中未解释的家庭比例情况很大，且在当时社会中，例如无子女和晚育婚姻、单亲家庭以及仅考虑男性作为户主的情况，使得先前模型的解释能力不足。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对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划分应该予以考虑，例如将女性年龄纳入划分依据。Gilly 和Enis（1982）将家庭从3 个维度上进行分类：3 个相互排斥的年龄类别、家庭中是否有超过一个成人、是否有孩子。以时间的发展为水平轴，以家庭类型变化为纵轴，重新对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进行了划分，最终提出了13阶段的模型。由此可见，家庭生命周期模型从提出至今，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完善。在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的演变中，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社会环境变化对传统家庭结构的冲击，尤其是非经典家庭生命周期状况，例如，离婚家庭生命周期演变发展过程（Gilly et al. ，1982），丁克家庭、有大龄孩子的离异家庭或一方突然死亡的家庭演变过程及其消费状况（Duet al. ，2006）。 经典家庭生命周期不再是主流形态，家庭生命周期向着时序结构多元化、功能结构缺损化的方向发展，未婚同居、丁克、离婚、分居、单亲、未婚单亲等非主流家庭形态日益增多（吴帆，2012），这些家庭会经历一个非经典的家庭生命周期历程。由此可见，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是伴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展演变，正是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原有模型难以有效描述新环境下的家庭及其消费情况，才促使学者们对家庭生命周期模型不断修正与完善。现有研究中，尚未发现专门讨论分居状态下的家庭生命周期发展演变问题，这将是本文的研究出发点。（二）家庭生命周期与消费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来研究家庭的消费问题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域了，其中对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消费差异的研究是关注点之一（Reyn⁃olds et al. ，1977）。 家庭生命周期与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家庭生命周期如何影响不同消费项目支出；二是家庭生命周期如何影响消费决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变异及对其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98《管理世界》( 月刊)2016年第11期策行为过程。在家庭生命周期影响消费类别上，表现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会对不同产品类别需求有差异，或者对同一产品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表现出需求变化特征。例如，对家庭生命周期影响家庭能源消费模式的研究（Fritzsche ，1981）发现，不同类别能源消费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有所差异；对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休闲娱乐消费差异的研究（Landon et al. ，1979）发现，生命周期阶段与消费总量及具体消费项目分配有关；对家庭生命周期与家庭成员教育之关系的研究（Goldin et al. ，2008）发现，子女数量的变化与教育有显著关系；对家庭生命周期阶段转换过程中的消费模式变换规律的研究（Wilkes，1995）等等。国内学者在家庭生命周期与消费的关系方面也做过一定的研究，例如，于洪彦等（2007）基于中国环境建立了中国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研究了其对城市家庭消费的影响；也有学者针对农村普通家庭，研究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食品消费、教育培训消费等诸多方面影响（姬雄华等，2008）。同时，家庭生命周期也影响消费决策行为，例如，家庭生命周期的某一阶段对决策的影响，Wortz⁃el （1977）研究了年轻单身家庭的情况，Wattenberg（1977）研究了新婚家庭的情况，还有学者研究了孩子对家庭决策的影响（Wardand Wackman ，1972）。Stamplf（1978）认为，新婚无子女阶段和年轻单身阶段有更多的购物经历和时间，年龄与信息处理的速度和学习呈负相关。梳理家庭生命周期与家庭消费主题研究的发展不难看出，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导致家庭结构和家庭状态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家庭消费的解释力就会下降，而学者们一般都会通过对传统模型的修正并建立新的模型，来增加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家庭消费的解释力。例如，Gilly 和Enis（1982）在Wells和Gubar（1966）模型以及Murphy和Staples （1979）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新模型增加解释力；于洪彦等（2007）基于传统模型构建适合中国情境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研究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正由于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处于“分居”状态的农民工家庭消费明显缺乏解释力，故我们也试图通过构建新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的方法对其进行解释。（三）农民工家庭与消费目前，对农民工或农民工家庭相关的研究比较丰富，总体来看，可大致归纳为3 个方面。第一，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农民工家庭形态的特征与变化。在人口社会学理论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复合家庭是3 种主要的传统家庭结构。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在一起是传统家庭结构的基本特点，而长期分居却是农民工②家庭的最基本特征，由此可见，农民工家庭形态与传统家庭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有所不同。李强（1996）将农民工的家庭关系归纳为5 种基本模式③：单身子女外出型、兄弟姐妹外出型、夫妻分居型、夫妻子女分居型和全家外出型；也有学者从代际角度对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的问题展开研究，探索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家庭模式的转变（曹筱樱，2007）；另有学者从农民工家庭迁移角度研究农民工及其家庭相关的问题，分为农民工家庭的城镇化和农民工返乡回流两个方向，例如对农民工家庭城镇化迁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洪小良，2007），对返乡农民工家庭状况及农民工回流问题的研究（石智雷等，2012；郭云涛，2011）。第二，从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方面讨论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特征。例如，对农民工消费结构差异的研究（黄惠英等，2013；邢海燕等，2012）。 对农民工消费与身份认同关系的研究（王雨磊，2012）。 对农民工家庭迁移模式与消费关系的研究（刘靖，2013）。 对农民工的炫耀性消费及社会心理分析的研究（梁彩花等，2010），对农民工的文化消费（陈端计，2012），休闲消费（张永红，2011），住房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董昕等，2012）等等。此外，还有从代际角度研究新生代（第二代）农民工消费特征的成果，例如对新生代和第一代农民工消费结构的比较研究（黄惠英等，2013；邢海燕等，2012），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城市适应与消费关系的研究（汪丽萍，2013；高梦媛等，2013），对新生代农民消费决策行为的研究（沈蕾等，2013），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社会认同构建问题的研究（纪江明等，2013；金晓彤等，2013）等等。第三，还有从更为宽泛的角度讨论农民工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例如对农民工家庭的城市适应性与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纪韶，2012），对农民工的工作与家庭关系的研究（钱文荣等，2008，2009），对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研究（潘旦等，2010），对农民工城乡消费决策差异的研究（李凯等，2012）以及对农民工收入与消费支出关系的研- - 99究等等。现有研究尽管对农民工及其消费问题讨论较多，但鲜有从家庭生命周期角度对农民工家庭消费进行研究。本论文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对处于“分居”状态的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状况进行实证研究，也是对农民工消费研究领域的一种补充。三、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一）研究思路针对“引言”中所提出的3 个问题，本文将进行3 个层次的研究。研究一：验证传统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变化的解释力。试图用传统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我们调研范围内的农民工家庭不同阶段的消费结构差异情况进行验证，看传统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于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变化是否具有解释力。研究二：探究农民工家庭与普通农村家庭的消费差异缘由。如果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于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差异缺乏解释力的话，我们将探究农民工家庭形态的主要特征——异地分居现象（李强，1996）是否是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解释力失效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以非农民工的普通农村家庭作对照，来发现以分居为特征的农民工家庭在消费结构方面所发生的主要变化。研究三：构建新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并验证新建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变化的解释力。根据已有研究及我们的调查，构建出新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异模型，然后再拿这一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异模型对不同阶段消费结构的差异性进行验证，看其能否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行更好的解释。（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验证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是否能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变化做出有效解释，关键是看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能否对各种消费支出项目变化做出有效解释。家庭生命周期本身就是一个复合变量，它综合了家庭成员的数量、年龄、结构、婚姻状态、工作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因此在家庭生命周期对家庭消费影响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般都直接采用各种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状态作为解释家庭消费的自变量进行分析，例如，Derrick等（1980）、Janet 等（1983）发表在《Journal of ConsumerResearch》上的对家庭生命周期与消费关系的研究以及David（1981）发表在《Journal of MarketingResearch》上的对家庭生命周期与能源消费关系的研究。再如，于洪彦等（2007）对中国家庭生命周期影响家庭消费的研究，李志兰等（2014）对家庭生命周期影响消费意愿的研究，都主要采用家庭生命周期状态为主要自变量，结合家庭收入，研究对消费的影响。由此可见，家庭生命周期状态是影响家庭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也选择家庭生命周期状态作为影响消费的自变量，同时将家庭收入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以各项家庭支出为因变量，以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为自变量，家庭年收入为控制变量，探究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建立回归模型如下：（1）其中，β 0 为回归模型的常数项，β j 为对应于FLC j的回归系数，ϕ 为对应于income 的回归系数，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如下。1 . 因变量Y i 为农民工家庭在第i 种家庭消费项目上的支出，本研究中的家庭支出项目主要包括有伙食开支、日用品开支、服装消费、房租支出、水电煤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医疗支出、休闲娱乐支出、子女教育支出、赡养老人支出、探亲开支等等。2 . 解释变量FLC j 为家庭生命周期阶段j（1 ≤ j ≤ 6），当家庭处于生命周期阶段j 时取值为1 ，其他情况为0 。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变量是一个复合变量，我们在研究中对农民工家庭状态的众多变量进行了测量，例如，户主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最大子女以及最小子女年龄、受教育程度及目前是否工作等，其他家庭结构关系状态变量。根据这些家庭基本状态信息，我们对农民工家庭的生命周期阶段进行编码，产生了本研究的解释变量。3 . 控制变量income 表示家庭年收入，是影响家庭消费支出的重要因素。此外，在调查过程中还收集了诸如外出打工时间、家庭总人数等其他可能影响到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变量数据。在模型分析过程中，考虑到本研究中使用的解释变量本身就是一个复合变量，而家庭收入又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为降低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故只采用了家庭收入作为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Y i = β0 + β1⋅ F LC 1 + ⋯⋯+ β6⋅ F LC 6+ ϕ ⋅ i ncome + ε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变异及对其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100《管理世界》( 月刊)2016年第11期（三）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来源于对全国各省份农村家庭的广泛调查。主要借助于笔者所在高校每年所开展的“千村调查”活动，对全国26个省份（共计67个市）的农村家庭所进行的调查获得。调查时间为2013年7 月~ 8 月，共计发放问卷400 份，回收问卷345 份，最终获得259 份农村家庭④的有效问卷。其中有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家庭109 个，占比42. 1 % 。从家庭所处生命周期阶段⑤来看，调查样本中属于单身家庭的占比0 . 8 % ，新婚无子女家庭占比0 . 4 % ，满巢Ⅰ家庭占比7 . 7 % ，满巢Ⅱ家庭占比47. 5 % ，满巢Ⅲ家庭占比25. 5 % ，空巢家庭占比17. 4 % ，独居家庭占比0 . 4 % ，其他情况占比0 . 4 % 。其二，来源于在上海开展的农民工家庭专项调查。2013年7 月~ 10月我们在上海⑥开展了对农民工家庭的专项调查，调查小组在上海全市各区共计发放问卷600 份，回收472 份，剔除无效调查对象，最后共计获得有效问卷⑦382 份，有效样本为来自全国25个省或直辖市的农民工家庭。从家庭所处生命周期阶段来看，专项调查获得数据中，单身家庭的占比31. 7 % ，新婚无子女家庭占比2 . 9 % ，满巢Ⅰ家庭占比19. 6 % ，满巢Ⅱ家庭占比31. 4 % ，满巢Ⅲ家庭占比9 . 9 % ，空巢家庭占比3 . 4 % ，其他情况占比1 . 0 % 。在上海开展的专项调查中农民工家庭的基本情况为，外出打工时间较长，平均外出打工时间为9年多，平均家庭规模为2 . 68人。被调查农民工家庭主要消费支出的描述统计情况如表1 所示。四、传统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变化的解释力及其原因（一）研究一：验证传统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变化的解释力家庭消费结构在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变化已得到许多研究成果的支持。例如，Landon 等学者（1979）的研究发现休闲娱乐消费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差异；Mc⁃Dougall等学者（1981）的研究发现，能源消费（取暖、用电和交通费用）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也会产生显著变化，Wilkes（1995）的研究指出，保险和医疗产品的消费也会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变化表现出增长型的趋势。国内的研究也显示，家庭生命周期对食品、服装、教育以及文化娱乐消费的占比变化有影响，呈现不同的周期性变化（刘欣，1994）；家庭生命周期对服装、家庭教育、休闲娱乐、交通通信支出的变化有较好的解释能力（于洪彦等，2007）。 那么，传统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于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否具有同样的解释能力呢？我们利用在上海开展的农民工家庭消费专项调查的数据，对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消费结构的差异性进行了验证。依据上文设定的回归模型（1），以各种家庭消费项目为因变量，传统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为自变量，家庭收入为控制变量，探究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对各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过程中，鉴于样本的实际情况，在此不将独居和其他家庭纳入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 所示。表2 结果表明，在控制家庭收入的情况下，传统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解释能力很有限，仅对极少数家庭支出项目有解释效果，例如，对子女教育支出（β 传统满巢Ⅱ= 0 . 561 ，p<0 . 01）、日用品消费（β 传统满巢Ⅰ= 0 . 352 ，p<0 . 10）、房租支出（β 传统空巢= 0 . 177 ，p<0 . 10）、赡养父母支出（β 传统满巢Ⅲ=-0 . 267 ，p<0 . 10；β 传统空巢=-0 . 199 ，p<0 . 10）和探亲支出（β 传统满巢Ⅰ= 0 . 335 ，p<0 . 10）的表1 农民工家庭状况与主要支出项目的描述统计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户主年龄33.719.17水电煤/ 月171.65212.78打工时间9.646.99交通通讯/ 月213.01229.98家庭人数2.681.33医疗/ 月70.48133.81家庭年收入72139.4750167.62休闲娱乐/ 月151.90315.34伙食/ 月941.81714.68其他开支/ 月86.23302.48日用品/ 月231.00268.74子女教育3123.125534.51服装/ 月279.42317.59赡养老人6537.507273.52房租/ 月744.73927.02探亲开支3037.773629.78注：表中各费用支出项目的单位为“元”，户主年龄为“岁”，打工时间为“年”。表2 传统家庭生命周期状态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回归分析传统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单身新婚无子女满巢Ⅰ满巢Ⅱ满巢Ⅲ空巢家庭年收入R2F-value传统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单身新婚无子女满巢Ⅰ满巢Ⅱ满巢Ⅲ空巢家庭年收入R2F-value伙食0.0950.1090.2840.2240.1660.0800.439***0.27417.077***医疗0.0760.0330.0620.1710.1130.0870.192***0.0512.027*日用品0.1620.0400.352*0.1700.058- 0.0110.494***0.33320.745***休闲娱乐- 0.067- 0.035- 0.163- 0.180- 0.134- 0.1140.552***0.29115.620***服装0.0790.0010.1010.006- 0.022- 0.0930.564***0.33420.455***其他开支0.125- 0.0030.1440.1480.0140.0760.119*0.0271.040房租0.0140.0730.0510.0020.0170.177*0.283***0.1226.409***子女教育0.0080.0070.2840.561***0.074- 0.0030.0710.27417.529***水电煤- 0.0440.0210.0840.0230.0050.1570.273***0.1276.032***赡养父母- 0.095- 0.158- 0.285- 0.220- 0.267*- 0.199*0.255***0.1025.285***交通通讯- 0.141- 0.012- 0.055- 0.107- 0.019- 0.0870.480***0.25913.275***探亲开支0.2400.0680.335*0.3620.1400.1080.278***0.1175.927***注：表中为标准化系数，其中，* 表示p<0 . 1 ，**表示p<0 . 05，*** 表示p<0 . 01。- - 101变化有微弱影响，而对其他消费支出项目的变化几乎没有影响。也就是说农民工家庭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消费结构几乎是没有差异的。此验证结果不仅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一致，而且也不符合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一些现实情况。此外，采用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变化进行解释时，还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中的最大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采用变量替换法对家庭收入进行替换，或剔除家庭收入变量，依旧无法消除。对关注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变量进行替换（采用新的划分标准），会解决共线性问题（见下文第五部分）。 换句话说，传统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对农民工家庭消费数据的解释不适用。由此我们获得研究结论一：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于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变化缺乏解释能力。（二）研究二：处于分居状态的农民工家庭与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差异鉴于已有研究证明传统家庭生命周期对普通农民家庭不同阶段的消费变化具有解释能力（姬雄华等，2008），故要说明为什么其对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变化不具有解释能力，就必须将这两种家庭的消费情况进行比较，看是否在消费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分析这两种家庭在形态上的主要差别，就有可能找到影响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变化缺乏解释能力的主要原因。研究二根据在上海和全国各省份农村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农民工家庭和普通农民家庭消费结构的比较研究。研究二所用数据来自两部分：农民工家庭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对上海地区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专项调查；而普通家庭的数据则来自全国各省份农村家庭的调查。在全国农村家庭调查的样本中剔除外出打工家庭的数据，从中提取了普通农民家庭的样本计150 个非农民工（农村）家庭样本作为对照样本，占农村家庭样本总数的51. 9 % 。上述两部分共计获得289 个样本数据，按照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来看，单身家庭的占比0 . 7 % ，新婚无子女家庭占比0 . 7 % ，满巢Ⅰ家庭占比19. 4 % ，满巢Ⅱ家庭占比54. 3 % ，满巢Ⅲ家庭占比15. 2 % ，空巢家庭占比9 . 7 % 。对样本数据按分居状态农民工家庭和普通农民家庭分组，采用独立样本等均值T 检验对两组数据进行验证。首先，对家庭年收入和年支出进行分析。从表3 可见，农民工家庭年平均收入为69313 . 87元，普通农民家庭平均年收入为 69958 . 67元，两者并无显著差异（p=0 . 919 > 0 . 05）。 在家庭年支出方面，农民工家庭年平均支出38131 . 09元，普通农民家庭年平均支出为38154 . 08元，两种类别的家庭也没有显著差异（p=0 . 997 > 0 . 05）。 也就是说，两种类型的家庭在收入和支出上没有显著差别。这样就可以排除收入和支出总量因素对这两种类型家庭消费差异的影响。然后，我们再对两类家庭的消费结构进行比较。将各消费项目支出额除以家庭消费支出总额，得到各项消费的占比，再对两类家庭各项消费的占比进行对比分析，采用等均值T 检验，比较结果如表4 所示。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对两种类型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总量进行控制（基本相等）的情况下，农民工家庭同普通农民家庭在消费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具体来讲，农民工家庭在服装消费、交通通讯消费和其他消费的占比上明显低于普通农民家庭，而在赡养消费、探亲支出占比上则明显高于普通农民家庭。而在伙食消费、日用品消费、水电煤消费、休闲娱乐消费及子女教育支出方面，两种类型家庭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上述结果呈现出一个有趣现象，即在收入和支出总额相当的情况下，农民工家庭家庭年收入家庭年支出家庭类型分组普通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普通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N150137142119均值69958.6769313.8738154.0838131.09标准差70137.6332673.2467129.7019869.77方差Levene 检验F=31.113p=0.000F=5.312p=0.022等均值T 检验p=0.919> 0.05p=0.997> 0.05表3 家庭收入与支出按家庭类别分组比较注：上述检验结果均为考虑方差齐次性基础上的结果。表4 家庭消费结构按家庭类别分组比较项目伙食占比日用品占比服装占比水电煤占比交通通讯占比医疗占比组别普通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普通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普通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普通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普通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普通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均值31.4%31.3%7.7%6.8%8.6%6.8%5.4%4.9%8.4%6.1%4.0%2.4%标准差0.1480.1540.0590.0440.0590.0660.0380.0460.0630.0400.0760.038等均值T 检验P=0.977P=0.215P<0.05P=0.418P<0.01P<0.1项目休闲娱乐占比其它消费占比子女教育占比赡养老人占比探亲支出占比组别普通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普通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普通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普通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普通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均值2.6%2.3%4.1%1.7%12.5%12.4%8.0%14.4%4.8%7.0%标准差0.0390.0430.0950.0440.1560.1330.1110.1350.0620.058等均值T 检验P=0.578P<0.05P=0.960P<0.01P<0.01注：上述检验结果均为考虑方差齐次性基础上的结果。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变异及对其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102《管理世界》( 月刊)2016年第11期在基本生活消费上相比于普通农民家庭更加节俭，表现为日常消费支出项目或没有差别，或明显低于农民工家庭；但在赡养老人和探亲开支上的占比则明显高于普通农民家庭。这一结果应当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因为农民工家庭异地分居，平时家庭联系较少，进而只能通过在赡养老人支出和每年必不可少的探亲支出方面的投入，来弥补维系家庭关系上精力投入的不足。而为了节攒这方面的费用，在城里的农民工家庭在日常生活方面必然表现的更为节俭。当然在对子女教育投入方面，两类家庭必然会同等重视，所以在这方面的支出不会有明显差别。从以上农民工家庭和普通农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差异性比较可以看出，两类家庭在部分消费支出上形成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家庭的异地分居状况。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民工家庭的分居状况十分明显，而主要表现为夫妻分居和代际分居两种情况。在所获取的样本数据中，14. 4 % 的家庭属于夫妻分居。或是夫妻一方在城市打工，另一方在农村老家；或是夫妻双方在不同的城市打工。33. 5 % 的家庭属于代际分居，主要表现为父辈外出打工，子女在农村老家上学。由于我们的调查侧重以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为家庭的第一代，故忽略了子女在城里打工，父母在农村居住的代际分居情况。如果加上这种状况的家庭，分居家庭的比重肯定还会更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农民工家庭同普通农民家庭在消费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第二，农民工家庭中较为普遍的异地分居状态是造成其消费结构不同于普通农民家庭的主要原因。而已有研究中用传统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所分析的主要是普通农民家庭，没有考虑到家庭成员异地分居的状况。所以当用传统家庭生命周期的模式去分析以异地分居为主要特征的农民工家庭时，解释力就下降了。因此，只有根据农民工家庭异地分居的不同状态，重新构建农民工家庭特定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才可能有效地解释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五、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变异及对其消费变化影响的验证（一）研究三：新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的构建Wells等（1966）提出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影响深远，他依据户主年龄/ 工作状态、婚姻状况和家庭中最小孩子的年龄将家庭经历过程划分为9 个阶段。伴随着环境变化，家庭的平均规模变小、晚婚和离婚率的上升，Murphy等（1979）提出了新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他们将家庭经历的过程划分为年轻单身阶段、年轻已婚但无子女、年轻阶段其他情况、中年阶段和老年阶段，并将各阶段又做了更为具体的划分。Gilly 和Enis（1982）重新对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进行了划分，最终提出了13阶段的模式。此外，国内学者也曾从中国国情特点出发，尝试建立符合中国情境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于洪彦等，2007）。 国内外学者提出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均是针对典型的家庭形态，而未将家庭成员的分居状态考虑在内。所以用这样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来分析处于异地分居状态的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变化时，解释力自然会下降。我们在研究三中就试图去构建一种能反映异地分居状态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看能否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做出更为确切的分析。家庭成员分居情况普遍存在于农民工家庭之中。虽然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但是其与农村还会有很多联系，例如在农村有土地、有祖屋，没有举家迁移等。这就造成了农民工家庭在城市有个工作时长期居住的家，在农村也有个维系家庭关系的家。在没有举家迁移之前，农民工家庭需要长期维持这样一种分居和流动的状态，经常在“城市的家”与“农村的家”之间奔波。已有研究显示，农民工外出打工造成的人口流动趋向正在发生改变，从最初家庭中的个别成员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到目前大规模“举家迁移”式的全家外出打工。如果从农民工外出打工引起农村家庭向城市家庭转变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家庭形态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其过程如图1所示。从农民工家庭变迁过程也可以看出，异地分居是农民工家庭在各个主要阶段的基本特征。基于此我们以农民工家庭在各阶段的分居状态为依据，构建出同传统家庭生命周期相异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如表5），并试图以该变异后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为主线，再来验证各个阶段中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差异性。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将家庭状态划分为单身家庭、已婚无子女家庭、满巢家庭、空巢家庭、独居家庭等几个阶段，其中“满巣”阶段又分为“满巢Ⅰ：有学龄前（0 ~ 7 岁）子女”和“满巣Ⅱ：有学龄期间- - 103（7 ~ 18岁）子女”两个分阶段。但是在传统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都未考虑家庭成员异地分居的状况。本文基于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所构建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则充分考虑了家庭成员异地分居这一特征性的状况。如：在单身家庭阶段，考虑到了第一代年轻农民工进城打工，虽属“单身”，但其同农村父母间仍有密切的情感和经济上的联系；在年轻已婚家庭中，有配偶在农村异地分居的状况；而在“满巢”阶段中，也有同配偶或子女异地分居的状况。在此，我们根据是否同配偶的分居将此阶段家庭状态定义为新的“满巢”和“空巢”两种阶段；同样在“空巢”阶段，也考虑了农民工同其配偶异地分居的状态。依据上述对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的构建，可将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演变过程描绘如图2 所示。图2 着重考虑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过程，包括由传统农村家庭向农民工家庭的变化情况。当然，存在由农民工家庭回归普通农村家庭的变化情况，在图2 中没有重点关注。根据本文“研究二”所得到的结论，农民工家庭的异地分居状况是造成其消费结构不同于普通农民家庭的主要原因，据此构建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在对家庭消费进行解释时，应能对消费结构的差异变化能做出有效解释。因此，我们假设：新构建“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可能有效地解释不同阶段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差异性变化。例如，随生命周期阶段变化，农民工家庭在食品、日用品、服装、子女教育、探亲等方面的消费呈现倒U 型趋势；在房租、水电煤、家庭医疗等方面消费呈现逐步增长趋势；在休闲娱乐、父母赡养方面的支出可能呈现下降趋势。要验证这一假设，关键在于利用新建模型对各消费支出项目进行解释时，相比于传统生命周期模型能更好地发现消费支出随生命周期阶段变化的规律。图1 农民工家庭城镇化过程示意图表5 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描述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所处阶段单身年轻已婚满巢满巢Ⅰ满巢Ⅱ空巢独居家庭状态描述年轻，未婚结婚成家，无子女已婚，有子女已婚，有学龄前（0~ 7 岁）的子女已婚，有学龄期间（7~ 18岁）未成年子女夫妻健在，成年子女离家夫妻中一人去世，鳏寡独居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所处阶段单身年轻已婚新婚分居满巢分巢空巢分巢3（空巢分居）独居及其他分巢1分巢2家庭状态描述打工者在城市，单身已婚，无子女，夫妻双方在城市已婚，无子女，打工者在城市（1）已婚，打工者夫妻和子女（未成年）在城市（2）已婚，打工者和配偶在城市（1）已婚，打工者在城市（2）已婚，打工者和子女（未成年）在城市已婚，有子女（成年离家），夫妻双方在城市已婚，打工者在城市打工者在城市，夫妻一人去世，独居及其他情况父母在农村*配偶在农村子女（未成年）在农村配偶和子女（未成年）在农村配偶在农村配偶在农村注：* 此处所构建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式是以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为主要观察对象，所以原则上不考虑其父母。但由于客观上进城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还是存在着同农村父母间的密切联系，仍属异地分居的一种类型，故在此也将其列为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起始阶段的一种家庭状态。图2 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过程示意图年轻单身 年轻新婚新婚分居满巣 空巣分巢1 分巢2 分巢3独居（及其他）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变异及对其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104《管理世界》( 月刊)2016年第11期提出上述假设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从调研过程中对农民工的访谈情况来看，农民工家庭在众多消费项目上的确因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已有研究也从多方面反映了家庭消费支出与生命周期阶段之间的关系特征。例如：Wilkes（1995）利用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消费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大量产品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转变过程中的消费研究，发现了3种一般消费模式：第一种，倒U 型消费模式，也即随着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消费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食品、服装、日用品等；第二种，逐步增长模式，如家庭改善、保险和医疗产品与服务类消费；第三种，下降型模式，如立体音响设备、酒精饮料等产品消费。刘欣（1994）分析了城市住户家庭生命周期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发现对食品、服装、教育以及文化娱乐支出占总消费比重是有影响的，且呈现不同的周期性变化。于洪彦等（2007）在构建中国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基础上，分析了对中国城市家庭消费的影响，发现新建模型对服装、家庭教育、休闲娱乐、交通和通信的家庭支出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农民工家庭消费涉及各个方面，不同的消费支出项目在生命周期中会表现出不同特征趋势。但是，研究一结果表明，利用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变化进行解释时，并没有发现这些变化规律，这与访谈调查结果以及已有研究结论不相符合。新建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若能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差异做出有效解释 ，那么上述已有研究发现的家庭生命周期过程中，消费模式变化的特征也应能被模型捕捉到。因此，下一步就是要验证利用新建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消费支出变化模式进行解释时，是否能够发现上述特征。（二）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解释力验证为验证新建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家庭消费变化的解释效力，我们仍然利用研究一中所用过的农民工家庭消费专项调查数据，建立各项家庭消费支出与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关系的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首先按照新构建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家庭状态进行重新编码，结果显示，样本中31. 7 % 的家庭属于单身家庭，0 . 8 % 的家庭属于新婚分居，2 . 6 % 的家庭属于年轻已婚，9 . 2 % 的家庭属于分巢，41. 1 % 的家庭属于满巢，1 . 6 %的家庭属于空巢分居，9 . 2 % 的家庭属于空巢，独居及其他家庭占3 . 9 % 。以各项家庭消费支出为因变量，以新建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为自变量，家庭年收入为控制变量，探究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对家庭消费变化的影响，建立回归模型如下：（2）其中，Y i 表示第i 种家庭支出；MFLCj 为新建家庭生命周期阶段j（1 ≤ j ≤ 8），当家庭处于生命周期阶段j 时取值为1 ，其他情况为0 ；β 0 为回归模型的常数项，β j 为对应于FLC j 的回归系数；income 表示家庭年收入，ϕ 为对应的回归系数。为降低回归模型的共线性问题和提高模型有效性，在分析中将满巢家庭作为参照组进行编码，未将占比很小的新婚分居家庭纳入模型中，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结果显示，新建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以下简称“新模式”）相比于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而言，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解释效力有明显提升。一方面，回归方程中的常量（也即参照组）捕捉到了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另一方面，新模式对众多家庭消费支出的变化有显著的影响。在伙食支出方面，单身家庭、独居家庭的伙食支出显著少于对照组满巢家庭，分巢家庭的伙食支Y i = β0 + β1⋅ MF LC 1 + ⋯+ β8⋅ MF LC 8+ ϕ ⋅ i ncome + ε表6 新建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对消费影响的回归分析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常量（满巢）单身年轻已婚分巢空巢分居空巢独居及其他家庭年收入R2F-valueVIF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常量（满巢）单身年轻已婚分巢空巢分居空巢独居及其他家庭年收入R2F-valueVIF伙食637.7***- 0.210***- 0.006- 0.105**- 0.011- 0.056- 0.117**0.456***0.29919.234***≤ 1.310医疗53.1***- 0.095- 0.026- 0.0410.004- 0.055- 0.0630.172***0.0471.855*≤ 1.289日用品94.4***- 0.124**- 0.061- 0.086*- 0.105- 0.193***- 0.088*0.506***0.31619.166***≤ 1.291休闲娱乐- 138.3***0.139**0.0360.105*- 0.017- 0.0700.0850.556***0.31017.106***≤ 1.294服装34.70.030- 0.107- 0.049- 0.017- 0.067- 0.0390.574***0.32617.723***≤ 1.291其他开支60.6- 0.042- 0.058- 0.060- 0.034- 0.001- 0.0740.113*0.0261.014≤ 1.280房租353.1***- 0.0190.013- 0.058- 0.0390.110**- 0.0140.286***0.1075.523***≤ 1.309子女教育5629.5***- 0.484***- 0.160***- 0.110**- 0.089*- 0.126**- 0.178***0.0170.21913.008***≤ 1.308水电煤108.9***- 0.108*- 0.047- 0.048- 0.0360.062- 0.0440.270***0.1125.265***≤ 1.293赡养父母3047.9***0.194***- 0.0480.116**- 0.030- 0.051- 0.0340.244***0.0914.689***≤ 1.285交通通讯65.6**- 0.0720.0150.024- 0.027- 0.0420.0390.483***0.25913.286***≤ 1.282探亲开支2437.8***- 0.175***- 0.058- 0.064- 0.071- 0.091- 0.136**0.263***0.1316.786***≤ 1.287注：因新婚分居家庭在样本中占比极小，未将其列入自变量。表中除常量一项外均为标准化系数，其中，* 表示p<0 . 1 ，**表示p<0 . 05，*** 表示p<0 . 01。- - 105出也明显小于满巢家庭，而其他阶段家庭的伙食支出相当。从整个家庭生命周期历程来看，伙食支出大体呈倒U 型变化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分巢和满巢在伙食支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新模式中“分巢”指的是“在有子女的情况下夫妻异地分居”，而“满巢”则是指“夫妻同处一地，但子女可能分居”。验证结果显示“分巢”的伙食支出明显少于“满巢”，可见，“夫妻分居”是异地分居的主要状态，对消费的影响力最大。在夫妻分居的“分巢”状态下，“家”的概念会明显淡薄，农民工的一日三餐会十分简单，从而在伙食支出上就会明显少于家庭形态比较完整的“满巢”阶段。同样，这一规律也反映在日用品消费支出上。由于同样的原因在新模式的影响下，农民工家庭的日用品消费支出也呈现倒U 型变化趋势，且“分巢”的日用品支出少于“满巢”。在房租支出方面，“空巢”家庭明显高于其他阶段，此阶段的家庭一方面子女已经成年或独立，且打工者夫妇同在城市工作，因而有条件且愿意多支付房租改进居住环境。而“空巢分居”家庭因同配偶异地分居，所以就不需要考虑改善居住环境。同样，在休闲娱乐支出上，单身家庭和“分巢”家庭明显高于其他家庭，这很可能与“分巢”阶段打工者一人在城市居住，比较空闲和寂寞有关。而且相对于同样是单独居住的“空巢分居”阶段而言，“分巢”阶段的打工者年龄较轻，娱乐的需求更为强烈。总体而言，休闲娱乐消费随着生命周期阶段变化，呈现由高到低的趋势。从验证结果中可以看到，“分巢”阶段的打工者由于一人在城市居住，其消费方式同单身打工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此外，在水电煤支出方面，年轻单身家庭明显少于其他家庭阶段，这和单身打工者大多不单独做饭相关。在子女教育支出方面，“满巢”家庭的教育支出明显高于其他各阶段，相比于“分巢”家庭而言，夫妻双方都在城市打工的家庭可能更倾向于在子女教育上有更多的投入。在赡养父母支出方面，单身家庭和满巢、分巢家庭相比于其他阶段在赡养父母方面有更多的支出，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在探亲支出方面，沿袭了倒U 型趋势，即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探亲支出先增多再减少。而在服装、交通通讯和医疗支出方面，并没有发现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有显著差别。由此可见，除控制变量家庭年收入外，新模式在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对伙食、日用品、房租、水电煤、休闲娱乐、子女教育、赡养父母和探亲支出都显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化影响。而在子女教育、赡养父母和探亲支出方面，相比于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的解释效果而言，则更加明显。因此可得出结论：新构建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能表现出更佳的解释效力。（三）进一步稳健性检验为增加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我们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多重共线性诊断。对新模式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计算，发现所有模型的最大VIF都小于10，均在合理的范围内（详见表6），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2）异方差诊断。对新模式下的模型估计异方差诊断，采用了White检验。检验结果显示，除“服装”和“子女教育”模型估计上存在异方差外，其他模型均没有异方差情况（见表7）。 为纠正异方差对估计的影响，下文将采用GLS 估计法⑧进行异方差纠正，同时对其他模型进行估计并与OLS 估计进行比较，以增加结果的可靠性。（3）内生性检验。对模型的内生性检验，采用了Hausman 检验法，通过比较OLS 与2 SLS 估计值，判断差异是否是统计上显著来确定变量的内生性。在上述分析的各个模型中，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各状态类型首先是相互排斥的，其次一个家庭属于哪个生命周期阶段是唯一的，这些变量是外生的，因此内生性检验主要判断模型中除上述类型变量外的其它变量。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见表7），所有各模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为进一步检验上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选择使用GLS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检验结果的稳定性。从数据出发，新建农民工生命周期模型本就是对数据按照新标准进行的调整。从变量出发，我们也利用诸如外出打工时间、户主年龄等变量替换家庭收入变量，Hausman 检验已经证明替换变量对结果影响不大。从计量方法出发，我们选择了GLS 法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并与OLS 估计量进行对比，表7 异方差与内生性检验结果检验类型异方差White检验内生性Hausman 检验检验类型异方差White检验内生性Hausman 检验伙食p=0.206p=0.445医疗p=0.739p=0.302日用品p=0.617p=0.145休闲娱乐p=0.091p=0.151服装p=0.004p=0.300其他开支p=0.308p=0.728房租p=0.159p=0.467子女教育p=0.000p=0.061水电煤p=0.934p=0.443赡养父母p=0.759p=0.407交通通讯p=0.367p=0.808探亲开支p=0.276p=0.554注：此处采用p<0 . 05拒绝标准。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变异及对其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106《管理世界》( 月刊)2016年第11期看结果是否稳定。对比表6 和表8 的估计结果可见，一方面，采用GLS 估计方法的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有明显提升，突出表现在部分模型的R2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两种估计方法得出了各消费项目与农民工生命周期阶段的关系模式基本一致。具体来讲，农民工家庭在伙食、房租、水电煤、医疗、休闲娱乐、赡养父母等支出项目上表现完全一致，在日用品、服装、交通通讯、子女教育等支出项目上基本一致。由此可见，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六、研究结论本文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探索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问题。首先，运用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并未呈现显著的差异性变化。该结果既不符合普通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规律，也不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现实状况。因此得到结论：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于农民工家庭的解释力失效。其次，我们试图探索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解释力失效的原因。通过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和普通农民家庭消费的对比性分析，发现两者在消费结构方面呈现较大差异，而家庭成员长期异地分居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因而推理其也是导致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解释力失效的主要原因。再次，围绕农民工家庭异地分居这一主要特征，重新构建了描述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的新模式。将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为单身、年轻已婚、新婚分居、分巢（含分巢1 、分巢2）、满巢、空巢、空巢分居（分巢3）、独居及其他这几个阶段。最后，运用新构建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再对反映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有关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新构建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农民工家庭在伙食、日用品、房租、水电煤、交通通讯、医疗、休闲娱乐、子女教育、赡养父母和探亲等方面的支出都有显著的差异性变化，而且都符合所观察到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实际情况。于是得到研究结论：对于农民工的家庭生命周期必须根据其异地分居的主要特征进行变异，而变异后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有很好的解释效力。家庭生命周期的理论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60年代趋于成熟的，其重要意义就在于能通过对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消费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来对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和预测，是消费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构建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典型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已显著不适应因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变异的各种新的当代家庭形态，从而降低了其对社会消费结构变化的解释意义和预测效果。根据新的情境进行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的修正和重构是消费经济和市场营销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从一个新的角度——分居家庭形态进行了家庭生命周期的研究和模型重构，从而为完善家庭生命周期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依据。可预见，通过对当代社会中新出现的各种主要家庭形态的深入研究，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必将形成一个由多种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所构成完整体系，从而能在对社会消费结构变化和发展的预测性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本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消费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和营销学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工商企业所关心的问题。这一涉及上亿人的社会群体的消费投向和消费行为，不仅涉及民生问题，也关系到市场变化和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如果能从正确的家庭生命周期描述上来分析表8 新建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对消费影响的GLS 估计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常量（满巢）单身年轻已婚分巢空巢分居空巢独居及其他家庭年收入R2F-value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常量（满巢）单身年轻已婚分巢空巢分居空巢独居及其他家庭年收入R2F-value伙食581.2***- 0.121***- 0.012- 0.075**- 0.006- 0.034- 0.058*0.768***0.66087.574***医疗70.9***- 0.117*- 0.028- 0.042- 0.005- 0.042- 0.0640.204***0.0692.774***日用品- 128.7***- 0.028- 0.010- 0.0150.004- 0.092***- 0.0250.937***0.920480.588***休闲娱乐- 283.8***0.0130.0050.053**- 0.002- 0.056**0.0230.940***0.873260.871***服装- 49.3- 0.023- 0.014- 0.019- 0.007- 0.092***- 0.0190.912***0.863257.260***其他开支5.1- 0.014- 0.019- 0.038- 0.0090.009- 0.0230.343***0.1235.337***房租622.4***- 0.0250.021- 0.055- 0.0470.168***- 0.060.183***0.0723.574***子女教育5891.7***- 0.080- 0.073- 0.101*- 0.064- 0.148***- 0.026- 0.0230.0391.881*水电煤139.5***- 0.110*- 0.041- 0.037- 0.0170.104*- 0.0520.323***0.1587.804***赡养父母3650.4***0.196***- 0.0310.124**- 0.027- 0.043- 0.0280.213***0.0763.825***交通通讯16.2- 0.0510.0080.022- 0.013- 0.0180.0200.802***0.66174.229***探亲开支3828.1***- 0.191***- 0.054- 0.080- 0.052- 0.047- 0.0800.0860.0582.739***注：因新婚分居家庭在样本中占比极小，未将其列入自变量。表中除常量一项外均为标准化系数，其中，* 表示p<0 . 1 ，**表示p<0 . 05，*** 表示p<0 . 01。- - 107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规律，就能准确地估量这一市场的实际容量及其发展变化，从而在商品供应和资源配置上做好相应的准备。另一方面，通过本研究也使我们充分地认识到，由于农民工的存在，而使城市市场和乡村市场间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农民工家庭的购买力会在这两个市场间不停的流动，而其流动的方向和规模则是随着其家庭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我们制定启动内需市场的政策时，必须充分关注这一现象。对于企业而言，能准确预测和把握农民工家庭在其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主要消费需求和购买行为特征，就能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生产并制定出相应的营销策略，在满足农民工家庭消费需求的同时，扩展自己的市场，提升企业的效益。本文虽然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视角对农民工家庭消费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尚待完善的地方。首先，研究的样本量有待扩大。在对农村家庭和农民工家庭的调查中，虽然样本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但样本总量尚不充裕，主要因为调查难度很大，数据的完整性很难保证。其次，对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其他干扰因素考虑不够充分。在实证检验时，只对家庭收入进行了控制，而未考虑对其他因素的必要控制，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应进一步增加控制变量，排除其他因素对验证结果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新构建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只是根据问卷调查的资料进行粗略的描述，而缺乏通过深度访谈资料的解释性归纳，后续研究还需要对此进一步完善。（作者单位：晁钢令，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万广圣，上海健康医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责任编辑：程漱兰）注释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gov.cn/gzdt/2013- 05/ 27/con ⁃tent_2411923 .htm ，2013年5 月27日。②钱文荣等（2009）对农民工有清晰的界定，从职业、制度、身份、劳动关系及地域等角度进行了界定。本文的农民工是指户籍为农村户口，在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工作以获取劳务工资的工作者。③李强（1996）对5 种家庭关系的界定为：单身子女外出型即家庭中单身女子或单身男子外出打工；兄弟姊妹外出型即兄弟姐妹或兄妹姐弟远离家庭在城市中打工；夫妻分居型即丈夫一方或妻子一方在城市中做民工，留下配偶、孩子和老人在家乡；夫妻子女分居型，即年轻的夫妻二人外出打工，留下老人与孩子在农村；全家外出型即夫妻子女的小家庭全部都外出打工，一般仍有老人留在农村。④本研究将满足下述条件之一的家庭称之为农村家庭：（1）主要成员为农业户口；（2）拥有家庭耕地；（3）家庭成员从事农业生产工作。调查中发现，虽然在农村开展调查，但是有部分家庭已经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家庭，家庭成员没有农业户口、耕地或从事农业生产，没有农业相关收入，因此予以剔除。⑤对家庭生命周期的划分，Wells等（1966）提出了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Murphy等（1979）提出修正的现代家庭生命周期模型，Gilly 等（1982）根据当时美国家庭状况进行了再次修正。后续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基本是基于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进行的修正，此处借鉴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将其划分为单身家庭、新婚无子女家庭、满巢家庭（含满巢Ⅰ、满巢Ⅱ、满巢Ⅲ）、空巢家庭、独居家庭和其他情形家庭。⑥上海作为大型城市，外来人口众多，据2012年上海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底，常住人口2347. 46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419. 36万人，也即约40% 的非本地户籍人口长期在上海工作，其中，大量为农民工群体。⑦此处有效的调查问卷，限定为调查对象为非沪籍农业户口的农民工。⑧详细估计程序参见伍德里奇（2010）。 通常采用WLS 对异方差进行纠正，在此由于是大样本，我们采用了GLS 程序对异方差进行处理，即首先采用eδ0+ δ1x1+ ⋯+ δkxk形式估算权重，再使用WLS 进行估计。参考文献（1）曹筱樱：《论民工代际变迁及农村家庭模式的转变》，《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 期。（2）陈端计：《快速工业化地区农民工文化消费问题及提升对策探讨》，《 消费经济》，2012年第8 期。（3）陈增明、余香、杨贵军：《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 期。（4）董昕、张翼：《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2012年第10期。（5）高梦媛、郑欣：《文化自觉: 从娱乐消费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7 期。（6）郭云涛：《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回流行为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 期。（7）何可、张俊飚、田云：《家庭生命周期、人口学特征与劳动力节约型基础需求》，《 软科学》，2013年第8 期。（8）黄惠英、钟秋波：《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分析》，《 商业时代》，2013年第12期。（9）洪小良：《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6 期。（10）纪江明、陈振营、赵毅：《新生代农民工“二元化”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 人口与发展》，2013年第2 期。（11）纪韶：《举家外出的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年第1 期。（12）姬雄华、冯飞：《农村居民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食品消费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5 期。（13）姬雄华：《农村居民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教育与培训消费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14）姜淼、何理：《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研究》，《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年第6 期。（15）金晓彤、崔宏静：《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与炫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变异及对其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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