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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与劳动力长期供给
来源:一起赢论文网     日期:2020-01-12     浏览数:1742     【 字体:

 ; 1549 岁中青年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由 2015 年的 74. 21% 下降到 2050 年的 64. 07%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还会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由于劳动参与率随年龄的提高呈倒 U 型变化( 马忠东等,2010) ,那么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会导致未来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劳动力供给数量衰减,劳动力供需格局发生反转,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长期以来,当人们讨论国有资本划转时,通常仅考虑对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弥补,而很少关注其将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何种影响。不划转时,为弥补基金缺口,可通过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或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来实现,但这会使个人预算约束收紧。作为弥补基金缺口的长效机制,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将通过“挤占公共财政收入”和“放松个人预算约束”两条路径作用于个人生育和教育决策,影响劳动力长期供给。与不划转相比,一方面,划转挤占了公共财政收入,在财政预算平衡和支出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公共教育投入相应减少。若公共教育与私人教育呈替代关系,公共教育投入的减少会加大父母对子女的私人教育投入,由此产生的经济压力会抑制生育倾向,导致劳动力数量下降。另一方面,划转增加了基金收入,使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或养老金替代率上升,从而放松个人预算约束,激励父母生育子女和增加私人教育投入,促进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上升。那么,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究竟将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何种影响,我们并不能直观地得出结论,需要通过构建模型和进行数值模拟来加以分析。目前,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终结,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从促进劳动力供给增长的角度出发,研究划转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 第三部分是构建理论模型; 第四部分是求解平衡增长路径并考察划转对劳动力数量、质量和总供给的影响; 第五部分是参数取值、数值模拟与敏感性分析; 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启示。二、文献回顾养老保险通过改变个人预算约束影响劳动供给决策,而劳动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使得养老保险的劳动供给效应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既有文献对该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以劳动参与率和周工作小时数为评价指标,从统计或实证视角评估一定时期内养老保险制度及其改革对劳动力数量的影响; 二是以生育率或人力资本为内生变量,从一般均衡视角考察养老保险制度及其改革对劳动力数量或质量的长期影响。大量统计或实证分析表明,建立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都出现了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下降现象。Gruber Wise( 1999) 通过统计 11 OECD 国家的数据发现,这些国家 6064 岁男性劳动参与率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都曾超过 70% ,但到了 90 年代中期,多数国家降到 50% 以下。French Jones( 2012) 统计得出 OECD 国家 6064 岁男性劳动参与率在 19702000 年间的降幅超过 20 个百分点。造成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等,但普遍较高的养老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Ferreira Santos2013) 。随着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可持续性冲击加大,延迟退休年龄、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降低养老金替代率等举措在改善制度财务状况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劳动供给决策。Blau Goodstein( 2010) 研究表明,退休年龄延长和福利待遇削减对美国 1990 年以来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有显著影响。Herns et al( 2016) 研究发现,2011 年挪威调整提前退休制度促使接近法定退休年龄的老年人增加劳动供给,30% 63岁人群平均每周多工作 7 个小时,46% 64 岁人群平均每周多工作 8 个小时。国内该方面已有一些研究,程杰( 2014) 实证得出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降低了农民劳动参与率,提高养老保险待遇减少了农民劳动时间或激励他们更早退出劳动力市场。张川川等( 2015) 研究显示,新农保会显著降65景 鹏、郑 伟: 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与劳动力长期供给,表现为提前退出工作岗位和减少周工作小时数。从一般均衡视角直接讨论养老保险制度及其改革对劳动力供给影响的文献较少,相关研究多是以生育率或人力资本为内生变量,分析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间接反映对劳动力数量或质量的影响。由于本文属于内生人口和经济增长领域的应用研究,有必要对内生人口增长的理论研究进行简要回顾。自 Becker Barro( 1988) 重构生育率的经济理论、Becker et al( 1990) 建立生育内生决定的经济增长模型以来,应用内生人口增长框架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生育率和经济增长成为学术界的主流研究范式。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有很多,现有文献主要从生育动机、人力资本回报、性别工资差距等方面展开分析。生育动机方面,父母生育子女出于两种考虑: 一是利己主义,将子女视为投资品,为了在老年期获得子女的物质回馈和生活照料; 二是利他主义,将子女视为消费品,为了从抚养子女中获得情感满足( Wang2015) Becker Barro( 1988) 研究发现,父母的利他主义程度与生育率呈正向关系。Ehrlich Lui( 1991) 认为,在利己主义下,预期寿命延长会使个人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减少生育。人力资本回报方面,Becker et al( 1990) 指出家庭生育决策中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决定了人口和经济增长,如果人力资本回报率大于生育回报率,父母将用质量替代数量,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并抑制生育。Yew Zhang( 2009) 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外部性降低了人力资本回报,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和人口快速增长。性别工资差距方面,GalorWeil( 1996) 认为,缩小男女工资差距会提高生育成本,导致生育率下降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郭凯明和颜色( 2015) 研究表明,当性别歧视程度较高时,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对提高生育成本的作用效果有限; 当性别歧视程度较低时,缩小性别工资差距会大幅提高生育成本,使生育率不断下降。内生人口增长框架下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及其改革对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已有大量文献。Zhang( 1995) 分析了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制度如何通过遗产作用于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结果显示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会导致个人降低生育率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基金积累制不对生育率和人力资本产生影响。Wigger( 1999) 研究发现,过高或过低的养老保险缴费率都会使生育率下降,适中的缴费率可能会促进生育率上升。Ehrlich Kim( 2007) 研究表明,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和提高养老保险待遇将使家庭降低生育率,且这种不利影响无法完全通过家庭代际收入转移来化解。Hirazawa Yakita( 2009) 认为,养老保险缴费率对生育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由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再分配效应、在家抚养子女的税收减免效应和市场托儿服务的价格效应综合决定。Wang( 2015) 研究表明,不同养老保险待遇对生育率和失业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较高的待遇能提高生育率和降低失业率,较低的待遇将导致生育率和失业率进一步恶化。国内研究方面,郭凯明和龚六堂( 2012) 指出,加大社会养老保障力度会降低父母对子女的依赖程度,促使家庭减少生育率,如果父母生育子女的目的仅是为了获得养老保障且从子女数量中获得的效用较小,家庭就会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郭凯明和颜色( 2016) 研究表明,延迟退休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取决于父母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相对重视程度,如果父母对子女数量的重视程度较低,那么延迟退休会降低劳动力数量增长而提高劳动力质量增长。严成樑( 2016) 研究发现,无论养老保险制度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积累制,延迟退休都会使均衡状态的生育率上升。据我们所知,目前仅有几篇文献对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问题展开研究。杨俊等( 2006)建立包含股权交易的世代交叠模型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型社会保障政策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杨俊和龚六堂( 2008) 研究表明,国有资本划转份额与社会福利之间呈“倒 U 型”关系,估算出社会福利最大化下的划转份额为 32% 。但这两篇论文均假设生育率是外生的且没有考虑人力资本。针对此,高奥和龚六堂( 2015) 构建模型将生育和教育内生化,并假设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能增加个人养老金收入,数值模拟显示划转会降低生育率,当子女获得的教育投入对划转率的弹性大于生育成本对划转率的弹性时,提高划转率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高奥等( 2016) 进一752019 年第 6 期社保费率对人均福利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划转率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但能增加人均福利,提高社保费率会同时降低收入不平等和人均福利。综上所述,既有文献围绕养老保险与生育率或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研究成果; 但同时我们发现,研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劳动力供给影响的文献多是从数量或质量单一维度展开,而且尚未有文献考察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在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逐渐扩大和劳动力供给短缺日益严重的现实背景下,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在弥补基金缺口的同时必然会对劳动力供给带来深远影响,这一问题十分值得关注。基于此,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国有资本划转、内生生育率和教育投入的世代交叠模型( OLG) ,将不划转时基金缺口弥补方式分为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和降低养老金替代率两种,通过考察划转后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变化,分析划转如何影响劳动力数量、质量和总供给。相对于现有研究,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思路上,强调制定划转政策不应仅着眼于弥补基金缺口,还应综合考虑其对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为社保研究树立“政策大局观”、避免“就社保论社保”拓宽了视野。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将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的经济机制引入内生人口增长框架,从“生育决策数量与质量替代关系”和“基金缺口弥补方式”两个视角,研究划转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丰富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经济效应评价的理论文献研究。第三,在研究结论上,通过对比分析划转之后选择不同养老保险政策工具时的劳动力供给变化,为划转的同时降低缴费率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完善“劳动友好型”国有资本划转政策提供了有益思路。三、理论模型本部分在内生人口增长框架下,引入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的经济机制,构建了一个内生生育率和教育投入的三期 OLG 模型。个人通过选择消费、储蓄、生育率和私人教育投入,最大化其一生效用; 企业通过配置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最大化其利润; 政府分为养老和财政两个部门,每期均满足预算平衡约束。( ) 个人假设代表性个人一生经历少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三个阶段: 在少年期接受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积累; 在成年期参加工作,将劳动收入用于成年期消费、储蓄、缴纳税费以及生育和教育子女; 在老年期退休,将储蓄本息和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全部用于老年期消费。个人在第 t 期进入成年期,通过供给劳动获得与其人力资本水平 ht相匹配的劳动收入 wthtwt为有效工资率,然后将劳动收入按比例 st、θt、σ 分别进行储蓄、缴纳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养老保险费,按税率 τ 缴纳个人所得税,剩余部分用于成年期消费 ct以及生育和教育子女。每个成年人生育子女数量( 生育率) nt,①生育一个子女的时间成本占劳动收入比重为 Λ,对每个子女的私人教育投入为 et,那么个人生育和教育子女的总成本为( Λwtht+ et) nt。参考 Cipriani( 2014) 的做法,假设个人均能生存至成年期末,但在老年期的生存概率为 p。令第 t 期成年人数量为 Nt,则第 t 期年轻人数量即第 t + 1 期成年人数量为 Nt + 1= ntNt,第 t + 1 期老年人数量为 pNt。第 t 期成年人在第 t +1 期退休,不再获得劳动收入,其老年期消费 dt + 1来源于成年期储蓄本息 Rt + 1stwtht和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包括统筹账户养老金 Rt + 1δtwtht和个人账户养老金 Rt + 1σwtht。其中,Rt + 1为物质资本总回报率,δt为统筹账户养老金替代率现值。由此,个人在成年期和老年期的预算约束方程分别表示为:ct= ( 1 st- θt- σ - τ) wtht( Λwtht+ et) nt( 1)85景 鹏、郑 伟: 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与劳动力长期供给① 全面二孩政策提高了个人选择生育子女数量的自主权,生育决策成为多数适龄家庭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因此可将生育率作为内生变量。遵循内生生育率文献的一贯做法,本文在模型中没有区分个人性别,每个成年人代表一个家庭都可以进行生育。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与劳动力长期供给*景 鹏 郑 伟内容提要: 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通过“挤占公共财政收入”和“放松个人预算约束”两条路径影响劳动力供给。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国有资本划转、内生生育率和教育投入的世代交叠模型,考察划转对劳动力供给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与不划转相比,划转将降低劳动力数量和提高劳动力质量,但对劳动力总供给的影响不确定,它不仅取决于父母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相对重视程度,而且依赖于划转之后养老保险政策工具的选择,即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还是提高养老金替代率。若选择降低缴费率,当父母相对很重视子女质量时,划转后劳动力总供给与划转率呈倒“U”型变化关系; 当父母逐渐重视子女数量时,二者呈正向变化关系。若选择提高养老金替代率,无论父母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相对重视程度如何,划转后劳动力总供给与划转率都呈反向变化关系。从促进劳动力供给增长的角度看,划转的同时降低缴费率,并引导父母同等重视子女数量和质量,将有助于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关键词: 国有资本 养老保险 划转率 劳动力供给* 景鹏,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邮政编码: 611130,电子信箱: jingpeng@ swufeeducn; 郑伟( 通讯作者)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 100871,电子信箱: wzheng@ pkueducn。作者感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4JZD0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8ASH01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 JBK1901001) 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① “中成本”情景是指影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人口、经济和制度参数的取值均为符合最佳估计、最有可能发生的情景。一、引 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可持续性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刘学良( 2014) 研究认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于 2029 年耗尽枯竭,20102050 年累计赤字现值高达 42. 73 万亿元。郑伟等( 2017) 测算发现在“中成本”情景下,① 基金累计结余将于2030 年消耗殆尽,20162100 年基金综合精算缺口为 22. 03% 。为减轻基金支付压力,2017 年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建立国有资本划转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逐步弥补相结合的长效机制,暂定划转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金融机构国有股权的10% ,交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或省级政府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集中持有,通过股权分红和运作收益弥补基金缺口。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正在加快推进国有资本划转工作,相继出台了具体划转方案。可以预期,随着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充实养老保险基金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有助于促进代际公平,避免将基金缺口问题通过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或降低养老金替代率等方式转移给当代人或后代人。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劳动力供给短缺。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预期寿命的逐渐延长使得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及其绝对数量都在缩减,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也趋于老化。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 数据显示,中国 1564 岁人口占比自 2010 年达到峰值 73. 75% 后逐年下降,其绝对数量从 2015 年开始负增长,两者到 2050 年将分别552019 年第 6 dt +1= Rt +1( st+ δt+ σ) wtht( 2)t 期少年只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期末形成人力资本水平 ht + 1。该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父母对每个子女的平均私人教育投入 et、政府对每个少年的平均公共教育投入 Et和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 ht( Blankenau Simpson2004) 。关于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的关系,袁诚等( 2013) 实证发现公共教育投入增加会显著挤出私人教育投入,据此本文假设二者呈替代关系,这与杨娟等( 2015) 、高奥和龚六堂( 2015) 的设定相同。① 本文将人力资本积累方程设为:ht +1= B( et+ γEt)ηh1 -ηt( 3)其中,B 表示人力资本技术参数,η 表示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程度,1 - η 表示人力资本代际转移程度,γ 表示相对于私人教育,公共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系数。借鉴 Ehrlich Lui( 1991) 、郭凯明和龚六堂( 2012) 的思路,个人不仅关心自己一生消费,而且关心子女成长,包括子女数量和质量( 人力资本水平) 两个方面,个人效用函数设定为:Ut= lnct+ βplndt +1+ φln( nρtht +1) ( 4)其中,β 表示时间偏好因子,nρtht + 1表示子女成长情况,②φ 表示子女成长对个人效用的贡献程度。子女数量和质量对个人效用的贡献程度分别为 φρ 和 φ,则 ρ 反映了相对于子女质量,父母对子女数量的重视程度。将( 1) 式—( 3) 式代入( 4) 式,求解个人决策最优化问题,得到个人关于储蓄率 st、生育率 nt和私人教育投入 et的一阶最优性条件:dt +1= βpRt +1ct( 5)( Λwtht+ et) /ct= φρ / nt( 6)nt/ ct= φη / ( et+ γEt) ( 7)( ) 企业根据潘珊和龚六堂( 2015) 构建的两部门结构框架,假设代表性企业由国有资本部门和私人资本部门两个中间品部门组成,企业最终产出 Yt通过国有资本部门产出 Ygt和私人资本部门产出 Ypt复合而成,采用 CES 函数形式表示:Yt= [ξYψgt+ ( 1 - ξ) Yψpt1 / ψ( 8)其中,ξ 表示国有资本部门产出在企业最终产出中的权重,ψ 决定了国有资本部门与私人资本部门的替代或互补关系。若 0 < ψ < 1,两个部门是替代的; 若 ψ < 0,两个部门是互补的; 若 ψ = 0CES 函数转化为 Cobb-Douglas 形式。假设两个部门分别使用相应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采用 Cobb-Douglas 型技术进行生产。参考汪伟等( 2013) ,本文将国有资本部门和私人资本部门生产函数设定为:Ygt= Kαgt( AtHgt)1 -α; Ypt= Kαpt( νAtHpt)1 -α( 9)其中,α 表示物质资本产出弹性,KgtKpt分别表示国有资本部门和私人资本部门的物质资本,物质资本总量 Kt= Kgt+ Kpt; HgtHpt分别表示相应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总量 Ht= Hgt+ HptAt表示国有资本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将其标准化为 1,ν > 1 反映了私人资本部门相对国有资本部门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求解企业决策最优化问题分为两步: 首先,企业通过选择两个中间品部门的产出最大化企业利952019 年第 6 期①②私人教育与公共教育之间究竟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尚缺乏充足的经验证据,本文假设二者呈替代关系,论文所得结论建立在该假设基础之上。欲展现私人教育与公共教育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关系,可建立 CES 型人力资本积累方程,类似于( 8) 式。子女成长情况的一般形式为 nρthκt + 1。为简化模型,假设 κ = 1,则 ρ 表示相对于子女质量,父母对子女数量的重视程度。放松该假设会影响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但不会改变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对劳动力供给的作用机制。门根据各自利润最大化配置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令企业最终产出品的价格为 1,国有资本部门和私人资本部门中间产出品的价格分别为 PgtPpt,则企业利润函数为πt=YtPgtYgtPptYpt。对 YgtYpt求导,得到两个部门产出品的价格:Pgt= ξ( Yt/ Ygt)1 -ψ; Ppt= ( 1 - ξ) ( Yt/ Ypt)1 -ψ( 10)假设物质资本当期完全折旧,则两个部门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πgt= PgtYgtwgtHgtRgtKgt,πpt= PptYptwptHptRptKpt。求解各部门利润最大化问题,得到两个部门有效工资率 wgtwpt、国有资本总回报率 Rgt和私人资本总回报率 Rpt的表达式:wgt= ( 1 - α) PgtYgt/ Hgt; wpt= ( 1 - α) PptYpt/ HptRgt= αPgtYgt/ Kgt; Rpt= αPptYpt/ Kpt假设劳动力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结合资本市场无套利原则,两个部门的有效工资率和物质资本回报率相等,即 wgt= wpt= wtRgt= Rpt= Rt。由此,可以推导出要素在两个部门之间的配置比例关系HgtHpt=KgtKpt=YgtYpt·PgtPpt=εt1 - εt,εt表示国有资本部门要素占比。将( 9) 式和( 10) 式代入上式,化简得到 ε = 1 /1 + ( ξvψ( α - 1)/ ( 1 - ξ) )1 / ( ψ - 1)]。进一步地,根据( 8) 式—( 10) 式,求出 Pgt的具体表达式,从而有效工资率 wt和物质资本总回报率 Rt可重新表示为:wt= μ( Kt/ Ht)α( 11)Rt=αμ1 - α( Kt/ Ht)α -1( 12)其中,μ = ( 1 - α) ξ[ξ + ( 1 - ξ) ( v1 - α( 1 - ε) /ε)ψ]( 1 - ψ) /ψ。( ) 政府根据《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暂行办法》和《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结合本文模型设定,假设当期国有资本收益主要用于留存企业满足国有资本部门下一期生产需要、上缴公共财政和充实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个方面,表示为:( Rt1) Kgt= ( Kgt +1Kgt) + Δt+ Ωt( 13)其中,( Rt1) Kgt表示第 t 期国有资本收益,Δt和 Ωt分别表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和充实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部分。( 13) 式刻画了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对企业国有资本部门产出和公共财政收入的挤占效应。为便于模型推导,我们将( 13) 式转化为 RtKgt= Kgt + 1+ Δt+ Ωt,把国有资本总收入( 包括国有资本存量和收益) RtKgt划入养老保险基金的比重定义为“国有资本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划转率”( 简称“划转率”) ,①记为 λ,则 Ωt= λRtKgt。假设划转后剩余国有资本总收入中的 χt比例上缴公共财政,1 - χt比例用于满足国有资本部门下一期生产需要,则 Δt= χt( 1 - λ)RtKgtKgt + 1= ( 1 - χt) ( 1 - λ) RtKgt。从国有资本收入用途看,政府可掌控的资金包括划入养老保险基金 Ωt和上缴公共财政 Δt,因此本文将政府分为养老和财政两个部门。1. 养老部门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险中的职责是建立、维护或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承担制度转轨成本、兑现曾经做出的承诺和维持基金收支平衡( 郑伟和孙祁祥,2003) 。在中国“统账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统筹账户实行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实行缴费确定型基金积累制。个人账户养老金取决于退休时的个人账户储存额和计发月数,理论上可以实现财务自动平衡,那么养老部门在财务上的职责是维持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的统筹账户基金收支平衡,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也就是06景 鹏、郑 伟: 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与劳动力长期供给① 本文定义的“划转率”与《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本质上是相同。《实施方案》要求划转承接主体通过持有的股权分红和国有资本运作收益弥补基金缺口,说明划转的基数是国有资本存量及收益。。第 t 期统筹账户养老金预算平衡式为:θtwthtNt+ λRtKgt= Rtδt 1wt 1ht 1pNt 1( 14)( 14) 式可知,当 λ = 0 时,为维持统筹账户基金收支平衡,就必须提高统筹账户缴费率或降低统筹账户养老金替代率。保持其他参数不变,若不划转时通过提高缴费率来实现基金收支平衡,缴费率将随着划转率的提高而下降,即 dθ/dλ < 0; 若不划转时通过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来实现基金收支平衡,养老金替代率将随着划转率的提高而上升,即 dδ/dλ > 02. 财政部门政府通过财政部门向成年人征收个人所得税,结合国有资本总收入中上缴公共财政的资金一同形成公共财政收入,然后全部用于当期政府公共支出,且有一定比例 f 用于公共教育投入。① 第 t期公共教育预算平衡式为:f[τwthtNt+ χt( 1 - λ) RtKgt= EtNt +1( 15)( ) 市场出清由于前文已经假设物质资本当期完全折旧,故每一期的国有资本来自上一期国有资本总收入中留存于企业满足国有资本部门生产需要的部分,每一期的私人资本来自上一期的个人储蓄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缴费。物质资本市场出清条件为:Kgt +1= ( 1 - χt) ( 1 - λ) RtKgt( 16)Kpt +1= ( st+ σ) wthtNt( 17)企业生产需要的人力资本等于成年人供给的劳动力数量与质量乘积,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为:Ht= Ntht( 18)四、均衡分析( ) 平衡增长路径根据构建的理论模型,本文将一般均衡定义为: 给定初始物质资本总量 K0、个体人力资本水平h0和成年人数量 N0,经济的一般均衡要求个人决策序列{ ctdt + 1stntet} 、总量序列{ KtNt} 、要素价格序列{ wtRt} 、政府资源序列{ Ωt,Δt} 满足: ( 1) 给定要素价格{ wtRt} 和公共教育投入 Et,个人在预算约束下,通过选择储蓄率 st、生育率 nt和私人教育投入 et,最大化其一生效用; ( 2) 给定要素价格{ wtRt} ,企业按( 11) 式和( 12) 式配置人力资本 Ht和物质资本 Kt,最大化其利润; ( 3) 给定政府资源{ Ωt,Δt} ,养老部门和财政部门每期预算平衡分别满足( 14) 式和( 15) ; ( 4) 市场出清,物质资本市场出清满足( 16) 式和( 17) 式,劳动力市场出清满足( 18) 式。如果以上四点条件均得到满足,经济就处于一般均衡状态,于是可以求解平衡增长路径。为了便于分析平衡增长路径下划转率变动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机理,令 ct= ct/ wtht,et= etnt/ wtht,Et= Etnt/ wthtgt= ht + 1/ ht,依次表示第 t 期个人成年期消费率、私人教育投入率、公共教育投入率、人力资本增长系数。平衡增长路径下,ct、et、Et以及储蓄率 st、有效工资率 wt、物质资本总回报率 Rt、生育率 nt和人力资本增长系数 gt均为常数,可将时间下标 t 去掉以表示这些变量的均衡值。从( 8) 式、( 9) 式和( 11) 式以及 ct、et、Et的表达式可知,Yt/ NtKt/ NthtctetEt在平衡增长路径下均以相同的恒定速度增长。根据个人和企业的最优性条件以及政府预算平衡式和市场出清条件,求解平衡增长路径,得到如下表达式:162019 年第 6 期① 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财政支出结构会进行相应调整,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将由过去“重经济建设、轻民生保障”逐渐向同等重视经济建设和民生保障转变。由于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有资本划转,而非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调整,为简化分析,假设财政支出结构保持不变。s =βp1 + φρ + βp( 1 - θ - τ) - σ -1 + φρ1 + φρ + βpδ ( 19)c=1 - θ - τ + δ1 + φρ + βp( 20)E= f[τ +αε1 - α( 1 - λ) -ε1 - ε( s + σ) ( 21)e= φηc- γE( 22)n = ( φρc- e) /Λ ( 23)g = B1 - α1 - α + αη ( e+ γE)( 1 -α) η1 - α + αημn(s + σ1 - ε[) ]αη1 - α + αη( 24)( 19) 式—( 24) 式决定了平衡增长路径下的个人储蓄率 s、成年期消费率 c、公共教育投入率E、私人教育投入率 e、生育率 n 和人力资本增长系数 g。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系数的变化分别反映了未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变化情况。为考察划转对劳动力总供给的影响,根据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本文用 Ht= Ntht来度量劳动力总供给水平,这一设定涵盖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的信息。定义劳动力总供给增长系数ζt= Ht + 1/ Ht= ntgt,平衡增长路径下 ζ 也为常数,将( 24) 式代入得到:ζ = B1 - α1 - α + αη ( e+ γE)( 1 -α) η1 - α + αη[μ(s + σ1 - ε)α]η1 - α + αη n( 1 -α) ( 1 -η)1 - α + αη ( 25 )( ) 比较静态分析根据( 14) 式,不划转时为弥补统筹账户基金缺口,可选择的政策工具是提高统筹账户缴费率或降低统筹账户养老金替代率。接下来,我们分别在两种基金缺口弥补方式下,考察相对于不划转,划转对劳动力数量、质量和总供给的影响。1. 情形一: 基金缺口由提高缴费率弥补情形一下,统筹账户缴费率 θ 是内生变量,统筹账户养老金替代率现值 δ 是外生变量。根据( 14) 式和( 17) 式,求出平衡增长路径下 θ 的表达式:θ =α1 - α(1 - εs + σδp - λε) ( 26)划转增加了基金收入,划转后弥补基金缺口所需的缴费率小于不划转,即统筹账户缴费率随划转率的提高而下降,dθ/dλ < 0。将( 19) 式—( 22) 式对 λ 求导得到: ds/dλ > 0dc/ dλ > 0dE/ dλ < 0de/ dλ > 0。与不划转相比,划转一方面降低了统筹账户缴费率,个人成年期可支配收入增加,有更多预算用于储蓄和消费,促进个人储蓄率 s 和成年期消费率 c上升; 另一方面挤占了公共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公共教育投入相应减少,使得公共教育投入率 E下降。由于本文假设公共教育与私人教育呈替代关系,且个人具备增加私人教育投入的能力,则公共教育投入下降会导致父母加大私人教育投入,从而使私人教育投入率 e上升。将( 23) 式—( 25) 式对 λ 求导发现,划转对劳动力数量、质量和总供给的影响方向取决于 ρ 的取值,即父母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相对重视程度。为此,需要确定 ρ 的取值范围。一方面,根据( 22) 式和( 23) 式,n =[φ( ρ - η) c+ γE/Λ,为确保生育率始终为正,假设 ρ≥η; 另一方面,石智雷( 2015) 实证发现多子未必多福,父母重视子女教育能有效提升其老年生活质量,单纯重视子女数量只会对老年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说明子女质量对个人效用的贡献程度不低于子女数量,据此假设 ρ≤1( 即父母始终认为子女质量比数量重要,但相对重视程度可以不同) 。于是,ρ 的取值范围为 η≤ρ≤1。当 ρ 取值较小时,必有 dn /dλ < 0dg /dλ > 0,但 dζ/dλ 的符号不确定,由 dlnn /dλ与 dlng /dλ 的大小关系决定; 当 ρ 取值较大时,可能有 dn /dλ > 0dg /dλ < 0dζ/dλ > 0,由该情况发26景 鹏、郑 伟: 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与劳动力长期供给生所需 ρ 值与 1 的大小关系决定。这表明,如果父母相对很重视子女质量,提高划转率一定会降低劳动力数量而提高劳动力质量,但对劳动力总供给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划转率的弹性大小; 如果父母逐渐重视子女数量,提高划转率可能会提高劳动力数量而降低劳动力质量,并可能促进劳动力总供给增长,但该情况的发生有前提条件。情形一下划转对个人生育和教育决策的影响来自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方面,划转通过降低统筹账户缴费率放松了个人预算约束,这种直接效应使生育率和私人教育投入倾向于提高。另一方面,生育率和私人教育投入的提高会产生间接效应,表现为私人教育和生育的边际成本发生变化,这会改变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并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强弱均取决于父母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相对重视程度。首先,如果父母相对很重视子女质量( ρ 取值较小) ,直接效应表现为父母将新增经济资源更多投向子女教育而较少投向生育,甚至不会多生育子女; 间接效应表现为私人教育投入大幅增加使生育的边际成本大幅上升,父母会减少生育而对子女投入更多的教育。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交互作用,导致提高划转率会降低生育率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即降低劳动力数量而提高劳动力质量。但是,此时划转对劳动力总供给的作用方向不确定,取决于其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程度。其次,如果父母逐渐重视子女数量( ρ 取值较大) ,两种效应的表现与父母相对很重视子女质量时相反,提高划转率将可能提高生育率和降低人力资本水平,即提高劳动力数量而降低劳动力质量,并可能最终促进劳动力总供给增长。此外,划转引起的人力资本水平变化会改变有效工资率 w,使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较小,上述两种效应的影响机制起主导作用,有效工资率的变化不会改变划转对劳动力数量、质量和总供给的影响方向。2. 情形二: 基金缺口由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弥补情形二下,统筹账户养老金替代率现值 δ 是内生变量,统筹账户缴费率 θ 是外生变量。根据( 14) 式、( 17) 式和( 19) 式,求出平衡增长路径下 δ 的表达式:δ =βp( 1 - θ - τ) ( 1 - α) θ / α + λε]( 1 + φρ + βp) ( 1 - ε) p + ( 1 + φρ) ( 1 - α) θ/α + λε]( 27)划转增加了基金收入,基金收支平衡使得基金支出随之增加,统筹账户养老金替代率现值随划转率的提高而上升,dδ/dλ > 0。将( 19) 式—( 22) 式对 λ 求导得到: ds/dλ < 0dc/ dλ > 0dE/ dλ < 0de/ dλ > 0。与不划转相比,划转一方面提高了统筹账户养老金替代率,减轻了个人养老负担,激励个人在成年期减少储蓄和增加消费,促进个人储蓄率 s 下降和成年期消费率 c上升; 另一方面挤占了公共财政收入,导致公共教育投入率 E下降,在公共教育与私人教育呈替代关系的假设下,父母会增加对子女的私人教育投入,使得私人教育投入率 e上升。同样地,将( 23) 式—( 25) 式对 λ 求导发现,划转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取决于 ρ 的取值。与情形一类似,当 ρ 较小时,必有 dn /dλ < 0dg /dλ > 0,但 dζ/dλ 的符号不确定; 当 ρ 较大时,可能有 dn /dλ > 0dg / dλ < 0dζ / dλ > 0。这表明,如果父母相对很重视子女质量,划转一定会降低劳动力数量而提高劳动力质量,但对劳动力总供给的影响是模糊的; 如果父母逐渐重视子女数量,提高划转率可能会提高劳动力数量而降低劳动力质量,并可能促进劳动力总供给增长。情形二下划转对个人生育和教育决策的影响也来自两种效应。其一,划转通过提高统筹账户养老金替代率减轻了个人养老负担,直接使生育率和私人教育投入倾向于提高。其二,提高生育率和私人教育投入会改变私人教育和生育的边际成本,间接使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发生变化。这两种效应的强弱都受到父母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相对重视程度的影响。如果父母相对很重视子女质量( ρ 取值较小) ,直接效应表现为父母对新增经济资源的配置向子女教育倾斜,用于生育的比例减少; 间接效应表现为生育的边际成本相对于私人教育变得更高,促使父母用质量替代数量。两种效362019 年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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