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手册》专题（三）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杨灿明∗　 杨灿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收入分配与现代财政学科创新引智基地，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７３，电子信箱：ｙａｎｇｃａｎｍｉｎｇ＠ｓｉｎａ． ｃｏｍ。收入分配是经济学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它不仅与经济发展质量息息相关，更关乎社会和谐稳定。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 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扎根于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凝聚了中国特色，形成了以三大基本经济制度为支撑、以三次分配制度为架构，兼顾财富、能力和社会流动等多维因素的理论体系。 从强调做大蛋糕、先富带动后富，到关注发展的普惠性和民众的获得感，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实践证明，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收入分配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一、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分配的最终结果取决于社会总产品在人民之间的分布状况，即社会总产品价值的分配，而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来源于全部社会生产活动，并由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共同决定，其具体表现形式为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 马克思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体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这说明，生产条件的分配不仅决定了生产结果的分配，同时也是社会生产方式的集中体现。 基于生产条件分配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本质，开创了从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角度去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先河。 马克思认为探讨分配问题必须以其价值存在为根本对象，如果脱离价值对象的基础去研究分配活动，便无法从根本上认清并解决收入分配矛盾。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从理论上为社会主义分配关系指明了方向。 研究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坚持劳动价值理论，才能探索出社会分配矛盾的根源。 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分配矛盾的实质（洪银兴，２０２０）。根据劳动二重性理论，劳动者在通过其劳动创造的价值中，只能获取相当于自身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剩余的劳动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剩余价值的分配决定了不同阶级对于社会剩余产品的占有结果，是形成收入分配基本结构的关键环节。 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的矛盾，则主要源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 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不断实现资本积累，以便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和资本份额，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势必导致不同阶级之间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王艺明，２０１７）。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贡献是纠正了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剩余价值问题时只是以利润、地租等特殊形式加以分析，忽略了剩余价值本质的错误倾向。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家通过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剥削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最终加剧社会分配矛盾的科学原理。４杨灿明等：《中国经济学手册》专题（三）分配关系是决定分配结果公平性的重要因素，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核心制度安排。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这与其关于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生产结果的分配理论相一致。 生产条件的分配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分配，还表现为社会劳动力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配关系及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社会分配的基础性框架。 在制度层面，生产条件的分配还深刻体现在所有制关系方面。 所有制性质不仅决定了产品分配的性质，同时也是决定一个社会基本分配制度的重要基础（刘伟，２０１８）。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时指出，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涌现出各种矛盾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所有制之间的冲突，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资产阶级生产活动无限扩大，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长期的这种供求矛盾必然引发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 因此，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背景下，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本方式在于实现生产条件的公平分配，即改革社会生产关系。 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更好促进收入公平分配，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二、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内涵：三大基本经济制度与收入分配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凝聚中国特色。 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的三大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奠定了国民收入分配的整体格局，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最本质内核。 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根本点是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支撑点是完善符合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着力点是要对生产创造的价值进行合理的分配。 与之相对应，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三大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解决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重要保障，只有做大蛋糕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所有制的角度决定了社会价值的分配，并兼顾了其他所有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则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分配的本质内涵。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根本点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而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它的内在要求。 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制度安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整体层面改善了社会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体现了社会主义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制度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增长。 从计划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转变，是中国经济实现数十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许成钢，２０１７）。 邓小平还指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开展市场经济活动。②这一思想彻底冲破了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思想束缚，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更加彰显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性。 分配蛋糕的前提是做大蛋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伴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经历程（陈宗胜，２０２０）。 在追求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不仅要尽可能地兼顾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而且要特别注重通５２０２２年第３期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３页。过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方式，集中力量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二者相辅相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空前改善，绝对贫困问题得以解决，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不断优化，完美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领域所展现出的制度优越性。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支撑点是要建立符合相应发展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安排。 生产资料的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果。 在改革开放之前，受限于生产力和生产要素条件，我国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产品的平均分配，但是这种分配只是区域内部居民之间低水平的平均分配，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李实和朱梦冰，２０１８）。完全公有制下的分配制度严重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过度崇尚平均主义，违背了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因此，计划经济时期名义上较小的收入差距，并不代表收入分配的公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李实，２０１８）。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经济活力，不利于整体发展。 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最终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是要坚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深度契合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条件分配的思想，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收入分配问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则是我党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所做的重大理论创新，有助于激发各类社会主体活力，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着力点是要合理分配社会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将劳动作为价值分配的核心，并兼顾了多种因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不仅是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更是在当前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与按劳分配并存的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包括按资本、技术、管理等多种生产要素分配和按经营成果分配，体现了在生产社会总产品的投入和产出过程中分配的公平性。在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按需分配等分配模式存在根本性区别，按劳分配坚持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来分配劳动成果，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能够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按资分配是按照资本的多寡和优劣进行分配，这样的分配方式造成社会财富只能在资产阶级内部调整，无产阶级成为被剥削群体，最终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 二者之间的联系在于，如果劳动要素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低于资本要素，那么劳动要素分配份额相对资本要素分配份额的上升，将会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郭庆旺和吕冰洋，２０１２）。 按需分配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终极目标，充分依赖于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的分配方式。 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决定了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同时为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发展相适应，兼顾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等多方利益，还必须坚持按其他生产要素和按经营成果等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分配的公平性。三、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架构：三次分配制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已形成相对完善的三次分配制度，这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核心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三次分配制度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基础性分配，再分配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二者之间层次有序，功能互补（厉以宁，２０１３）。 第三次分配主要是指社会互助对于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在收入分配领域的补充，这种以公益组织和慈善部门为分配主体的新型社会分配机制，是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６杨灿明等：《中国经济学手册》专题（三）的重要辅助性手段（杨灿明，２０１７）。初次分配遵循效率原则，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社会收入分配基本格局。 初次分配通过对资本、劳动、土地、数据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按贡献分配，重点解决货币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分配关系，即劳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国家基本的分配关系。 初次分配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分配方式，直接影响不同阶级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份额，从而决定了社会分配的基本结构。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次分配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初次分配更加突出劳动力对于社会生产的贡献，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分配公平。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下，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以工资、利润、税金等多种形式在不同所有制企业内部分配给不同的主体，包括国家、企业、个人等，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次分配的基本特征。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通过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收益，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合理控制在初次分配环节中所形成的收入差距，有助于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随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须与时俱进融入新元素。 对于初次分配而言，要不断地拓展到劳动、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以外的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洪银兴，２０１８）。 在新时期，深度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信息、数据、区块链等新兴生产要素不断涌现，这必将对原始初次分配方式下所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这既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追求更高层次和更为均衡的社会发展新机遇。 因此，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生产要素分配的初次分配制度需要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不断变革创新，在不损害社会生产效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 只有筑牢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才能从全局平衡总体利益格局，从而有利于实现更为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通过政府实施的各种公共政策，着力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不平等问题。 初次分配的主体是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导致在初次分配环节中，资本禀赋等因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可能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风险。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由市场初次分配和政府再分配共同决定，财政再分配机制对于初次分配不公的有效弥补，保障最终分配结果的合理性至关重要（卢洪友和杜亦譞，２０１９）。 一般而言，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手段，实现国民收入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调整和转移，致力于解决由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覆盖面不全、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弊端。 过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坚持了长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机制。 但是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相对贫困问题依然突出的现实警示我们，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和普惠性还远远不够。 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新时期政府所要解决的重大命题。 十八大以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领域变得更加积极有为，集中举国力量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以及规范社会收入形成机制等措施，认真贯彻落实“提低、扩中、调高、打非”的八字方针，使得社会绝对贫困问题得以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得到有效缓解。 实践证明，作为深刻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财政再分配机制，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的重要途径。 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应进一步努力提高财政再分配机制调节的力度和精准性，为持续优化社会收入与财富分配格局贡献更多力量。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以社会组织和个人为主体参与分配的第三次分配也愈发得到重视。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社会慈善组织和个人捐赠的发展对社会民生事业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在践行社会主义基本发展理念和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更应该也更有条件发展社会慈善事业，这不仅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本质要求。 但从实践来看，慈善事业在我国发展仍旧比较滞后，还未形成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贾康等，２０１８）。 近些年来，政府不仅在再分配环节不断增强调控力度，还积极探索如何７２０２２年第３期在第三次分配机制中更好发挥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作用。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强调，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鼓励和引导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我国进一步深度推进社会民生建设，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上，发展慈善事业以推进第三次分配通常需要具备以下基础性条件：第一，慈善事业的发展要求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才能有更多的剩余产品参与第三次分配，这是物质基础；第二，第三次分配是建立在完全自愿性的基础上，充分依靠个人的“精神力量”，同时要避免“策略性捐赠”行为引致的道德风险，这是道德基础；第三，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还需要完善、稳定、有序的市场和法律环境，只有保证捐赠活动的公开透明和资金管理的规范高效，才能有效发挥第三次分配的实际性效果，这是法律基础。四、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拓展：财富、能力和社会流动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因素越来越复杂，我们必须要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去考虑收入分配问题，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体系。 近年来，国内外很多研究表明，财富、能力和社会流动性是影响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因素（Ｃｈｅｔｔｙ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Ｐｉｋｅｔｔｙ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谢申祥等，２０１９），并且这种影响效应通常具有双向性。 首先，财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显著而深刻，财富不平等会直接加剧收入不平等，三次分配机制只能调节当期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与居民整个生命周期当中所积累的财富无关，尤其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收入是一种流量，而财富是一种存量。 收入与财富的关联性在于，收入通过逐渐积累形成财富，而财富又可以通过一定手段产生新的收入。 因此，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就不能忽略财富分配的影响。 其次，提升劳动者的发展能力是推进社会收入公平分配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 这表明，要解决贫困和分配不公问题，不仅要依靠政府调控和社会救助，最重要的是要培育低收入劳动者增加劳动收入的内生动力，即处理好“他助”和“自助”的关系。 当前，社会相对贫困的矛盾依旧较为突出，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风险。 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果来看，“葫芦形”分配结构依然明显，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较小。 要想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必须想方设法将更多低收入者扩充至中等收入群体。对于政府而言，可以通过增加基础教育投资、加强工作技能培训、支持和鼓励创业创新等方式，给广大劳动者提供升级人力资本的稳定社会环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不断提高低收入者在资源分配中的议价能力，才能切实保障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持续均衡发展。 最后，提升社会流动性、减轻代际固化是促进收入分配公平、防止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要保障。 判定一国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不仅取决于现有国民收入结构，还要考虑社会整体收入流动性，代际传递是固化并有可能恶化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利因素。 财富禀赋的代际转移不仅关乎财产继承，还直接决定了下一代收入分配的基础性结构。 此外，与财富同时进行代际传递的还有许多其他经济社会资源，这些资源都极有可能在继承者手中再次转化成新的收入和财富，从而对收入分配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收入分配制度决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是指导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 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还是推动社会主义向更高层次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推动力量。 本文从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出发，立足于中国实践，着重探讨了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发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国民收入分配的物质基础。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保障了广大劳动者的合法利益。 在三大基本经济制度的协同作用下，共同构成了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基本框架。 随着三次分配制度的确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调整，社会资源的配置更趋于公平。 但同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作为８杨灿明等：《中国经济学手册》专题（三）一种动态发展理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完善。 例如，发生在家族内部却又不在户籍家庭之内的，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实现的收入与财富的转移（赡养、遗产、赠与等），客观上带来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构的变化。 有学者将这一情形称为第四次分配（杨灿明，２０２１）。 总之，研究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学会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和发展的眼光去加以谋划，善用“世间万物皆有联系”的哲学观点，从全局把握收入分配的社会性影响，从而有利于认识分配问题的本质，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参考文献陈宗胜，２０２０：《试论从普遍贫穷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与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分配激励体制改革与收入差别轨迹及分配格局变动》，《南开经济研究》第６期。郭庆旺、吕冰洋，２０１２：《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１２期。洪银兴，２０１８：《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４０年》，《经济学动态》第４期。洪银兴，２０２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财富理论的探讨———基于马克思的财富理论的延展性思考》，《经济研究》第５期。贾康、程瑜、于长革，２０１８：《优化收入分配的认知框架、思路、原则与建议》，《财贸经济》第２期。李实，２０１８：《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十年》，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中国经济学人》）第４期。李实、朱梦冰，２０１８：《中国经济转型４０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管理世界》第１２期。厉以宁，２０１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以初次分配改革为重点》，《经济研究》第３期。刘伟，２０１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进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２期。卢洪友、杜亦譞，２０１９：《中国财政再分配与减贫效应的数量测度》，《经济研究》第２期。王艺明，２０１７：《经济增长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经济研究》第１１期。谢申祥、陆毅、蔡熙乾，２０１９：《开放经济体系中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中国社会科学》第５期。许成钢，２０１７：《计划模式与市场模式下的创新机制》，《商业观察》第４期。杨灿明，２０１９：《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思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第６期。杨灿明，２０２１：《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制度支撑》，《国家治理周刊》第１０期（丙）。Ｃｈｅｔｔｙ，Ｒ. ，Ｈｅｎｄｒｅｎ，Ｎ. ，Ｋｌｉｎｅ，Ｐ. ，Ｓａｅｚ，Ｅ. ，ａｎｄＴｕｒｎｅｒ，Ｎ. ，２０１４，“Ｉ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ｔｉｌｌ ａＬａｎｄ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Ｒｅｃ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４（５），１４１—１４７.Ｐｉｋｅｔｔｙ，Ｔ. ，Ｓａｅｚ，Ｅ. ，ａｎｄ Ｚｕｃｍａｎ，Ｇ. ，２０１８，“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３３.农民工现象及其经济学逻辑∗张车伟　 赵　 文　 李冰冰∗　 张车伟、赵文、李冰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０６，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ｊｗ＠ｃａｓｓ． ｏｒｇ． ｃｎ。“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出现在我国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其根源主要在于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因此，农民工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制度现象。 所谓农民工，简单说来就是指主要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他们主要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仍然保留着农村户籍和权益，同时又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 农民工现象之所以被社会广泛关注，是因为他们规模庞大，身份特殊，离开农村又难以融入城市，成为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一类“脆弱”群体。 正是因为农民工群体的存在，中国的城镇化常常被看成是不完全的城镇化。 按照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２０２０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６３. ８９％，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４５. ４％，两个城镇化率的差额主要就由农民工群体所构成，９２０２２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