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情报理论与实践第44 卷2021 年第2 期理论与探索● 王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互联网+ 国家治理”破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机理及其思考———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为例摘要: ［目的/意义］ 深入探究“互联网+国家治理”提升我国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能力的内在机制，为我国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重大疫情“预防—识别—控制—消除—复苏”防控体系，打赢突发性疫情防控攻坚战提供参考。［方法/过程］ 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事件的具体实际出发，深入剖析了“互联网+ 国家治理”破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系统总结出当前我国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治理问题。［结果/结论］ 从政府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危机治理的意识层面、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三个维度综合提出信息化背景下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能力提升的具体路径，从而为我国数字政府的建立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提供参考。关键词: 互联网+ ; 国家治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公共健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DOI: 10. 16353 /j. cnki. 1000-7490. 2021. 02. 009引用格式: 王钺. “互联网+国家治理”破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机理及其思考———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为例［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 ( 2) : 64-70.The Mechanism of“Internet + State Governance”o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Taking the Prevention of COVID-19 as an Example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To deeply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Internet plus state governance”on publichealth emergencies in China，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stablishing a modern“prevention，identification，control，elimination，recovery”governance system for major epidemics and winning the battle of sudden epidemic control. ［Method /process］Thispaper making the prevention events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as an example，thoroughly analyz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Internet + State Governance”on sudden public health events. Based on this，the paper concluded the governance issues in theChina’s prevention of COVID-19. ［Ｒesult /conclusion］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put forward from three aspects: consciousness，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so as to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government，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of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China.Keywords: Internet + ; state governance;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public health; COVID-19公共健康不仅是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也是人民最普遍意义上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明确提出建设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并把公共健康置于“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地位。在此战略的引领下，各级政府积极在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可能危害公共健康的领域开展改革与治理，以期促进地区公共健康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变化深刻，国家治理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还存在很多不足，各类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的频率还略高，如“2003 年非典型肺炎” “H7N9 禽流感病毒”以及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我国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重大疫情“预防—识别—控制—消除—复苏”治理体系，打赢突发性疫情防控攻坚战，从而保障国家居民的公共健康水平已经成为当前政策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最新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 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 不仅考验着我国的应急管理和国家治理能力，并对居民的健康水平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避免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全国各地采取了严格的交通管制和人员流动限制，要求各位市民尽量不外出，居家进行自我隔离，以从最大程度上切断病毒的扩散源，降低感染可能。疫情在给人和物的流动带来限制的同时，却加速了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数据的流动。一方面，互联网以最快的速度带给人们最新的疫情信息，传Theory ＆ Exploring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Vol. 44 No. 2 ( Feb. 2021) 65播最新的政府政策内容，传递抗击疫情的正能量观点，树立起人们的信心; 另一方面，互联网加速了智慧城市的建设，城市管理更多地依靠数据进行决策，利用数据进行管理等。除此之外，各地区积极利用大数据信息，研究判断疫情态势，分析监测可能携带冠状病毒的人员流动轨迹与密切接触者信息，从而精确部署疫情防控计划，极大地提升了疫情防控的效率。可以看出，疫情之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国家的现代化治理水平，以更好地防控和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于我国公共健康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深入探究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涵的基础上，考察了互联网技术作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机制; 第二，总结了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国家治理问题，并厘清了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 第三，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政策建议，为保障我国居民的公共健康水平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启示。1 文献综述1. 1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相关研究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对公共健康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重大传染疾病疫情、群发性不明原因疾病、群发性食物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共健康的突发事件［1］。由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天然具有突发性、破坏性、治理协同性、传播广泛性等特征，使得危机反应和治理时间相当紧迫，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判形势，做出决策，在此基础上，各部门应该相互协作，共同对抗危机，防止危机扩散，从而减少对社会的创伤［2］。学界关于突发性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讨论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Fink 和Heath 为代表，认为突发性公共危机治理要做到减少、预防、反应、恢复4 个方面，称为危机管理4Ｒ 理论，强调了预防和反应在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3-4］; 之后，John 等学者主张从预防、控制、评估三个方面进行危机治理［5］; 接着，Mitroff 等学者认为危机治理要从预警、识别、隔离、管理、后处理这5 个方面依次开展［6］;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发现危机与转机是相伴的，在危机治理中“化危为利”成为重要方面之一，并提出了避免、准备、确认、控制、解决、获利的危机治理过程［7］，鼓励政府在突发性公共危机治理中寻求新的思路，力争“化危为机”，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可见，预防、控制和消除在突发性公共危机治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信息化时代，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实现突发性公共危机的预防、反应和恢复变得尤为重要［8］。张晨和何华玲指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而现代化却滋生着危机，当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高度频发，政府危机治理方式亟须重塑［9］。Allison 从信息公开的角度为突发性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10］。Kolesar 收集了美国管理学期刊上发表的危机管理论文，从运筹学的视角对公共危机管理进行了回归，并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了数学模型和算法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11］。Galindo 和Batta 认为危机管理中各主体间的协同一致性、统计数据分析以及新技术的应用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2］。2003 年SAＲS 病毒爆发，并迅速扩散，引起了中国学者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关注与重视。李民昌从法律层面系统剖析了公共危机治理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法律条规应急方案［13］。冯惠玲分析了文化、经济、法律和政治等国家软实力对公共危机应急系统构建的作用，提倡依靠国家软实力层面建立非技术危机应对体系，从而提升政府危机治理能力［14］。吉梅在研究中指出城市系统内部公共危机意识缺失、政府治理效率低下、信息鸿沟加剧、法制不健全等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危机治理中存在的棘手问题［15］。袁晗研究了互联网背景下，我国公共危机事件爆发和演变的特点，指出当前我国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时存在的网络危机意识淡薄、网络舆论引导不到位、相关网络法规滞后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率［16］。综合上述文献可以看出，上述突发性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均围绕着事前预测、事中分析和事后防控这三个方面进行，其中公共的危机意识、政府治理效率、信息公开、法律健全、国家软实力提升等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尤为重要。1. 2 “互联网+ 国家治理”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影响的相关研究互联网技术被誉为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华美乐章，其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资源对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Mayer 和Kukyer 指出互联网平台不仅是人类获取新知识，创造新价值的资源，也是调整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重要方式［17］。由于互联网技术革命起步较晚，利用互联网进行公共危机治理方面的研究尚且较少，我们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如下梳理。从公共危机防控的角度，Heath 在研究中指出，当发生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时，政府应该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完成现实调查、原因分析、损失控制和信息公开等事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危机研判和传播研究，从而提升政府公共危机处理效率［4］。Oldendick 和Bardes66 情报理论与实践第44 卷2021 年第2 期理论与探索指出，美国政府为了提高公共危机治理效率，专门利用互联网和信息化技术成立危机监测部门，对公共危机进行快速、精准地监测，从而为政府部门的危机治理提供及时、精确的情报支持，促进国家危机治理能力的提升［18］。Kent 和White 在研究中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和新媒体在公共危机预警和防控中的作用，使其作为公共危机中信息交流、沟通和传递的首要工具［19］。从利用互联网进行危机治理中的现状来看，李婧通过梳理代表性国家的危机治理情况，发现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西方国家在运用互联网治理公共危机方面比较成熟，而中国在此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20］。梅琼林和连水兴分析了“非典”事件和汶川地震中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认为公共危机的爆发会导致信息传播的“失衡”，政府及其控制下的传媒平台必须有效引导危机信息的传播，从而保证危机的科学解决［21］。任慧成在研究中指出，中国在公共危机的治理中普遍存在着危机信息传输滞后和失真的现象，致使上级防控部门无法及时准确地掌握最新信息，因此无法做出最优的治理决策，从而影响危机防控的最佳时间［22］。桑艳军将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和发展的落后归纳为社会认知落后、制度缺失和管理滞后等层面［23］。丁柏铨总结了中国建国以来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危机信息的传递历程，指出网络时代的到来给危机信息的公开提供了机遇［24］。于朝晖指出互联网技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为信息共享提供了支撑平台，大数据技术为精准施测和科学防控提供了数据保障［25］。本文围绕目前研究中提到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中的危机预警、政府治理效率、信息公开、公众信心等要点，以及当前中国公共危机互联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厘清“互联网+ 国家治理”破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进而促进公共健康的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危机防控能力的提升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2 互联网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的国家治理问题互联网时代下，突发性公共危机治理仅依靠单纯的经验决策已经远远不及，需要借助互联网平台和信息技术，实现“用网络办事，用数据决策”的智慧治理局面。2. 1 疫情初期信息公开不及时，缺乏科学防控预案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紧急性和破坏性等特点，通常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公共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并影响社会生活的稳定。因此，当发现疑似或者未知重大传染病疫情时，地方政府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利用政府官方的互联网平台，合情合理地向公众公开信息，赋予公众知情的权利，从而使公众增强警觉性和防护意识，防止造成公共恐慌。其次，从实际情况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早期的防控预案是缺失的，这也是造成后期抗疫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Feng 等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在总结SAＲS 以来中国防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在新型传染病前期侦测能力上存在着显著的差距［26］。地方卫生健康委员会和疾病控制中心应该依靠信息技术成立传染病疫情监测平台，利用大数据研判潜在或者未知传染病疫情的具体情况，及早确定传染病的类型、传播途径和防控办法，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疫情防控预案，防患于未然。2. 2 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整合在疫情中，相关临床研究成果的数据共享氛围没有形成，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刘莉等指出中国学者在科学研究中一直缺乏数据共享的理念和意识，在面对公共危机时，自我利益保护思想根深蒂固，科研机构间往往出现“各自为战”的分割局面［27］。当前，我国各临床研究机构间的数据平台相互割裂，难以共享，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存在着大量零散的碎片化性信息，“信息孤岛”现象十分严重。互联网背景下，公共危机治理效率提升的关键在于通过掌握大量丰富的数据信息，提升决策和应急处置能力，而这要求各部门之间能够协同联动，共享数据，从而能够对最新的病毒信息进行全面的整合和运用［23］。由于缺乏信息共享平台和相应的制度保障，各相关单位数据库在机制设计与规划建设上的标准不统一，导致信息难以互联互通，碎片化信息不能集成，各部门之间很难真正的做到数据的共享和整合，从而导致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市场失灵困境。因此，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应该把整体性、系统性和集成性治理理念贯穿其中，建立应急数据共享平台，协同对抗疫情病毒。2. 3 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能力不足，缺乏数据治理思维公共危机下的舆情应对能力和舆情引导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互联网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舆情风波不断，并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度，从最初的训诫风波到之后的论文风波、发布会风波等均暴露出我们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中的舆情应对和引导能力不足。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具有快速性、开放性和透明性的特征，而公民的知情权也变得更加强烈，在此情形下，政府的舆情应对和引导能力就变得尤为重要，稍有不慎就有酿成错误的舆论导向［20］。当前，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最重要渠道之一，当发生公共舆情危机时，各级政府应该主动与网络媒体沟通协作，一方面依靠互联网媒体的力量及时传播真实信息;Theory ＆ Exploring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Vol. 44 No. 2 ( Feb. 2021) 67另一方面可以收集网民意愿，以便于政府做出正确的决策，引导舆论的走向。2. 4 野生动物市场监管缺乏智能化技术支持野生动物体内携带着大量的病毒，近几年人类对野生动物进行过度的捕食，不仅加速了野生动物的灭绝，而且加速了病毒的跨物种传播。尽管我国一直在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捕猎、运输、卖卖、繁育和走私等行为，但是由于市场监管水平有限，国内依然存在着大范围捕猎野生动物、走私或者以食用为目的销售野生动物等行为。如何准确监测野生动物的捕猎、食用以及非法买卖行为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互联网时代下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野生动物保护提供全面系统的监测服务，例如AI 监控、网上暗语交易识别等。3 “互联网+国家治理”破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内在机制“互联网+国家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政府治理模式，将“互联网”要素与国家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利用互联网的优势特点，创新治理方式，增强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进而促进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效率的提升，其要求政府在治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要以“创新、共享、开放、颠覆”的互联网思维为基准［28］。具体来讲，政府在防控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时研判可能引发危机等关键点，建立起危机预警机制，打破信息孤岛，实现部门间的互联互通与协同治理，并及时将最新的政府治理信息进行传播，提升决策的准确性和实施效率。此外，在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政府要及时鼓励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指导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数字化经营，颠覆传统的商业和消费习惯，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带来的经济损失。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典型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的公民健康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而互联网技术与政府治理的结合却可以在疫情的防控和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弱和缓解疫情所造成的冲击，保障公共健康水平和社会稳定。具体影响路径如图1 所示。3. 1 互联网+国家治理→提升危机监测和预警能力→破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虽然我国已经经历了“SＲAS” “禽流感”等一些重大疫情的防控实践，但是现有的疾病防控系统和公共卫生研究主要还是处于防守态势，对可能发生重大疫情的早期监测和预警能力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疾病防控早期监测和预警系统出现失误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疾病监测图1 “互联网+国家治理”破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保障公共健康的内在机制体系过度依赖于高度层级化的信息管理系统，信息需要一层一层向上级汇报，上级部门根据最终获取的信息做出认知和决策。如果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任何一个层级研判失误就会造成疫情防疫响应信号的错误。第二，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分块化的医疗管理体制，各卫生部门统计的数据比较单一，部门之间也没有形成完全共享的数据网，信息沟通存在延时和障碍。互联网技术背后的大数据平台可以使城市的管理全面数据化，加速智慧型城市的形成，精准研判传染性疾病是否已经在小范围内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概率，从而确保每一层级的城市都能够精确做到疫情的监测和预警，以期做出最好的疫情响应决策，确保疫情事前处理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具体来讲，互联网技术与国家治理的融合一方面能够加速智慧城市的建设，以数据和科技的力量全方位精准做好疫情的事前监测和预警工作，从根源上遏制疫情的爆发和传播。另一方面，疾病监测中心可以通过挖掘个人数据以及通过基层护理点采集个人数据与众包的方式，精准获取国民健康的大数据，利用“大数据思维”进行公共健康管理与检测，运用数学模型分析研判疫情态势，从而使得各级政府能够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疫情危机，做好重大疫情预警工作。3. 2 互联网+国家治理→提升危机防控和国家治理效率→破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互联网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向促进作用已经得到了大量学者的证实。孙瑶在研究中指出，互联网平台不仅仅是技术和媒体，更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其主要能够通过三个方面提升国家治理的质量和效率: 一是大幅度提升信息的传播速度，二是扩展治理信息的传播空68 情报理论与实践第44 卷2021 年第2 期理论与探索间，三是激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治理，使得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29］。欧阳日辉和刘健认为政府在治理的过程中应该大量使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方法，一方面可以为决策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流，从而便于政府及时制定和修整治理政策，提升政策的时效性; 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政府治理的成本，提高治理效率［30］。首先，互联网技术能够提高疫情信息传递的时效性，降低疫情信息的传输成本，从而减轻各层级疫情防控部门间由于规模分散、部门传递时滞等原因造成的防控效率低下。其次，政府防疫政策制定之后，需要快速下发执行才能保证防疫效率的有效发挥，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政府能够应用网络信息平台，快速发布最新政策，部署防疫计划，提升国家治理能效。再次，新冠肺炎疫情等此类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爆发给应急医疗物资的生产调配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实时了解医疗物资的供给和需求信息，实现医疗物资供需的精准匹配，还能够精准掌握全国范围内关键医疗物资仓储物量和分配情况，提升医疗物资的调配和使用效率，确保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防疫医疗物资的生产、调度和配置，从而大幅度提升危机应急治理能力和效率。最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均具有一定程度的传染性，如何掌握病毒携带者的流向和接触人群就成为了疫情防控中的重中之重。利用交通信息大数据追踪技术可以准确监测到病毒接触者或者病毒携带者和疑似携带者的流动轨迹，助力政府作出积极的防控决策，从而大幅度提升治理效率。3. 3 互联网+国家治理→提高公众战胜危机的信心→破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公众的信心是战胜疫情的重要法宝。如何在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树立起公众的抗疫信心，是打赢疫情攻坚战，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张维迎认为公众对政府治理具有的信心水平越低，其对经济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就越大［31］。郑作彧发现只有当公众信心和信任像理性证据或者真实经验一样强或者更强的时候，才能支撑社会的稳定发展［1］。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社会属性，危机所释放的消极心里情绪如果不及时制止，将会使社会信任受损，进而导致危机疫情的进一步弥散，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互联网对于疫情科普知识的传递、防疫正能量信息的传播和便捷的网上诊断对公共抗疫信心的树立有重要促进作用。具体来讲，各级防疫部门利用网络平台，一方面可以及时向公众传递疫情之下争先奔赴前线的抗疫战士事迹、疫情患者治愈实例与数据、国家最新颁布的抗疫政策以及各类慈善捐款等正能量信息，从而激励着大家不断与疫情战斗，众志成城向着尽快战胜疫情的目标加油前进; 另一方面可以开通线上辟谣专区，利用大数据的关键字识别等技术，快速找到与疫情相关的谣言，及时辟谣，坚定公众信心。除此之外，公众对新爆发疫情的认识不足也是造成心理恐慌的重要原因。而公共卫生医学研究部门可以通过互联网云课堂为公众做出全方位的疫情科普知识，增强公众战胜疫情的信心。3. 4 互联网+国家治理→保障危机下经济的平稳发展→破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在短期内将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使经济呈现出下滑的态势［32-33］。当前，中国正处于宏观经济下行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双重叠加的背景，据数据统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2020 年前两个月我国的进出口额下降了9. 6%，并且疫情爆发正值春节期间，对交通、旅游、实体店、娱乐等第三产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些中小企业面临付不起租金工资等一系列问题，濒临破产的边缘。互联网的发展催生出了大量线上交易平台，使得国民能够足不出户就能购得所需，商家足不出户就能赚取收益，保证疫情期间的社会生活运转和经济平稳发展。首先，互联网技术能够支持疫情期间数字政府的建设，完善中小企业诉求回应机制，及时了解掌握中小企业疫情期间的困难，有针对性地提供帮扶，助力中小企业平稳度过危机。其次，各级政府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化疫为机”，大力推动数字化改革、完善国家治理模式，利用云课堂为企业生产经济模式的线上转型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助力“智慧物流” “线上交易”的发展，使得经济发展更多地转移到线上。最后，疫情期间，互联网和国家治理的结合能够促使财政、工信、商务、农业等部门协同共治，加速数字经济园区的形成，形成数字化供应链，打破疫情之下商品供需信息不完善的困局。4 互联网背景下国家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4. 1 思维层面: 培育“网络治理”和“数据治理”思维第一，树立网络治理思维，增强数据共享意识。地方政府在治理公共危机时，应该摒除各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实现从独立管理思维到开放共赢思维的转变［34］。具体来讲，在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发生之前，相关部门应该协同建立相关的公共卫生资源共享平台，使全国卫生部门可以第一时间共享到新出现的未知病毒感染病例，利用大数据进行病毒信息监测并配备相应的预警机制，尽可能提前识别风险。在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发生之时，首先防控部门要利用大数据技术迅速分析研判疫情发展情况，Theory ＆ Exploring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Vol. 44 No. 2 ( Feb. 2021) 69并根据情况启动相应级别的危机应急预案; 之后，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最新决策信息，调配相关医疗资源，为疫情的防控提供精准支持。在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发生之后，仍然要具有数据治理思维，根据疫情期间各方面的数据建立疫情后评估与预测模型，对疫情中的各方面防疫结果以及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客观评价，为提升我国的互联网政府危机应对水平提供指导经验。第二，为公务人员开展网络治理知识培训，以思维的转变引导行为的改变。政府部门应该定期聘请互联网专家讲解最新的互联网技术以及其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通过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教育培训，逐步引导公务人员的互联网治理和大数据思维，将这种思维贯穿到政府治理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中［20］。通过潜移默化的网络治理知识培训，实现公务人员治理思路和工作方式的全方位转型，从而使得传统的政府危机治理方式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事实驱动”，以思想意识的改变引起治理行为的转变，不断推进网络技术和数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政府的网络治理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4. 2 技术层面: 提高政府运用互联网进行危机治理的技术水平第一，统一政府各部门间的数据存储格式以及信息管理流程。破解“信息孤岛”难题的技术关键在于建立统一的数据存储标准和数据库管理系统，从而确保信息共享的真正实现［35］。各部门应该委派或者聘请专职人员学习互联网数据库技术，协调共享部门间的数据采集和共享，使得数据资源的共享变得更加方便快捷。除此之外，部门间应该建立起统一的信息管理标准，在信息的数据化、结构化和标准化中制定同样的执行准则，解决相关部门间数据割裂的现象，彻底改变由信息管理壁垒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治理难题。第二，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互联网+ 国家治理”以及危机治理能力的提升均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高校应该增加设置相关互联网应用与管理相关专业，加大对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人才的培养力度，从而为我国信息化时代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人才支持。除此之外，政府可以聘任互联网方面的高端人才就职，创造各种优惠条件吸引高技术人才为政府服务。4. 3 管理层面: 形成网络化管理模式，强化公众治理参与机制第一，我国的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模式是传统的“一案三制”，这种模式更加侧重于危机发生后的治理，而对危机事前的预防和预警重视程度不够，这种事后修补式的治理方式往往导致后期治理的困难以及防控效率的低下，已经不能满足互联网时代政府危机治理的要求［36］。因此，地方政府应该成立数字化危机应急管理机构，专职管理公共危机的事前预警、事中防控和事后复苏等事宜，这样不仅能够把公共危机的破坏性降到最低，还能够做到专事专干，避免浪费人力、物力。第二，在危机治理过程中高度重视公众的力量。首先，要加强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的管理，一方面利用这些网络媒体发布决策信息，与公众实时沟通;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掌握公众偏好、民情意愿等数据，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引导舆论的走向。其次，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建立线上管理平台，对社区成员统一进行数据的测量和采集，及时掌握社区成员的动态身体情况，提升基层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参考文献［1］ 郑作彧. 齐美尔的自由理论: 以关系主义为主轴的解释［J］． 社会学研究，2015 ( 3) : 96-122.［2］ 韦波，卓家同，唐振柱，陈正清，刘军.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防与控制［J］． 广西预防医学，2002 ( 2) : 106-110.［3］ FINK. Crisis management: planning for the inevitable ［M］．New York: Amacom，1986.［4］ HEATH Ｒ. Dealing with complete crisis—the crisis managementshell structure ［J］． Safety Science，1998，30 ( 1 /2) : 139-150.［5］ JOHN B. New factors in crisis planning and response ［J］．Public Ｒelations Quarterly，1994 ( 1) : 31-34.［6］ IAN MITＲOFF，PEAＲSON C，HAＲＲINGION K，The essentialguide to managing corporate crisis ［M］．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6.［7］ POLLITT C，BOUCKAEＲT G．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comparative analysi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Press，2000.［8］ 杨悦. 网络环境下公共危机的治理研究［D］． 南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9.［9］ 张晨，何华玲. “双重风险社会”中公共治理的困境与重塑［J］． 长白学刊，2010 ( 2) : 78-81.［10］ ALLISON G T，ZELIKOW P.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99，78 ( 3) : 13108-13113.［11］ KOLESAＲ G P J. Improving emergency responsiveness withmanagement science ［J］． Management Science，2004，50( 8) : 1001-1014.［12］ GALINDO G，BATTA Ｒ. Ｒeview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OＲ/MS research in disas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 ［J］． EuropeanJournal of Operational Ｒesearch，2013，230 ( 2 ) :201-211.［13］ 李民昌. 建立突发公共危机应急机制的思考［J］． 河南社70 情报理论与实践第44 卷2021 年第2 期理论与探索会科学，2003 ( 4) : 87-88，99.［14］ 冯惠玲. 构建公共危机应急系统的非技术支撑体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 ( 6) : 1-5.［15］ 吉梅.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城市公共危机治理方式研究［D］． 南京: 东南大学，2017.［16］ 袁晗. 互联网背景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问题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2018，39 ( 30) : 139-141.［17］ MAYEＲ-SCHONBEＲGEＲ V，CUKIEＲ K. Big data: a revolution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work and think ［M］．London: Hodder Export，2013.［18］ OLDENDICK Ｒ W，BAＲDES B A. Public opinion: measuringthe American mind ［M］． Ｒowman ＆ Littlefield，2000.［19］ KENT M L，TAYLOＲ M，WHITE W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web site design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iveness to stakeholders［J］． Public Ｒelations Ｒeview，2003，29 ( 1 ) :63-77.［20］ 李婧.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研究［D］．西安: 长安大学，2014.［21］ 梅琼林，连水兴. 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及其应对策略———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大地震的考察［J］． 社会科学研究，2008 ( 5) : 11-16.［22］ 任慧成. 浅议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及建议［J］． 管理观察，2009 ( 5) : 8-9.［23］ 桑艳军.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刍议［J］． 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2 ( 1) : 68-69.［24］ 丁柏铨. 建国以来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信息公开和舆论状况考察［J］． 南京社会科学，2012 ( 10) : 85-94.［25］ 于朝晖. 信息化有力支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J］． 网信军民融合，2020 ( 2) : 28-30.［26］ FENG Z，LI W，VAＲMA J K. Gaps remain in china’s abilityto detect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despite advances since theonset of SAＲS and avian Flu ［J］． Health Affairs，2011，30( 1) : 127-135.［27］ 刘莉，刘文云，刘建，张宇. 英国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政策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2019，40 ( 5) : 46-53.［28］ 张毅，王宇华，王启飞. “互联网+”环境下的智慧监管模式［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 ( 2) : 18-27.［29］ 孙瑶. 互联网平台: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媒体回应［J］．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6，39 ( 2) : 79-81.［30］ 欧阳日辉，刘健. 数字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重要内容［J］． 国家治理，2017 ( 46) : 14-20.［31］ 张维迎，柯荣住. 信任及其解释: 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 经济研究，2002 ( 10) : 59-70.［32］ 安国俊，贾馥玮.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J］． 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 ( 3) : 45-51.［33］ 罗志恒. 新冠疫情对经济、资本市场和国家治理的影响及应对［J］． 金融经济，2020 ( 2) : 8-15.［34］ 张云，黄核成.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 理论、实践与提升路径［J］． 经济研究参考，2019 ( 8) : 86-93.［35］ 李传军. 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公共危机应对能力———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J］． 前线，2020 ( 3) : 21-24.［36］ 方盛举. 论政府危机管理的共治模式［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13 ( 6) : 24-28.作者简介: 王钺，女，1991 年生，博士生。研究方向:数字经济学，大数据传播。录用日期: 2020 － 10 － 21( 上接第121 页)［6］ 岳珍，赖茂生. 国外“情景分析”方法的进展［J］． 情报杂志，2006 ( 7) : 59-60，64.［7］ 师衍辉，韩牧哲，刘桂锋. 融合区块链技术的机构知识库科学数据监护模型研究［J］． 现代情报，2020，40 ( 1) :101-109.［8］ 黄晓斌，马芳. 情景分析法在竞争情报研究中的应用［J］． 情报资料工作，2009 ( 6) : 22-26.［9］ 邢颖，董瑜，袁建霞，张博，杨艳萍，张薇. 典型农业前瞻案例中情景分析法的应用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2014，58 ( 7) : 95-99.［10］ 刘桂锋，张裕，刘琼. 科研数据开放平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案例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2019 ( 1 ) :21-31.［11］ 包明林. 意愿经济背景下科学数据服务过程的影响因素仿真分析［J］． 情报工程，2019，5 ( 2) : 68-81.［12］ 司莉，王雨娃. 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数据组织的现状及改进建议———基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分析［J］． 图书馆建设，2018 ( 10) : 52-58.作者简介: 刘桂锋，男，研究馆员。张裕，女，硕士生。苏文成，男，馆员。宋新平，女，教授。录用日期: 2020 － 08 －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