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 月刊)2016年第11期摘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供给资金投入与产品生产方式的匹配形式。供给模式创新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我国5 省93个样本村调查数据，建立多因素方差分析模型，本文发现：（ 1 ）相对于效用感和稳定感，农民更关心农村公共产品公平供给；（ 2 ）扩大政府供给规模是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的重要前提；（ 3 ）不论生产方式市场化程度如何，政府投入规模的适度性仍然是改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的根本方法；（ 4 ）不同供给模式和反映农村社会发展状况的人口规模，对供给模式绩效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研究为科学选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精准改进供给绩效，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全新视角。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供给模式 供给绩效一、引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发展方式从重速度规模向重质量效益转换的需要。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优先推行那些能够在短期增加消费需求或增加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加强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公共产品投资以带动有效消费（林毅夫，2016）。 政府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品，在市场发育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有些微观事情也需要政府介入（吴敬琏，2016），而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最好的投资时间正是经济下行的时候。这样一方面可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增加就业，另一方面投资成本最低，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目的（林毅夫，2016；姚洋，2016）。 在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新常态”之后，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又是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率的重要手段（沈坤荣，2016）。人们普遍把粮食安全、农产品价格和农村土地流转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加以关注。其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完全是结构调整问题，还必须对农业生产体系注入两大新的要素，一是科技，二是制度创新（陈锡文，2016）。 改善供给的关键是提高农业整体效率。按照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要求，必须努力消除抑制农村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的根本性因素，把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在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纳入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加快培育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充分发挥公共产品支撑农民增收、带动农民消费、刺激农民投资的放大效应（孔祥智，2016）。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式选择与绩效提升*——基于5 省93个样本村调查的实证分析□李燕凌*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 17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JL031）、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项目（财教〔2016〕153 号）的研究成果。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晓山、李周、魏后凯、朱钢、张军，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贾康，北京大学周志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姚先国，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唐任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何包钢等提出的批评意见和中肯建议，感谢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基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湖南农业大学基地）”在数据调查过程中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湖南农业大学李立清教授在数据处理与分析方面提供的帮助。当然，文责作者自负。- - 81农村公共产品既有供给不足的瓶颈，又有结构性失衡问题，最终体现在综合效益明显偏低。提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的关键在于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于供给模式创新。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文件》）①，提出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稳步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文件》要求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开发农民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公共服务项目，并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贴息、设立基金等方式带动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李燕凌，2014）。那么，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创新能否从根本上促进供给绩效提升，并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尚在起始阶段，定量分析的数据可得性受限、滞后性突出，现有文献尚未使用定量方法很好地研究这一问题。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内涵，也存在许多不同理解，更增加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难度。本文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并使用课题组在湘、鄂、赣、贵、粤等5 省19个县（市、区）93个样本村148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首次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对供给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研究，并深入分析供给模式创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的根本性作用。本文后面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改革的制度背景，并简要回顾了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是概念框架及供给模式影响供给效率的一般理论；第四部分是变量、数据与计量模型；第五部分是供给模式与供给绩效的适应性分析；最后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启示。二、制度背景与文献回顾（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改革的历史背景新中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具有特殊的制度背景，其供给模式也随着农业基本制度的改革发生了重大演变。新中国建立以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土地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力组织方式，分散的小农经济仍然是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撑。在农村集体经济尚未建立、国家总体公共产品供给体系非常脆弱的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主要还是依靠农民自我供给模式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叶兴庆，199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②，明确实施“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人民公社体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在当时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私人产品供给。但是，由于集体内在力量的削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度迎来巨大挑战。在“广辟资金来源、解决资金问题”方针指导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逐渐形成以农业发展基金、劳动积累义务工制度和农业承包上交制度为主体的多渠道供给制度安排（孙潭镇、朱纲，1994）。 在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农户之间特有的制度关系和文化背景下内生出来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成为当时有效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可行模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张军、蒋维，1998）。 政府和集体直接对农村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产品进行投资，有效克服了由于条块分割导致的农村基础设施重复布局问题，农民家庭经济发展也加快了农村公共产品由乡村集体供给向个体单独供给的趋势。不过，由于采用体制外筹资方式和“自上而下”决策方式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也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偏离需求、结构失衡、效率降低（林万龙，2001）。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2000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国家配套推进了农村义务教育、新型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农村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并开始朝着建立城乡一体化公共财政体制方向迈进（陈锡文、韩俊、赵阳，2006）。 中央连续发布五个“一号文件”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创新的指导性文件，它以取消农业税、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农业技术等为主要内容，形成了“多予少取”的改革特征（马晓河、黄汉权、蓝海涛，2008），公共财政向农村的投入由项目化向制度化转变，由增量投入向存量结构调整转变，依靠税制改革推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改革所形成的利益发挥到极高水平（李大胜、范文正、洪凯，2006）。 但是，实行财政包干之后，国家把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任务交给县乡政府，乡村两级负担过重、农民分担成本增长过快，县乡政府由于财政紧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锐减，难以担当供给主体角色（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式选择与绩效提升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82《管理世界》( 月刊)2016年第11期2001；陶然、刘明兴、章奇，2003；李秉龙、张立承、曹暕，2003）。 政府主导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模式忽略了社会共同参与治理对公共服务绩效提升的积极作用，供给效率和效益都未尽如人意（郁建兴、高翔，2009）。针对分税制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仍然存在地方财政事权与财力不匹配的基本矛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改革以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为主攻方向，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手段，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为总体目标。由于原有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遭受严重破坏，一些地方低价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承包、拍卖或租赁，抵消部分债务。有些公共产品不列入固定资产账户、不提折旧，对购置、报废资产也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卫龙宝、张菲，2012），新增公共产品的投资建设和后期管护也因资金短缺无人管理，部分地方政府把农村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作为推卸自身责任的手段（李圣军，201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共性流失”困境日益凸现（曲延春，2014）。 从全国来看，公共服务的配置要求按照均等化原则进行，需要政府通过财政进行矫正性的再分配（倪红日、张亮，2012）。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③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列入到2020年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④首次将基本公共服务纳入国家责任，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⑤提出“按照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原则，健全农村基层管理服务体系”，统筹推进农村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有效整合和设施共建共享，着力于改善县乡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提高供给效率，推动“农村改革”向“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演进。（二）相关文献回顾学术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影响供给绩效的研究十分丰富。基本研究结论认为，从投资和生产相结合的视角综合理解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不同供给模式对其供给绩效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多元供给主体的制度变迁和农村公共产品生产方式的多元化，不仅有效解决了农村公共品的筹资问题，而且有效改进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绩效（沈坤荣、张璟，2007；阮荣平、刘力，2011；董明涛、孙钰，2012；韩小威，2013）。 在不同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对供给绩效的影响具有不同的形式与特点。即使在同一地区内，不同社会群体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存在明显差距，特别是近城郊区和偏远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差别很大（骆永民、樊丽明，2012；陈伟，白彦，2013；李燕凌、刘远风，2013）。 实证研究显示，政府供给“缺位”与“越位”并存，“缺位”更为明显。投入总量不足与结构不合理依然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林万龙，2007）。 政府过于热衷市场机制，把大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推向市场。县级财政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生产性支出偏向明显，偏离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另一方面，政府对于一些可以由市场主体参与提供的准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没有放开准入约束，政府不仅参与供给而且直接组织生产，与民争利，降低了供给效率（朱信凯、彭廷军，2009；Chenand Huhe，201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存，多中心治理模式尚未建立。后税费时代，以农村社区为基础的自愿性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国家统合的乡村社会外生和村社自足的农村内生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出现双向并弱态势（李明、李慧中、苏晓馨，2011；刘祖云、韩鹏云，2012）。 多国研究证据表明，政府公共投资活动对农民创收具有显著效果（Winterset al. ，2009）。 美国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供给与生产职能高度分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对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不过，这种多元化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也容易导致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权分散，引起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一定程度上的“碎片化”，造成特大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失灵和不足（Frug ，2010）。 一项对人口超过5000人的市镇和人口超过25000 人的县的调查表明，99％的政府实施过农村公共产品具体生产任务合同外包（Steven ，1996）。 泰国中央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显著成效就是通过发展社群经济来供给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泰国的行政村主要基于居民之间的联合和社会关系形成，这种基层行政管理结构十分有利于利用自愿形成的社群组织来供给和管理公共产品（Fan et al. ，2004）。 泰国通过发展农村社群经济，缓解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矛盾，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Shigetomi ，2006）。 印度尼西亚政府鼓励非农企业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提高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质量，也较好解决了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困难（Gibson and Olivia，2010）。- - 83三、概念框架及供给模式影响供给绩效的一般理论（一）概念框架1 .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从公共产品供给事权与财责的维度看，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主要被理解为资金提供来源，即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就是“谁决定干这件事”、“哪级财政负责提供这项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通俗地讲就是“谁决策”、“谁负责掏钱”（DongX. ，2000）。 从生产成本分摊或成本回收角度看，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主要被理解为具体公共品的生产方式。政府供给模式是政府直接组织公共产品生产并通过税（费）筹集资金来回收生产成本，民间供给模式则是由民间供给主体组织公共产品生产并通过公共产品服务取得收益（Achim-Fockand Christine ，2005；Heerinket al. ，2009）。 本文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投入渠道及其具体生产的、具有典型性的较为固定的方式或方法的总称，它既包含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的提供方式，也包含公共产品具体生产方式，是资金提供与产品生产方式的相互匹配形式。供给并不等同于生产。政府可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生产所需资金，但未必需要由政府直接组织具体公共产品生产。随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配置资源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方式与生产方式的相互匹配形式来区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有利于深刻剖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对供给绩效的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方式主要有政府供给、市场供给、第三部门供给和多元主体混合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具体生产方式主要有政府生产、市场交易、社会自治生产和混合生产。实践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主要有政府垄断、市场配置、社会自治和混合供给4种基本模式，详见图1（李燕凌，2016）。政府垄断模式（或称政府供给模式）是指主要由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并且由政府直接组织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的一种供给模式。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私人部门或第三部门为某种农村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而仍然由政府组织生产，也可称之为政府供给模式。最典型的例子如私人向政府提供教育基金，由政府组织农村义务教育（如“希望小学”）。 市场配置模式是指主要由私人部门（企业或农民）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并且由私人部门按照市场交易机制组织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的一种供给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并以“服务外包”和“购买服务”等市场交易方式组织农村公共产品生产，本质上也属于市场配置模式。社会自治模式（或称自愿模式）是指由农村专业合作社、第三部门等社会组织，根据组织内部成员的共同利益愿景，由组织成员共同筹集资金，并采取组织内部约定的决策方式，自行组织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的供给模式。这种供给模式的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不由市场机制决定，而是由自治组织内部自行生产，其供给资金仍然可能接受政府的财政补贴。它是一种非市场、非政府的第三类供给方式，是对政府供给模式和市场供给模式的补充（Antle，1983；官爱兰、许方方，2011）。 混合供给模式是指由政府、私人部门和社会自治组织（包括第三部门）共同提供资金，采用政府生产、市场交易、社会自治方式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生产方式组织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的一种供给模式。它是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志愿失灵等情况下，为满足不同人群对农村公共产品日益多样化的需要、实现不同供给主体日益多样化的目标而产生的一种多元主体动态协同的混合供给模式（范逢春、李晓梅，2014）。2 .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包括三方面内函。一是生产性绩效，即农村公共产品改善农村生产条件、改善农村投资环境、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农村生产发展的效果；二是消费性绩效，即农村公共产品满足农民消费需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效果；三是社会效益，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社会经济环境的有益影响（李燕凌、欧阳万福，2011）。（1）农村公共产品生产性绩效。农村生产性公图1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示意图混合供给混合生产混合供给模式政府供给政府生产管制生产 委托生产政府垄断模式第三部门供给社会自治财政补贴社会自治模式市场供给市场交易服务外包 购买服务市场配置模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式选择与绩效提升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84《管理世界》( 月刊)2016年第11期共产品是一种中间投入品或生产要素，增加农村水利设施、农村道路建设、电力供应等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既可以直接降低农业生产的私人投入、降低农户生产成本，又可以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评价农村公共产品生产性绩效，不仅要考察公共产品的功能性、实用性、可靠性和安全性满足农业生产需求的状况，而且要考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的经济性、时效性、有序性、层次性、合法性、维护与改进性（尹恒、朱虹，2011）。 多数研究成果采用农民满意度评价方法评估公共产品的生产性绩效（李燕凌、曾福生，2008；朱玉春、唐娟莉，2010；Yan et al. ，2011；董香书、Proochista Ariana ，2012；陈东、赵丽凤，2012）。 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陈宇，2010）、组合赋权法研究农村公共产品生产性供给绩效（王俊霞等，2013）的结果显示：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权重最大。一项基于山东省214 个行政村670 份问卷的实证分析证明，农民的农村基础设施满意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生产性绩效具有最强影响力（樊丽明、骆永民，2009）。 不过，应用农民满意度评估生产性绩效，在强调公平性的同时，容易忽略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户的个性化需求（Fan，1991；Fan andZhang，2004）。（2）农村公共产品的消费性绩效。评估农村公共产品消费性绩效应当遵循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农民增收进而影响农民消费的基本逻辑进路，同时考虑公共产品消费对农民私人产品消费的乘数效应。增加农村公共支出会使相关部门的收入水平上升，这些部门会把得到的收入在扣除储蓄后用于消费或投资，从而转化为另外一些部门的收入。如此循环，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支出就可能带动农民收入成倍增加，从而产生农村公共产品支出的乘数效应。农村公共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小取决于农民的消费边际倾向（王国静、田国强，2014）。 农村公共产品的消费性绩效还表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够有效降低农民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并刺激消费。农村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会使农民增加预防性储蓄并减少消费，进而抑制农民有效需求（岳爱等，2013；马光荣、周广肃，2014；Huang et al. ，2015）。 对于农村交通、水、电、通信和汽车、洗衣机、电视、手机等具有互补性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而言，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会相应增加私人产品的消费（张书云、周凌瑶，2011；Yangand Yang，2015）。（3）农村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农村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效果，突出体现在缓解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最突出的社会效果就是缓解贫困。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农村落后、农民贫困，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人文和社会关系等资本缺失使得部分农民陷入贫困恶性循环（刘华容，2011）。 实证研究表明，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改善供给结构都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张军超，2009），但从目前实际情况看，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公共财政支出在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效率仍然较低（朱玉春、唐娟莉、罗丹，2011）。 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看，当前我国扩大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关系民生的公共产品供给，往往成为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冲突的重要手段（蔡昉，2011）。（二）供给模式影响供给绩效的一般理论在不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不同主体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不同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规模、不同主体之间的投资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供给决策地位，会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产生不同影响。针对不同特征的农村公共产品，在不同的社会经济与自然条件环境下，采取不同的具体生产方式也会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产生不同影响。只有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投入模式与生产方式科学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综合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对供给绩效的影响。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而言，投资是理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重要因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的来源决定着生产决策权地位，受约束的生产决策权决定着生产的科学性、决策的民主性，最终形成供给的有效性。然而，在强调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投入以扩大供给的同时，并非投资规模越大必然会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对供给效率的影响，不仅受供给投资规模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还受到由投资主体结构及其形成的特殊的投资主体关系的约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主体之间的投资结构关系决定着公共产品的生产决策方式，最终决定着具体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这才是供给模式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 85的根本之所在。经验证明，财政过度投入农村公共产品或财政投入严重不足，都将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疲软引致低效率，只有财政投入与私人投入均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入模式才是效率最好的模式（Wangand Yu，2010）。 正确理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规律”，不能单纯地以“边际报酬”和“规模报酬”来衡量，还必须联系公共产品治理理论、协同理论和产权理论，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治回应性、不同投资主体在供给决策中的权力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相容性来全面考察。治理是国家与农民社会之间的合作，更是强制与自愿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生产和管理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系统内部不同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协同关系甚至可能对供给规模产生重要影响，不同主体之间如果“不协同”就会产生公共产品投资的“挤出效应”，如果“协同”则会产生“汲取效应”。从产权角度看，私人提供公共产品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有可能比政府供给的效率更高（吴易风，2007）。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既要强调公共经济领域内充分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又要尊重产权的市场化改革道路，把具体的产权关系成熟和优化过程借助于市场运作来完成（滕泰，2013）。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从供给投资与具体生产方式相结合的要求出发，构建一个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影响供给绩效的理论分析模型。第一步，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方式为逻辑起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主体包括政府投入、农民和其他社会投入两种基本类型。我们可以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入中政府投入所占的比重来区分其产权属性，将政府投入比重特别大的农村公共产品定义为“政府强投入”（简称“强投入”）公共产品，将政府投入比重中等或较少的农村公共产品定义为“中投入”（或称“适度投入”）和“弱投入”公共产品。第二步，设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具体生产方式的条件变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具体生产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市场交易方式，另一种是非市场交易方式，包括政府组织生产或由农村公共产品的直接消费者内部组织生产。现实生活中完全采用市场交易或完全排斥市场交易来生产具体农村公共产品都较少见。我们可以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市场化程度来区分其生产特性，将市场化程度特别高的农村公共产品定义为“高市场生产”（简称“高市场”）公共产品，将市场化程度适度或较低的农村公共产品定义为“中市场”（或“适度市场”）和“低市场”公共产品。第三步，设定不同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条件变量。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自然条件都可能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第四步，设定农村公共产品不同性质特征变量。农村公共产品功能可区分为经济性公共产品和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两大类。不同性质特征的农村公共产品其供给绩效评价目标具有显著差异。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是那些被消费过程中或使用后能够直接创造经济价值、直接扩大经济效益的公共产品（如农业技术推广项目）。 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是那些在消费过程中或使用后不能够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不能明显扩大直接经济效益的公共产品（如农村义务教育）。第五步，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影响供给绩效的计量分析模型。利用计量模型针对不同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在不同的供给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条件下，从不同投入主体协同治理的角度，分析农村公共产品具体供给模式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上述理论分析建模过程可形象地归纳成图2 所示。四、变量、数据与计量模型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影响绩效问题，首先需要区分不同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区分农村具体的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条件，然后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类型与具体生产方式类型相匹配情况，确定供给模式类型，最后才可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对供给绩效的影响分析。（一）调查设计与变量定义1 . 农村公共产品性质从农村公共产品消费过程所产生的经济效用图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影响供给绩效的理论模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式选择与绩效提升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86《管理世界》( 月刊)2016年第11期视角，我们可以一般地将农村公共产品区分为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和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经济性和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有许多具体产品或服务，我们选择在不同农村普遍共有的7 种农村公共产品进行调查（Guo et al. ，2014），前者具体包括农业产业科技推广项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后者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村图书馆或文化室、卫生改厕工程、村级道路建设、村民清洁饮水工程等。2 . 农村经济社会与自然条件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不仅决定着农民和其他农村社会组织向农村公共产品领域的投入能力，直接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经营和管理，而且也影响农民实际消费农村公共产品的水平。我们选择以调查样本村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代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参照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将样本村农户平均收入超过该水平20%（含）的归入“经济发达村”，低于该标准20%（不含）的归入“经济欠发达村”，界于两者之间的村归入“经济一般村”。农村居住人口规模、消费习惯、年龄与民族结构等社会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影响具体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我们选择农村人口规模代表当地农村社会发展状况（张银、李燕萍，2010）。 参照调查村所在省（市、区）的平均水平，将样本村人口规模在2000人以上（含）的村定义为“大规模村”，1000人以下（不含）的村定义为“小规模村”，界于两者之间的村归入“规模一般村”。农村自然条件包括地形地貌、土地资源、气候条件等众多环境因素，其中农村距离城镇、特别是距离大中城市的远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所产生的影响最为突出。距离城镇的距离可能直接影响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投入农村公共产品的积极性，而偏远农村由于离城镇太远，其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经营的市场化程度也会受到极大制约（Tan，2010；曾红颖，2012）。 我们选择调查村距离县城的距离代表当地农村自然条件，将样本村距县城10公里以下（不含）定义为“近距离村”，25公里以上（含）定义为“远距离村”，界于两者之间的村归入“中等距离村”。3 .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分类根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投入与生产方式的结合形式定义供给模式，分别以经济类和非经济类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投入占总投入比重、市场化生产经营程度为标志，按照不同的政府投入强度与不同的市场化交易程度结合状况，构成9 种供给模式。按照政府投入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投入的比重分别将供给投入变量赋值为“强投入”、“适度（中）投入”和“弱投入”3 个定性变量，按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市场化程度将供给生产方式变量赋值为“高市场”、“适度（中）市场”和“低市场”3 个定性变量。我们采用“投入强度+ 生产市场化程度”做为模式定义标记：强投入= 3 、中投入= 2 、弱投入= 1 ，高市场= 3 、中市场= 2 、低市场= 1 。参照图2 可以将样本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定义为：模式Ⅰ—双高型（强投入高市场，33）、模式Ⅱ—双适型（中投入中市场，22）、模式Ⅲ—双低型（弱投入低市场，11）、模式Ⅳ—强中型（强投入中市场，32）、模式Ⅴ—强低型（强投入低市场，31）、模式Ⅵ—中高型（中投入高市场，23）、模式Ⅶ—中低型（中投入低市场，21）、模式Ⅷ—弱高型（弱投入高市场，13）和模式Ⅸ—弱中型（弱投入中市场，12）。4 .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绩效评价农民是农村公共产品的最直接消费者，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对供给绩效产生的影响结果。本文没有简单地采用农民对具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满意度”变量做为评价工具，而是参照李培林（2010）研究方法，将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在公平性、效用性、稳定性（或称可持续性）三方面的评价态度分别进行调查，精细描述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对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目标的程度。我们将这3 种主观评价态度定义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种评价结果，分别赋值为“满意= 1 ”、“不满意= 0 ”。农户对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绩效“公平感”评价，实质上反映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用可得性，即从理论上讲在调查村任何农民可以均等地获得这类公共产品的效用。农户对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绩效“效用感”评价，实质上反映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用可及性，即在现实中被调查的农民实际获得这类公共产品的效用。农户对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绩效“稳定感”评价，实质上反映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用可持续性，即被调查农民从长远角度考虑对享用这类公共产品的效用可持续性评价。例如，有些扶贫资金，对农民来说- - 87今年享用了明年未必可获得，也许是脱贫了不可再获得，也许是政策原因或操作原因不能再获得。再通过计算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同模式的绩效满意度综合评分来判断具体供给模式的优劣排序，同时确定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公平感”、“效用感”和“稳定感”评价结果在综合评价中的权重。最后，通过计算每个样本村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的平均综合得分，构造一个方差分析模型，分析在不同的经济社会与自然条件下、针对不同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的实际影响。（二）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分析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2年对湘、鄂、赣、贵、粤等5 省19个县（含市、区，下同）93个行政村的调查数据⑥。这次调查共向农户（包括村支“两委”干部）发放问卷1897份，收回问卷1625份，剔除内容填写不全、有逻辑错误的问卷，实际有效问卷1480份，占全部发放问卷的78. 02% 。调查中样本农户的人口数占调查村全部人口数的5 . 08% 。按不同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区分不同的农村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条件，本文调查数据的描述统计结果详见表1 和表2 。本文采用列联分析中反映实际观察频数与其期望频数之间吻合程度的卡方值（χ2）及列联相关系数c ，分项检验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农民公平感、效用感、稳定感评价是否具有统计显著差异，以定量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与农民公平感、效用感、稳定感评价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及其关联程度大小，精准刻画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对供给绩效的影响。表2 的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与农民公平感、效用感、稳定感评价之间都在1 % 水平上呈统计显著。从列联相关系数反映的测度意义来看，农户对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和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在不同供给模式中的公平感、效用感和稳定感的评价基本接近，但排序稍有变化。在对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绩效评价中，公平感的关联程度大于稳定感的关联程度，而效用感的关联程度最小；在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绩效评价中，公平感的关联程度大于效用感的关联程度，而稳定感的关联程度最小。总体来说，无论是对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还是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绩效满意度评价，农户最关心的还是公平感，体现出“不患寡患不均”的历史传统。在此基础上，本文仍需要计算各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的综合评分值，以确定不同供给模式的优先序并对其供给绩效产生的具体影响进行定量分析。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单项评价指标权重⑦，并计算样本村农户对本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结果。在控制不同农村公共产品性质的情况下，表3 反映了农民对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各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评价结果及影响因素的描述统计，表4 反映了农民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各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评价结果及影响因素的描述统计。以表3 、表4 中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公平感、效用感、稳定感评价的异从比率作为综合评价权重，计算获得农村公共产品各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在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中，公平感评价占综合表1 样本村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描述统计结果分类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经济社会与自然条件变量名称政府投入强度强投入适度（中）投入弱投入生产市场化程度高市场适度（中）市场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达村经济一般村经济欠发达村居住人口规模大规模村规模一般村小规模村距县城距离近距离村中等距离村远距离村总样本数定 义≥ 总投入66%＜总投入66%≥ 总投入33%＜总投入33%市场交易≥ 70%30% ≤ 市场交易＜70%市场交易＜30%≥ 全国平均120%＜全国平均120%≥ 全国平均80%＜全国平均80%人口≥ 2000人1000≤ 人口＜2000人口＜1000人＜10公里10≤ 距离＜25公里≥ 25公里经济类农村公共产品村个数352334312843282214611857132393占比%( 或均值)37.6337.6324.7336.5633.3330.118556.27063.15219.8216514688747.316.628.9标准差0.230.230.190.230.220.214769.31865.92891.5976.4301.2147.83.966.2419.74非经济类农村公共产品村个数382530284124432822146118571323占比%( 或均值)40.8626.8832.2630.1144.0925.818556.27063.15219.8216514688747.316.628.9标准差0.240.20.220.210.250.194769.31865.92891.5976.4301.2147.83.966.2419.74注：（1）表中“占比% ”指样本村个数占总样本村的比例；（2）在政府投入之外包括农民和其他社会投入，我们不再进行区分而统称为“私人投入”；（3）表中“市场交易”指样本村该类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经营或管理按交易量计算占总交易量的比重；（4）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 6977. 29为基准线，将样本村农户平均收入水平超过基准线20%（含）的归入“经济发达村”，低于基准线20%（不含）的归入“经济欠发达村”，在这两者之间的村归入“经济一般村”；（5）调查结果来源于调查村村民委员会提供的财务统计资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式选择与绩效提升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88《管理世界》( 月刊)2016年第11期评价的权数为0 . 38、效用感权数为0 . 32、稳定感权数为0 . 3 ，在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评价中，公平感评价与效用感评价所占权数均为0 . 36，稳定感评价所占权数只有0 . 28。上述结果表明，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公平感评价仍然在综合评价中占据最重要地位。表3 、表4 也给表2 农民对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绩效评价结果描述统计供给模式（投资强度=A，市场化程度=B，模式定义标记=AB ）模式类型模式Ⅰ（双高型）模式Ⅱ（双适型）模式Ⅲ（双低型）模式Ⅳ（强中型）模式Ⅴ（强低型）模式Ⅵ（中高型）模式Ⅶ（中低型）模式Ⅷ（弱高型）模式Ⅸ（弱中型）合 计卡方值( χ2)列联相关系数(C )显著水平( P )投资强度强投入中投入弱投入强投入强投入中投入中投入弱投入弱投入市场化程度高市场中市场低市场中市场低市场高市场低市场高市场中市场定义标记332211323123211312经济性（类）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评价（满意= 1 ，不满意= 0）样本村（个数）85131418981093调查户数121128822191942971411311671480公平感（满意户数）501061512887171963943735185.99430.33413P<0.001效用感（满意户数）47108221321032001056177855132.70180.2869P<0.001稳定感（满意户数）6511233146832101135585902145.82580.2995P<0.001非经济性（类）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评价（满意= 1 ，不满意= 0）样本村（个数）101292175813893卡方值( χ2)列联相关系数(C )显著水平( P )调查户数187194127355127681091811321480公平感（满意户数）11891212689437535543780232.90460.3687P<0.001效用感（满意户数）11794322539439515649785168.9110.3201P<0.001稳定感（满意户数）1341246128210640646965945143.34320.2972P<0.001注：模式定义标记中：强投入= 3 、中投入= 2 、弱投入= 1 ，高市场= 3 、中市场= 2 、低市场= 1 。表3 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各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分项与综合评价结果描述统计模式类型模式Ⅰ( 双高型)模式Ⅱ( 双适型)模式Ⅲ( 双低型)模式Ⅳ( 强中型)模式Ⅴ( 强低型)模式Ⅵ( 中高型)模式Ⅶ( 中低型)模式Ⅷ( 弱高型)模式Ⅸ( 弱中型)异众比率( 权数)样本户数12112882219194297141131167统计量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公平感分项得分0.41320.1570.82810.31470.18290.06950.58450.22210.44850.17040.57580.21880.68090.25870.29770.11310.25750.09780.38效用感分项得分0.38840.12430.84380.270.26830.08590.60270.19290.53090.16990.67340.21550.74470.23830.46560.1490.46110.14750.32稳定感分项得分0.53720.16120.8750.26250.40240.12070.66670.20.42780.12840.70710.21210.80140.24040.41980.1260.5090.15270.3满意度综合评价得分0.4425（6）0.8472（1）0.2761（9）0.615（4）0.4687（5）0.6464（3）0.7374（2）0.3881（8）0.3981（7）-统计量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人口规模1.8750.64091.750.70712.20.44722.07690.64051.64290.63332.05560.63912020.53452.10.5676-经济水平2.8750.35362.1250.64092.20.83672.46150.77632.71430.61121.77780.73212.55560.72651.750.88641.70.8233-距城距离101.250.46292.60.54771.46150.66021.14290.36311.50.70711.44440.5271.8750.9912.10.8756-注：满意度综合评价得分栏中括号内数据为得分排序，小数点后一律保留四位小数。表4 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各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分项与综合评价结果描述统计模式类型模式Ⅰ( 双高型)模式Ⅱ( 双适型)模式Ⅲ( 双低型)模式Ⅳ( 强中型)模式Ⅴ( 强低型)模式Ⅵ( 中高型)模式Ⅶ( 中低型)模式Ⅷ( 弱高型)模式Ⅸ( 弱中型)异众比率( 权数)样本户数18719412735512768109181132统计量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满意频数加权评分公平感分项得分0.6310.22720.46910.16890.16540.05950.75490.27180.74020.26650.54410.19590.48620.1750.30390.10940.32580.11730.36效用感分项得分0.62570.22520.48450.17440.2520.09070.71270.25660.74020.26650.57350.20650.46790.16840.30940.11140.37120.13360.36稳定感分项得分0.71660.20060.63920.1790.48030.13450.79440.22240.83460.23370.58820.16470.58720.16440.38120.10670.49240.13790.28满意度综合评价得分0.653（3）0.5223（5）0.2847（9）0.7508（2）0.7666（1）0.5671（4）0.5079（6）0.3275（8）0.3888（7）-统计量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人口规模2.20.78881.91670.66861.77780.4412.14290.65472.28570.4881.60.54771.750.46291.69230.480420-经济水平1.60.69922.16670.83482.88890.33331.71430.78382.14290.89972.40.54772.50.75592.69230.63042.6250.5175-距城距离1.90.87561.41670.66861.44440.72651.85710.85361.57140.78681.20.44721.3750.7441.30770.48041.1250.3536-注：满意度综合评价得分栏中括号内数据为得分排序，小数点后一律保留四位小数。- - 89出了农民对不同性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结果的优先排序。以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得分0 . 5 为分届线，针对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农民最满意的供给模式是政府投入适度且市场化生产程度适中的双适型（0 . 8472），其余满意模式依次为中低型（0 . 7374）、中高型（0 . 6464）和强中型（0 . 6150）。 最不满意的是政府投入少且市场化生产程度低的双低型（0 . 2761），另有弱高型（0 . 3881）、弱中型（0 . 3981）、双高型（0 . 4425）和强低型（0 . 4687）等4 种供给模式农民“不满意”。针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农民满意模式排序前三位的依次为强低型（0 . 7666）、强中型（0 . 7508）和双高型（0 . 6530），反映了农民欢迎政府加大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强烈愿望。中高型（0 . 5671）、双适型（0 . 5223）和中低型（0 . 5079）3 种模式农民基本满意。农民不满意的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政府投入比重偏低的双低型（0 . 2847）、弱高型（0 . 3275）和弱中型（0 . 3888）。上述评价结果显示出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无论是对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还是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农民都十分关注政府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强度，而对农村公共产品具体生产方式的关注程度并未形成有规律性的共同特点；第二，就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与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比较而言，农民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中的政府投入依赖性更为强烈。（三）计量模型及其结果分析已有文献不同程度地研究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农村人口规模、农民家庭平均经济收入以及样本村距县城距离等因素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的影响。但是，对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缺乏实证研究。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在控制不同性质农村公共产品条件下，这些因素及其交互作用是如何影响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影响程度有多大。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方差分析模型（Fisher ，1925）对于研究定类变量和定距变量之间相关性是一种最为经典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方差分析模型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效率分布研究，以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得分为被解释变量，以样本村不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样本村农村人口规模、农民家庭平均经济收入以及样本村距县城距离为解释变量，定量分析各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的影响，并根据分析结果判断农村公共产品最佳供给模式。本文采用的方差分析模型如下：（1）在（1）式中，y ml是不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样本村农村人口规模、农民家庭平均经济收入以及样本村距县城距离等因素中第l 类影响下的、第m 个样本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观测值，l = 1 ，2 ，……，4 ，m = 1 ，2 ，……，n ，n 为样本村个数。μ 为总体平均值，a l 为第l 个水平上的效应，ε ml为随机误差项。在方差分析中引入变量β ，Z 为l 类影响交互作用的矩阵。我们对（1）式两边求导，为简化符号，可设：则有：Y=Z β + ε （2）定义残差平方和为：（3）在（1）式约束条件下求（3）式的最小值，可求得μ 和a l 的估计量μ＾，a＾l ，再进一步判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样本村农村人口规模、农民家庭平均经济收入以及样本村距县城距离等分类l 的影响及其交互影响对观测值是否显著。令回归平方和为：（4）则有总平方和为：（5）定义：（6）在（6）式中，df（reg）是回归平方和的自由度，即独立变量的个数，df（error ）是残差平方和的自由度，即样本个数减去独立变量的个数。F 值越大表明该因素的影响作用越显著。本文分别对经济性和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满意度绩效构建方差分析模型，运用公式（3）、（ 4）和（5）计算方差分析模型的残差平方和、yml = μ + al + εmls . t . ∑l = 14al = 0Y = ( ) yml′，ε = (εml)′β = ( ) β1, β2, ⋯, βl + 1′= ( ) μ , a1, a2, ⋯al′Z(l n).(l + 1)éëêêêùûúúú1 1 0 ⋯0 01 0 1 ⋯0 0⋮⋮⋮⋱ ⋮⋮1 0 0 0 1 01 0 0 0 0 1LMS S E ( ) β = ∑m∑l( ) yml - μ̂ - âl2S S E ( ) β = ∑m∑l( yml - μ̂ - âl)2S S Y = ∑m∑l[ ] yml - μ̂2F =(S S Y - S S E )/ d f (r e g )S S E / d f (e r r or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式选择与绩效提升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90《管理世界》( 月刊)2016年第11期回归平方和以及总平方和，再运用公式（6）计算模型的F 值并进行方差检验。我们在SPSS20. 0 软件中输出模型估计结果表5 和表6 ，交互效应不显著的方差来源项不再在表中列出。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反映了每个样本村的总评分受某种因素及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影响的具体程度。表5 结果显示：从农民对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的影响因素来看，Corrected Model表示的校正模型（即总体结果），其F 统计量观测值为5 . 203 ，对应p 值为0 ，检验结果显著，即农民对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的公平感、效用感和稳定感评价的总体均值具有显著差异。由于判定系数a. R Squared= 0 . 915 ，说明农民对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的差异，至少有91. 5 % 能被样本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以及样本村“人口规模”和“距城距离”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所解释。F 统计量观测值的大小反映了各种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农民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的影响程度，从大至小依次为人口规模、供给模式，均在1 % 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意义；距城距离以及人口规模× 供给模式、人口规模× 距城距离、距城距离× 供给模式、人口规模× 距城距离× 供给模式等交叉影响因素均在10% 水平上统计显著。表6 结果显示：从农民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的影响因素来看，Corrected Model表示的校正模型（即总体结果），其F 统计量观测值为10. 754 ，对应p 值为0 ，检验结果显著，即农民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的公平感、效用感和稳定感评价的总体均值具有显著差异。由于判定系数a. R Squared= 0 . 953 ，说明农民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的差异，至少有95. 3 % 能被样本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以及样本村“人口规模”和“经济水平”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所解释。F 统计量观测值的大小反映了各种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农民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的影响程度，供给模式、人口规模在1 % 水平上统计显著。人口规模× 经济水平、经济水平、经济水平× 供给模式在5 % 水平上统计显著。人口规模× 供给模式、人口规模× 经济水平× 供给模式在10% 水平上统计显著。农民对不同性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供给模式”和“人口规模”及其交互作用，始终是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无论是对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还是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人口规模”及其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对绩效综合评价的影响都具有统计显著意义。根据F 统计量判断，“人口规模”是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评价影响最大的因素，不同的“供给模式”是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评价影响最大的因素。第二，农民在对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评价中，样本村“经济水平”不具有统计显著意义（p值为0 . 980），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农民在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评价中，样本村“距城距离”不具有统计显著意义（p 值为0 . 154），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受自然表5 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多因素方差分析模型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综合评分方差来源(Source)Corrected Model(校正模型即总体结果)截距项人口规模经济水平距城距离供给模式人口规模× 距城距离人口规模× 供给模式距城距离× 供给模式人口规模× 距城距离× 供给模式ErrorTotalCorrected Totala. R SquaredAdjusted R Squared观察样本数( 村个数)Type III Sumof Squares1315.231a3455.572369.7470.16926.458575.89526.09148.11758.944209.864122.3124893.1151437.5430.9150.73993df62122825732309392MeanSquare21.2133455.572184.8740.08413.22971.98713.0469.6238.4216.558.4.077F5.203847.5645.3450.0213.24517.6573.22.362.0651.609Sig.000.980.05300.0550.0640.0790.097表6 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多因素方差分析模型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综合评分方差来源(Source)Corrected Model(校正模型即总体结果)截距项人口规模经济水平距城距离供给模式人口规模× 经济水平人口规模× 供给模式经济水平× 供给模式人口规模× 经济水平× 供给模式ErrorTotalCorrected Totala. R SquaredAdjusted R Squared观察样本数( 村个数)Type III Sumof Squares1734.023a4295.2340.55521.56310.661077.71523.41535.9260.734148.88586.0016115.2261820.0230.9530.86493df60122825932309392MeanSquare28.94295.2320.27710.7815.33314.71411.7087.1847.1841.6232.688F10.7541597.927.5454.0121.98350.1174.0842.5062.3540.01Sig.00.0020.0280.15400.0270.0520.0380.093- - 91条件的影响减弱。第三，各种影响因素的单独影响远比不同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要大。从F 统计量判断，供给模式、人口规模、经济水平、距城距离等4 个主效应因素较之这些因素之间的二维交互效应及三维交互效应而言，其影响程度要大得多。因此，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选择的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忽略这些主效应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五、供给模式与供给绩效的适应性分析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只存在供给不足困难，不可能通过简单地供给结构调整就能解决供给综合绩效偏低问题，必须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加快解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抑制、扩大农村公共产品制度供给的意义十分重大，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创新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李燕凌，2016）。 因此，必须进一步针对不同性质农村公共产品，分别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府投入强度与具体公共产品生产市场化程度两方面，考察在当地农村经济社会与自然条件下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绩效适应性，并根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府投入强度与具体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市场化程度合理匹配的要求，提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优化途径。我们将样本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结果≥ 0 . 7 界定为“适应”村，综合评价结果＜0 . 3 为“不适应”村，0 . 3 ≤ 综合评价结果＜0 . 7 为“基本适应”村。根据表3 和表4 中不同样本村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满意度的综合评价结果，针对不同性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绩效适应性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结果见表7 。表7 显示，针对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政府强投入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双高型、强中型、强低型）整体上“基本适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绩效“基本适应”频数按生产市场化程度从高至低排序依次为87. 5 % 、92. 31% 和85. 71% 。政府中等投入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中高型、双适型、中低型）整体上“适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绩效“适应”频数按生产市场化程度从高至低排序依次为 55. 56% 、100 . 00% 和88. 89% 。可见，针对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而言，不论其具体生产方式的市场化程度如何，农民都更欢迎政府适度投入的供给模式，而不是政府投入越多越好。针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强中型、强低型模式均处于“适应”状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绩效“适应”频数分别为80. 95% 和71. 43% 。除弱高型和双低型之外，其他5 种模式均处于“基本适应”状态。弱高型和双低型模式较为复杂，“基本适应”样本村略多于“不适应”样本村，没有“适应”状态。值得关注的是，在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适应状况中，政府强投入和中等投入供给模式均无“不适应”村。换言之，大多数调查村（93个样本村中的79个村）的农民都希望政府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有较多投入，且与其具体生产的市场化方式无太大关系。六、结论与政策启示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影响供给绩效的状况，系统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农村人口规模、农民家庭平均经济收入以及样本村距县城距离等因素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考察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与供给绩效之间的适应关系，主要有如下结论：第一，公平性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的决定性因素。相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用感和稳定感而言，农民更关心农村公共产品的公平供给。农民对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公表7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适应性分类结果样本村模式双高型强中型强低型中高型双适型中低型弱高型弱中型双低型样本村个数8131418898105频数分布村个数占比%村个数占比%村个数占比%村个数占比%村个数占比%村个数占比%村个数占比%村个数占比%村个数占比%经济性（类）农村公共产品适应017.6901055.568100888.89000基本适应787.51292.311285.71738.890111.11675880120不适应112.50214.2915.5600225220480样本村个数1021751281389非经济性（类）农村公共产品适应2201780.95571.4312018.330000基本适应880419.05228.574801191.678100753.85787.5555.56不适应000000646.15112.5444.4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式选择与绩效提升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92《管理世界》( 月刊)2016年第11期平感、效用感和稳定感分项绩效评价，客观上反映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用可得性、效用可及性和效用可持续性。无论是对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还是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农民对供给公平性的关心远远高于对供给效用感和供给稳定感的关心。这种“不患寡患不均”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评价倾向，反映出在目前阶段农民仍然以平等获取农村公共产品为基本诉求。因此，公平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仍然应当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第二，扩大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供给规模是提高供给模式绩效的重要前提。供给模式是供给资金投入与具体生产方式的匹配形式。从农村公共产品消费主体的农民来看，无论是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还是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农民期盼的焦点是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扩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其具体生产方式受当地经济社会及自然条件制约。农民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中的政府投入依赖性更为强烈。这也进一步说明，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以引导需求，扩大供给规模仍然是改进供给绩效的基础，也是推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引擎。第三，政府适度投入是改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的根本方法。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可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多元化要求，有利于提高供给模式绩效。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政府，从供给资金的投入产出效果来看，并非投入越多越好。虽然对于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而言，84. 9 % 的样本村农民希望政府有较多投入，且与其具体生产的市场化方式无太大关系。但是对于大多数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不论其具体生产方式的市场化程度如何，农民都更欢迎政府“适度投入”的供给模式。第四，改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必须把提高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供给模式和人口规模及其交互作用，始终是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评价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同的供给模式以及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社会发展状况、农村自然条件等环境因素对供给模式绩效的影响，远远大于这些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影响，其中反映农村社会发展状况的人口规模因素至关重要。虽然现阶段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适应，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也在减弱，但反映农村社会发展状况的人口规模却对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影响最大、对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也有重要影响。坚持以人为本、城乡统筹，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途径。我们的结论也有重要政策含义。一是必须加快调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拥有强大充足的财政资源和全面有效的执行体系，运用其垄断力介人市场竞争并控制市场，扭曲了政策目标的同时也破坏了市场竞争（赵静、陈玲、薛澜，2013）。 实际调研中发现，地方政府把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性“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放在重要地位，把短期效果不太明显的非经济性“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放在较轻地位。在农村公共产品具体生产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举办实体企业或管制市场秩序，直接或间接地获取经济利益，限制了社会资本进入具体农村公共产品生产领域。二是必须因地制宜地加快调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系。实际调研中发现，离城较近农村既容易获得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高强度投入，又可以较好利用城市经济市场化功能，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准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并采取灵活的市场机制进行生产。由于偏远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差，许多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往往依赖于个体服务者生产。因此，对于经济欠发达农村的非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来说，最优供给模式既要求政府高强度投入，又要求政府直接组织生产。三是必须综合协调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与人口规模的关系。实际调研中发现，由于人口规模大小容易影响农村当地经济市场化水平，人口小规模农村的具体公共产品生产方式也不易于市场化。政府更愿意在人口规模较大、农业经济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农村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投入。因此，针对人口小规模农村，政府宜加大供给投入并采取直接组织生产的方式，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可得性；对人口大规模农村，政府可适度放开供给准入门槛，积极吸纳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组织具体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责任编辑：程漱兰）- - 93注释①201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②198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③2009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④国务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2012年5 月16日。⑤201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⑥调查对象包括湖南、湖北、江西、贵州、广东等5 省所辖之永定区、桑植县、龙山县、凤凰县、湘潭县、长沙县、醴陵市、桃江县、桃源县、邵阳县、洞口县、娄星区、北湖区、汝城县、衡南县、松桃县、崇义县、仁化县、来凤县等19个县（市、区）。⑦变异系数法是直接利用结构数据中各成分数据所包含的信息，通过计算成分数据的变异程度而获得其在结构数据整体评价中的权重的一种客观赋权方法。本文通过计算农民公平感、效用感、稳定感等单项评价结果的“异众比率”来判断其变异程度，从而最终确定不同评价结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模式绩效满意度综合评价中的权数。每种具体模式的综合评价得分计算公式如下。公式中，Y i 是不同评价对象的综合评估得分，i 指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综合评估调查样本村个数，j 指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公平性、效用性、稳定性的分项评价（j= 1 ，2 ，3），fij 是不同评价对象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评估中第j 项满意评价结果的观察频数，r 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入与生产方式相匹配的9 种供给模式，n i 是不同评价对象的样本数，V rj 是第j 项评价结果的变异系数（即各观察结果的“异众比率”），亦即不同供给模式绩效综合评估中第j 项评价结果的权重系数，f m 为众数组的频数。参考文献（1）Achim- Fock and Christine Wong，2005，“ExtendingPublic Finance to Rural China”，Background for Presentations atthe MOF-WorldBank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Public Financefor RuralAreas，Beijing ，October18.（2）Antle，J. M.，1983，“Infrastructure and AggregateAgri ⁃cultural Productivity: International Evi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 31（2），pp. 609 ~ 619 .（3）Dong，X. ，2000，“Public Investment ，Social Services andProductivity of Chinese Household Farms”，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6（4），pp. 100 ~ 122 .（4）Fan S. ，1991，“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 ⁃stitutional Reform on Production Growth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m. f. Agric. Econ . 73，pp.266 ~ 275 .（5）Fan S. ，Jitsuchon S. and MethakunnavutN. ，2004，“TheImportance of Public Investment for Ｒeducing Rural PovertyinMiddle - income Countries: the Case of Thailand ”，DSGD Dis⁃cussion Paper，No.7 ，Washington，USA ：International Food and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pp. 12~ 19.（6）Fan，S. and Zhang，X. ，2004，“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 ⁃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5（1），pp. 203 ~ 214 .（7）Feng Yang，Minghong Yang，2015，“Efficiencyof PublicGoods Provision in WenchuanEarthquake-stricken Rural Areas，Sichuan，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esilience i nthe Built Environment，Vol. 2（2），pp.841 ~ 852 .（8）Fisher R. A. ，1925，“StatisticalMethodsResearch Work⁃ers”，London：Oliver＆Loyd Publishing Company. ，pp.231 ~ 235 .（9）Frug ，G. R. 2010，“Fragmentation of Local Governancein America”，Journal or Urban and MetropolitanAffairs ，Vol. 10（2），pp.78~ 81.（10）Gibson ，J. and Olivia，S. ，2010，“The Effect of Infra ⁃structure Access and Quality on Non-Farm Enterprises in RuralIndonesia ”，WorldDevelopment，Vol. 38（2），pp. 717 ~ 726 .（11）Heerink，N. ，Bao，X. ，Li ，R. ，Lu，K. and Feng ，S. ，2009，“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vestment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20（1），pp.288 ~302 .（12）Jie Chen，Narisong Huhe.，2013，“Informal Accountabil ⁃ity，Socially Embedded Officials，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Rural China: The Role of Lineage Groups ”，Journal of ChinesePolitical Science ，Vol. 2（2），pp.677 ~ 684 .（13）Shili Guo，Shaoquan Liu，Renfu Luo，Linxiu Zhang，2014，“Determinants of Public Goods Investment in Rural Com ⁃munities in MountainousAreas of Sichuan Province ，China”，Journalof Mountain Science ，Vol. 2（3），pp.371 ~ 385 .（14）Steven Rathgeb Smith，1996，“The Transformation ofPublic Services：The Contract Rental of Social and MedicalSer⁃vices in America”，Th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74（1），pp.74~ 76.（15）Shigetomi S. ，2006，“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of LocalSocieties in Rural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Study of Microfi ⁃nance Organizations in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IDE Dis⁃cussionPaper，No. 47，Chiba，Japan: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cs （IDE ），JETRO ，pp.10~ 12.（16）Winters，P. ，Davis，B. ，Carletto，G. ，Covarrubias ，K. ，Quiñones ，E. J. ，Zezza，A. ，Azzarri ，C. and Stamoulis ，K. ，2009，“Assets，Activities and Rural Income Generation: Ev- idencefrom a MulticountryAnalysis”，World Development，Vol. 37（3），pp. 1435~ 1452.（17）Xiaoling Huang，Jaewhan Kim ，Norman J. Waitzman，2015，“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under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System （NRCMS）in Hain ⁃an ，China: 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a HouseholdSurvey ”，Jour ⁃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Vol. 8 （2），pp.178 ~ 190 .（18）Xuewen Tan，2010，“New- Town Policy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ChineseEconomy ，Vol. 43（3），pp.47~ 58.（19）Yan Zhihua ，Wan Dai，Li Li ，2011，“Patient Satisfac⁃tion in Two ChineseProvinces:Ruraland Urban Differences”，In ⁃ternational Journal for Qualityin Health Care ，Vol. 23（4），pp.384 ~ 9 .（20）Yinhu Wang，Lin Yu，2010，“The Study on MethodChoice in the Supply of RuralPublic Goods”，International Jour ⁃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Vol. 6（1），pp.927 ~ 936 .（21）蔡昉：《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 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22）陈东、赵丽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户满意度调查与检验》，《 农业技术经济》，2012年第10期。（23）陈伟、白彦：《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 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 期。（24）陈锡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16年7 月15日。（25）陈锡文、韩俊、赵阳：《我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6年第5 期。（26）陈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的模糊综合评价决策模型》，《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5 期。Y i = ∑j = 13fi jni•V rj V rj = 1 -fmn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式选择与绩效提升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 94《管理世界》( 月刊)2016年第11期（27）董明涛、孙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选择研究——基于地区差异的视角》，《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年第7期。（28）董香书、Proochista Ariana ：《为何农村医生工作不满意？》，《管理世界》，2012年第11期。（29）官爱兰、许方方：《借鉴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农村公共产品自愿供给》，《 世界农业》，2011年第3 期。（30）韩小威：《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判断基准及实现障碍》，《 经济纵横》，2013年第6 期。（31）范逢春、李晓梅：《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动态协同治理模型研究》，《 管理世界》，2014年第9 期。（32）樊丽明、骆永民：《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9 期。（33）孔祥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政策建议》，《 改革》，2016年第2 期。（34）李秉龙、张立承、曹暕：《中国贫困地区县乡财政不平衡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影响程度研究》，《 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1 期。（35）李大胜、范文正、洪凯：《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需分析与供给模式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5 期。（36）李明、李慧中、苏晓馨：《财政分权、制度供给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 管理世界》，2011年第2 期。（37）李培林、李炜：《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 期。（38）李圣军：《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模式及其演变》，《江汉论坛》，2012年5 期。（39）李燕凌：《县乡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策演变及其效果》，《 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11期。（40）李燕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41）李燕凌、欧阳万福：《县乡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的实证分析》，《 经济研究》，2011年第10期。（42）李燕凌、刘远风：《城乡差距的内生机制：基于公共服务资本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4 期。（43）李燕凌、曾福生：《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8 期。（44）林万龙：《家庭承包制后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诱致性变迁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业技术经济》，2001年第4 期。（45）林万龙：《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及成因》，《 管理世界》，2007年第9 期。（46）林毅夫：《供给侧改革的短期冲击与问题研究》，《 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1 期。（47）刘华容：《基于资本缺失的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3 期。（48）刘祖云、韩鹏云：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变迁：历史断裂与接合——基于乡村秩序演进的理论视角，《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 期。（49）骆永民、樊丽明：《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增收效应的空间特征》，《 管理世界》，2012年第5 期。（50）马光荣、周广肃：《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经济研究》，2014年第11期。（51）马晓河、黄汉权、蓝海涛：《我国农村改革30年的成就、问题与今后改革思路》，《 宏观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52）倪红日、张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管理世界》，2012年第9 期。（53）曲延春：《农村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中的公共性流失及其治理——基于农村水利市场化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5 期。（54）沈坤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求是》，2016年第4 期。（55）沈坤荣、张璟：《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及其绩效分析》，《管理世界》，2007年第1 期。（56）孙潭镇、朱纲：《欠发达地区乡镇财政运行的特点》，《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5 期。（57）陶然、刘明兴、章奇：《农民负担、政府管制与财政体制改革》，《 经济研究》，2003年第4 期。（58）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问题探索》，《财贸经济》，2001年第10期。（59）滕泰：《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东方出版社，2013年。（60）王国静、田国强：《政府支出乘数》，《 经济研究》，2014年第9 期。（61）王俊霞、张玉、鄢哲明、李雨丹：《基于组合赋权方法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研究》，《 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2 期。（62）卫龙宝、张菲：《农村基层治理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微观视角》，《中国农村经济》，2012年第6 期。（63）吴敬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要有所不为有所为》，《 中国经贸导刊》，2016年第6 期。（64）吴易风：《产权理论：马克思和科斯的比较》，《 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 期。（65）姚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几个重点问题》，《 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1 期。（66）叶兴庆：《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 经济研究》，1997年第6 期。（67）尹恒、朱虹：《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 期。（68）郁建兴、高翔：《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 期。（69）阮荣平、刘力：《 中国农村非正式社会保障供给研究》，《 管理世界》，2011年第4 期。（70）岳爱、杨矗、常芳、田新、史耀疆、罗仁福、易红梅：《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日常费用支出的影响》，《 管理世界》，2013年第8 期。（71）张军、蒋维：《改革后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与经验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 期。（72）张军超：《公共产品理论视角下中国贫富差距的原因》，《 世界经济情况》，2009年第12期。（73）张书云、周凌瑶：《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6期。（74）张银、李燕萍：《农民人力资本、农民学习及其绩效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2010年第2 期。（75）赵静、陈玲、薛澜：《地方政府的角色原型、利益选择和行为差异》，《 管理世界》，2013年第2 期。（76）曾红颖：《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体系及转移支付效果评价》，《 经济研究》，2012年第6 期。（77）朱信凯、彭廷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逆向选择”问题：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2009年第1 期。（78）朱玉春，唐娟莉：《农村公共品投资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3 期。（79）朱玉春、唐娟莉、罗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果评估: 来自农户收入差距的响应》，《 管理世界》，2011年第9 期。- -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