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33-家庭农场生产行为的生态自觉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家庭农场监测数据的实证检验蔡颖萍1杜志雄2内容提要：农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农业政策的新目标，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迅猛发展，正在成为现代农业的有生力量，它们面临着承担起实现农业政策新目标的主要任务。本文以全国1322个家庭农场为样本，用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亩均化肥施用量和亩均农药使用量是否比周边普通农户少、是否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和是否采用节水灌溉作为变量，对家庭农场的生产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家庭农场的生产行为已初具生态自觉性；农场主受教育程度、接受过培训以及从事农业规模经营的年限、加入合作社、被评比为示范家庭农场、产品通过“三品一标”认证、拥有注册商标等因素对家庭农场生态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应当重点扶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在政策上提供指引，激励其选择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行为。关键词：家庭农场生产行为生态自觉性影响因素一、引言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约束日益显现、生态环境总体堪忧的现实情况。农业污染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例如，过量使用化肥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过量使用农药造成土壤中有毒元素增加，过量使用塑料薄膜造成土壤中含有大量不易溶解的化学物质，以及农产品中有害物质超标等（李周，2004）。2003年以来，中国粮食单产几乎没有显著增长，但亩均化肥施用量却增长了近40%，每公斤化肥生产的粮食不足19公斤。尽管如此，这一生产效率水平正在以每年1公斤的速率下降（李后建，2012）。农药的广泛施用已经带来了一系列生产、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黄季焜等，2008），氮肥的过量施用是导致中国农田土壤酸化的最主要原因（Guoetal.，2010）。同时，化肥、农药还是农业生产中重要的碳排放来源，约占农业碳排放总量的25%～30%（张广胜、王珊珊，2014）。由于长期粗放生产，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农业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朱春江等，2013），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兽药、农膜以及秸秆燃烧、畜禽粪便排放等造成的污染已成为农业生态系统破坏的主要原因（朱立志，2013）。因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本文研究得到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委托项目“全国家庭农场监测”、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湖州市为例”（编号：16@ZH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地经营权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编号：71673234）的资助。本文作者感谢郜亮亮、肖卫东、张宗毅、王新志、危薇和刘文霞在前期数据收集与处理中所做的大量工作；感谢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家庭农场生产行为的生态自觉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34-农业发展方式。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公众对安全优质农产品和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大。当前农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中隐含着对农产品优质化、安全化和生产可持续性的要求（孔祥智，2016）。中国农业面临着转型升级。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最终仍有赖于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行为的改变，因为他们是农业生产的资源占有者和使用者。目前，农户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主体（周洁红等，2015），但除传统的小规模农户以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例如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发展迅速。关于传统小农户，有文献指出，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其弊端是规模小、效率低，难以抵抗各方面的风险，很难满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陈首珠，2012）。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传统农业家庭经营方式日益显现其局限性，例如经营分散化阻碍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劳动力老弱化不符合农民知识化和科学种田的要求，农户兼业化、农业副业化致使耕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导致资源浪费（陈汉平，2015）。张灿强等（2015）基于对全国棉农的调查分析认为，农户不合理的生产经营行为直接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影响，表现为农药、地膜等残留对环境的直接污染，过量施肥、施药形成的间接污染和对水资源的过度开采及对耕地地力的掠夺开发。田云等（2015）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只有5.68%和3.36%的农户选择低于标准施用化肥和使用农药。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有很多研究肯定了合作社与农业企业对农户的带动作用。但是，也有研究指出，理论上可以给农户带来诸多好处的农民合作社，在现实中却发展缓慢且水平较低，单个农户的“搭便车”行为，容易导致集体行为的非理性（任大鹏、郭海霞，2008）；在农民合作社内部管理制度尚不健全，成员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的现状下，生产高质量农产品的额外成本越高，初始阶段守规农户的比例越低，合作社越容易陷入农产品低质量供给的困境（浦徐进等，2014）。农业企业或产业化组织虽然可以通过合同来规定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操作标准，并指导农户合理采用农业技术及对农业生产投入品进行有效控制（胡定寰，2005），但是，现有市场条件下农民与产业化组织的利益联结机制并不完善（郝朝晖，2004），单方面违反合同的现象时有发生。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家庭农场以来，家庭农场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截至2015年年底，县级以上农业部门纳入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超过34万户，比2013年增长了近1倍；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家庭农场达到42.5万户，比2013年增长了3倍多①。现有研究发现，家庭农场有其自身的诸多优势。例如，家庭农场是农业专业大户的“升级版”，保留了家庭经营的内核，坚持了农业家庭生产经营的优势，符合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杜志雄、王新志，2013）；与大规模的机械化农场相比，以适度规模经营为主要特征的家庭农场更加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黄宗智、彭玉生，2007）；在辐射带动、盈利能力、产品认证、品牌建设、销售渠道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黄祖辉、俞宁，2010）；可以在有限规模下实现集约化经营和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郭熙保、郑淇泽，2014）；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韧的竞争力，以及较高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正在成为保障农产品供给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主体（贺雪峰，2011；黄宗智，2012）。部分学者通过理论层面的分析做出判断，认为家庭农场是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可持续农业的“合意”主体。其原因在于，家庭农场经营者具有“理想农民”的特征，由于经营规模相对较大也更接近“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曹东勃，2013；李文明等，2015）；家庭农场主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念，其行为要求对生态、环境、社会和后人承担责任，更有利于耕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杨继瑞等，2013；朱启臻等，2014）。由于家庭农场主从业经历丰①数据来源：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编）：《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5年）》，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年。家庭农场生产行为的生态自觉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35-富，年轻且受教育程度高，对于新事物、新理念的接受意愿和能力更强，且相当一部分是具有生态自觉的“新农人”（杜志雄，2015），因此，家庭农场在采取可持续农业行为的同时，是能够实现增收的。胡光志、陈雪（2015）进一步提出，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适宜采用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模式；杜志雄、金书秦（2016）提出，家庭农场所具有的实现多元化目标的工具价值，使其日益成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有鉴于此，本文研究旨在通过实际调查数据对上述观点进行实证检验，即利用大样本数据分析家庭农场的生产行为是否比普通农户更具生态自觉性。为实现研究目标，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家庭农场监测数据，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家庭农场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亩均化肥施用量和亩均农药使用量是否比周边普通农户少、是否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和是否采用节水灌溉等生产行为，以验证家庭农场是否是可持续农业的“合意”主体；并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家庭农场选择生态生产行为的因素。二、数据来源、样本特征及描述性统计分析（一）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对全国家庭农场的监测。从2014年起，受农业部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对全国近3000个家庭农场展开长期固定监测工作。首先，按照经济水平高低在每个省级行政区选择2～4个代表县，在每个县选择30～50个家庭农场①；然后，由县级农业经管部门组织家庭农场主经过培训后在线填报问卷（参见张宗毅、杜志雄，2015）。2016年年初，全国共计3073个家庭农场进行了数据填报，形成有效问卷2903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4.5%，问卷内容涉及样本农场2015年全年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家庭农场的经营类型主要包括种植业型、养殖业型以及种养结合型，本文选取了样本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场，主要是种植粮食作物的农场；同时，为了进行对比分析，另外选取了种植经济作物的农场。根据农场种植主要作物（即农场产值最大的作物）的情况，本文最终选取了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水稻、蔬菜瓜果的4类农场。进入本文分析的样本总量为1322个。其中，主要种植小麦的224个，占16.9%；主要种植玉米的468个，占35.4%；主要种植水稻的484个，占36.6%；主要种植蔬菜瓜果的146个，占11.1%。样本分布涵盖了除西藏外的其余30个省（区、市）。其中，黑龙江省样本数最多，为204个，占15.4%；广东与海南样本数最少，合计仅有6个，占0.45%；平均每个省级单位的样本数为44个。（二）样本特征1.农场主特征。在1322个样本农场中，92.2%的农场主是男性；87.1%的农场主年龄在55岁及以下，年轻农场主占比较高；绝大部分农场主具有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其中，46.4%的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农场主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81.5%的农场主接受过如育种栽培、疫病防治、农机驾驶等专门的技术培训，培训覆盖面较广；87.8%的农场主为本村户籍，农场主地缘优势明显；64.8%的农场主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年限在5年及以下（详见表1）。2.家庭农场特征。样本农场中，多数农场规模在50～500亩之间，这个规模区间的农场数占到了样本总量的73.4%，而50亩以下的农场只占2%，1000亩及以上的农场也只占9.5%。在农场经营的土地来源中，其中农场家庭承包的土地面积占农场经营总面积的10.8%，流转农户的土地面积占74.4%，自行开荒地和承包集体机动地等土地面积占14.8%；在转入土地中，最长年限为5年及以下的农场占34.1%，在5～10年之间的农场占37.5%，大于10年的农场占28.4%。有39.3%的农①农业部规定纳入监测范围的粮食型家庭农场原则上规模应在50～500亩之间，地方农业部门已制定粮食型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按地方标准；从事经济作物、养殖业或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规模应在当地县级以上农业部门确定的规模标准范围内。家庭农场生产行为的生态自觉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36-场被省级、市级或县级农业部门评定为示范家庭农场，15.8%的农场产品获得“三品一标”①认证，11.3%的农场拥有注册商标，33.2%的农场加入了合作社。表1 样本主要特征及其分布农场主特征 选项 百分比（%） 家庭农场特征 选项 百分比（%）性别 男 92.2农场经营规模50亩以下 2.0年龄35岁及以下 10.7 50～200亩 37.735～45岁 34.3 200～500亩 35.745～55岁 42.1 500～1000亩 15.155岁以上 12.9 1000亩及以上 9.5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5.7 农场经营的土地来源（占农场土地总面积比例）家庭承包土地面积 10.8初中 47.9 流转农户土地面积 74.4高中、中专、职高 36.9 开荒地等土地面积 14.8大专 8.4 农场转入土地的最长年限分布5年及以下 34.1本科及以上 1.1 5～10年 37.5接受过培训 是 81.5 10年以上 28.4户籍在本村 是 87.8 示范家庭农场 是 39.3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年限5年及以下 64.8 “三品一标”认证 有 15.85～10年 25.0 注册商标 有 11.310年以上 10.2 加入合作社 是 33.2（三）家庭农场生产行为本文研究关注的是家庭农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围绕“一控两减三基本”②的生产行为，在家庭农场监测问卷中设计了相关问题，包括“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亩均化肥施用量是否比周边普通农户少（以下简写为“是否更少施用化肥”），亩均农药使用量是否比周边普通农户少（以下简写为“是否更少使用农药”），是否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是否采用节水灌溉”等。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例如田云等（2015）将农户低于标准或按标准施用化肥和使用农药视为低碳农业生产行为，本文将“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更少施用化肥、更少使用农药、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采用节水灌溉”这五种有利于减少农业污染、保护地力、节约资源的生产行为视为家庭农场的生态生产行为。表2 样本农场生产行为基本情况选项 样本数（个） 百分比（%）采用测土配方施肥 838 63.4更少施用化肥 352 26.6更少使用农药 392 29.7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 782 59.2采用节水灌溉 277 27.1①“三品一标”是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②农业部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中就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提出了“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一控”即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大力发展节水农业；“两减”即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三基本”指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实现资源化利用。家庭农场生产行为的生态自觉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37-表2显示，样本中有63.4%的农场采用测土配方施肥；26.6%的农场表示其更少施用化肥，29.7%的农场表示其更少使用农药；59.2%的农场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27.1%的农场采用喷灌、滴灌、渗灌等节水灌溉①。调查数据表明，多数家庭农场生产行为出现“生态自觉性”的趋势。（四）描述性分析1.农场主特征与家庭农场生产行为。农场主特征不同，家庭农场的生产行为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表3显示，农场主为男性的农场，其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的比例、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的比例较高；而农场主为女性的农场，其更少使用农药的比例、采用节水灌溉的比例较高。从年龄分布看，45～55岁的农场主，其农场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的比例最高，为66.1%；35～45岁的农场主，其农场更少施用化肥和更少使用农药的比例、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的比例最高，分别为32.9%、36.6%、60%；35岁以下的农场主，其农场采用节水灌溉的比例最高，为36.9%。表3 不同农场主特征下家庭农场生产行为 单位：%农场主特征 选项测土配方施肥更少施用化肥更少使用农药秸秆机械化还田节水灌溉性别男 64.1 26.7 29.0 67.0 25.7女 55.3 26.2 36.9 58.5 41.4年龄（周岁）≤35 61.3 19.7 23.9 57.4 36.9(35,45] 62.3 32.9 36.6 60.0 28.6(45,55] 66.4 24.8 26.3 59.0 25.0>55 58.5 21.6 26.9 59.1 21.7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61.6 22.6 27.2 54.9 20.6高中及以上 65.4 31.3 32.5 64.2 34.2接受培训是 67.0 29.3 32.9 61.8 26.6否 47.5 14.8 15.2 47.5 29.3户籍归属本村 62.3 25.2 27.1 55.6 26.5非本村 71.4 36.6 47.8 77.6 30.3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年限≤5 58.9 25.6 28.2 57.2 32.0(5,10] 70.6 24.2 27.0 63.3 17.6＞10 74.1 39.3 45.2 61.5 19.2将样本农场主按受教育程度分为2组，一组学历是初中及以下，另一组学历是高中及以上。从表3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场主，其农场选择生态生产行为的比例都较高。同理，与未接受过培训的农场主相比，接受过培训的农场主，其农场除在采用节水灌溉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外，选择其他生态生产行为的比例也都较高。表3中数据还显示，非本村户籍农场主与本村户籍农场主相比，其农场具有更高的比例选择生态生产行为，这可能是因为非本村户籍的农场主到相对于自己户籍所在地的外地从事农业经营，这部分农场主生态观念更为强烈，经营能力也更为专业，更加具有职业性。同时，农场主从事农业规①样本中有22.5%的农场选择了“靠天吃饭，平时不灌溉”的选项。它们选择不灌溉，有可能是因为农场处于多雨水的地区或者农作物特性等原因不需要灌溉，也可能是因为处于干旱少水的地方没有条件灌溉，这两种情况可能都不能说明农场主出于主观节水的考虑而选择不灌溉。所以，本文描述性分析与回归分析中，没有考虑这一部分样本农场，造成在节水灌溉这一项有299个样本量缺失。家庭农场生产行为的生态自觉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38 -模经营年限越长，其农场的生产行为也越表现出“生态自觉性”。具体而言，除采用节水灌溉外，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年限越长的农场主，其农场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的比例、更少施用化肥和更少使用农药的比例、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的比例也越高。2.农场特征与家庭农场生产行为。从样本统计情况看（见表4），水稻种植农场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的比例最高，达到71.7%；蔬菜瓜果种植农场更少施用化肥和更少使用农药的比例最高，分别为44.5%和50%；小麦种植农场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的比例最高，达到89.3%；蔬菜瓜果种植农场采用节水灌溉的比例最高，达到65%。表4 不同种植作物下家庭农场生产行为 单位：%作物类型 测土配方施肥 更少施用化肥 更少使用农药 秸秆机械化还田 节水灌溉小麦 61.2 30.8 30.8 89.3 48.4玉米 58.3 14.1 15.8 36.3 33.5水稻 71.7 31.4 36.4 67.8 3.0蔬菜瓜果 55.5 44.5 50.0 57.9 65.0将1322个样本农场按经营规模分为5组后（详见表5），可以看出，随着农场经营规模的扩大，农场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的比例也提高，从50亩以下组的46.2%提高到1000亩以上组的74.6%。从更少施用化肥和更少使用农药的比例看，较高的是50亩以下的小农场和1000亩以上的大农场，都在35%以上。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比例较高的在200亩以上的农场中，达到60%左右。采用节水灌溉的比例最高的为50亩以下的小农场，达到65.2%；随着农场经营规模扩大到1000亩以上，采用节水灌溉的比例降到最低，只有18.4%。表5 不同经营规模下家庭农场生产行为 单位：%经营规模（亩） 测土配方施肥 更少施用化肥 更少使用农药 秸秆机械化还田 节水灌溉<50 46.2 46.2 38.5 46.2 65.2[50,200] 57.4 26.9 26.3 57.1 29.0[200,500] 64.8 23.3 30.7 61.9 23.3[500,1000] 70.0 25.5 30.0 61.0 28.7≥1000 74.6 35.7 36.5 57.1 18.4表6显示，样本农场中，示范家庭农场（包括省级、市级和县级）的生产行为比非示范家庭农场具有更加明显的生态自觉性。相比于非示范家庭农场，示范家庭农场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的比例高出8.4个百分点，更少施用化肥和更少使用农药的比例分别高出15.1个和17.4个百分点，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的比例高出16.5个百分点，采用节水灌溉的比例高出5.4个百分点。相比于产品没有获得“三品一标”认证的农场，产品获得“三品一标”认证的农场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的比例较高，达到81.3%；更少施用化肥和更少使用农药的比例较高，分别达到41.6%和39.7%；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的比例较高，达到84.1%。相比于没有注册商标的农场，拥有注册商标的农场选择生态生产行为的比例都较高。其中，更少使用农药的比例差距最大，拥有注册商标的农场比没有注册商标的农场高出22.6个百分点。相比于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农场，加入合作社的农场选择生态生产行为的比例也都较高。其中，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的比例差距最大，加入合作社的农场比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农场高出15.9个百分点。家庭农场生产行为的生态自觉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42 -（二）估计结果分析1.农场主特征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对农场选择生态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场主学历为高中及以上对农场更少施用化肥的影响系数为0.283，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对农场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的影响系数为0.405，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对农场采用节水灌溉的影响系数为0.506，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农场主，其生产行为更具“生态自觉性”。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场主，知识储备相对丰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更具开拓精神，也更有远见，更能认识到生态生产行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农场主接受过培训对农场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更少使用农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培训促进了农场主对新知识、新技术的了解和掌握，接受过培训后，农场主更容易将所学知识和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农场主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年限对农场采用测土配量方施肥、更少施用化肥和更少使用农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农场主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年限越长，对农业生产环节和农作物生长特征越了解，越倾向于减量施用化肥和使用农药。但是，该变量对农场采用节水灌溉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节水灌溉需要一次性投入较大，而且推广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年限越长的农场主，越容易依赖自己的生产经验选择灌溉方式。农场主是本村户籍对农场选择生态生产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回归结果显示非本村户籍农场主反而比本村户籍农场主更加注重选择生态生产行为。这可能与能到外地发展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综合素质较高和实力相对较强有关。农场主年龄对农场选择生态生产行为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样本农场主普遍比较年轻，年龄稍大的农场主数量并不多，1322个样本中，60岁以上的农场主只有55个，65岁以上的农场主只有17个。2.农场特征的影响。农场经营规模对农场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更少施用化肥和更少使用农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农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农场生态生产行为的选择。这可能是一方面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为了降低物质成本，农场选择减量施用化肥和使用农药，另一方面由于农场规模越大，农场主越会投入全部精力进行科学化生产和专业化管理。加入合作社对农场选择生态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农场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对农场更少施用化肥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对农场更少使用农药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对农场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可见，合作社对家庭农场的服务功能不容忽视，合作社能够促进农业新知识、新技术及新品种在家庭农场中的传播与应用，例如在荷兰，为家庭农场提供社会化服务的主体主要是家庭农场主联合建立的合作社，其目标是提高农业系统的效率（肖卫东、杜志雄，2015）。被评比为各级示范家庭农场对农场更少施用化肥和更少使用农药、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场产品经过“三品一标”认证对农场采用测土配方施肥、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注册商标对农场更少使用农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郜亮亮等（2011）研究得出“农户在转入地上的有机肥施用概率和用量要比在自家地上的少，从而说明农户更注重对自家地的保护”的结论，但是，本文回归结果显示，农场流转土地面积占比对农场选择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由于一方面，流转土地面积占比较低的农场规模较小，影响了农场对生态生产行为的选择；另一方面，发展家庭农场绝大多数需要流转土地，流转其他农户的承包地成为农场最主要的土地来源，且农场转入土地较稳定（例如流转期限较长），农场主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会区别对待自家的承包地和转入的土地，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化经营。郜亮亮家庭农场生产行为的生态自觉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43-等（2011）也指出，随着农户租赁土地稳定性的提高，对自家地和转入地上有机肥的投资差异在缩小。表8中的回归结果显示，转入土地最长期限对农场采用节水灌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转入土地的期限越长，农场越愿意对农田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同时，地块数对农场采用节水灌溉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土地细碎化程度越严重，越不利于灌溉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3.控制变量的影响。以西部地区农场为参照组，东部地区对农场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与东部地区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有关，例如，江苏省对秸秆机械化还田进行补贴，样本中江苏省农场进行秸秆机械化还田的比例高达98%。中部地区对农场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农场采用节水灌溉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蔬菜瓜果种植农场为参照组，水稻种植农场对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较于种植蔬菜瓜果，种植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对农场更少施用化肥和更少使用农药、采用节水灌溉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特别是种植玉米的农场在化肥施用和农药使用上还不够环境友好。五、结论与启示本文基于全国家庭农场监测数据，以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是否更少施用化肥、是否更少使用农药、是否选择秸秆机械化还田、是否采用节水灌溉共5个变量来代表家庭农场的生态生产行为，应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家庭农场选择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家庭农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已经开始呈现出注重生态、低碳生产方式的端倪与趋势。第二，农场主受教育程度、接受过培训以及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年限对家庭农场选择生态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转入土地期限、地块数等特征对家庭农场选择生态生产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加入合作社、被评比为示范家庭农场、产品通过“三品一标”认证、拥有注册商标等因素对家庭农场选择生态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场收入水平、流转土地面积占比等因素影响不显著。根据上述结论，得到几点启示：第一，在逐步提升农场主及家庭农场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同时，应加大对农场主的培训，可以专门设计针对生态、低碳生产行为的培训内容，提高农场主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意识；鼓励与支持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人员、大学生村官等从事现代农业，成为年轻的农场主。第二，在保障国家粮食供给安全的前提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种植结构，适度减少对环境损害大、效益低的作物品种的种植面积，研究与开发效益高、污染少、易采用的新产品与新技术，使家庭农场在作物种植过程中更易于采用生态生产行为。第三，鼓励家庭农场参加示范评比，开展“三品一标”认证，注册商标，拥有自己的产品品牌；鼓励家庭农场领办或加入合作社，在合作经营中扩大生态生产方式的应用范围。第四，稳定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鼓励家庭农场长期连片流转土地，使其对土地投资有稳定的预期；同时，不将农场主户籍局限于农场所在村庄，鼓励外村、外乡甚至外省有能力善经营的农场主在有条件的地方经营自己的家庭农场。第五，调整农业补贴方向，引导家庭农场采取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生产行为，可以将“三补合一”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一部分重点向有机肥、低毒高效低残留农药、生物农药等领域倾斜，加大对测土配方施肥的推广力度；在东北等粮食主产区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补贴政策，限制直接焚烧；扶持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态农业技术。目前现代农业发展中土壤肥力和地下水资源过度消耗、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等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凸显，政府应当鼓励家庭农场在成为高效率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同时积极承担起改善这一局面的任务。家庭农场生产行为的生态自觉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44-参考文献1.蔡颖萍、周克：《农户发展家庭农场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省德清县300余户的截面数据》，《农村经济》2015年第12期。2.曹东勃：《适度规模：趋向一种稳态成长的农业模式》，《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2期。3.陈汉平：《转型与升级：我国农业家庭经营的必由之路——基于农业现代化的视角》，《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4.陈首珠：《生态文明视阈下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研究》，《前沿》2012年第18期。5.杜志雄：《“新农人”引领中国农业转型的功能值得重视》，《世界农业》2015年第9期。6.杜志雄、金书秦：《中国农业政策新目标的形成与实现》，《东岳论丛》2016年第2期。7.杜志雄、王新志：《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变革的理论思考》，《理论探讨》2013年第4期。8.郜亮亮、黄季焜、RozelleScott、徐志刚：《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及其对农户投资的影响》，《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4期。9.郭熙保、郑淇泽：《确立家庭农场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主导地位》，《山西农经》2014年第1期。10.郝朝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机制问题探析》，《农村经济》2004年第7期。11.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12.胡定寰：《农产品二元结构论》，《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2期。13.胡光志、陈雪：《以家庭农场发展我国生态农业的法律对策探讨》，《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2期。14.黄季焜、齐亮、陈瑞剑：《技术信息知识、风险偏好与农民施用农药》，《管理世界》2008年第5期。15.黄宗智：《<中国新时代的小农经济>导言》，《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16.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17.黄祖辉、俞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状、约束与发展思路——以浙江省为例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10期。18.孔祥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政策建议》，《改革》2016年第2期。19.孔祥智、方松海、庞晓鹏、马九杰：《西部地区农户禀赋对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12期。20.李后建：《农户对循环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2年第2期。21.李文明、罗丹、陈洁、谢颜：《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规模效益、产出水平与生产成本——基于1552个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3期。22.李周：《生态农业的经济学基础》，《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23.任大鹏、郭海霞：《合作社制度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的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3期。24.田云、张俊飚、何可、丰军辉：《农户农业低碳生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化肥施用和农药使用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15年第4期。25.浦徐进、范旺达、路璐：《公平偏好、强互惠倾向和农民合作社生产规范的演化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26.王琛、吴敬学：《农户粮食种植技术选择意愿影响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27.肖卫东、杜志雄：《家庭农场发展的荷兰样本：经营特征与制度实践》，《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2期。28.杨继瑞、杨博维、马永坤：《回归农民职业属性的探析与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13年第1期。29.张灿强、杜珉、刘锐、金书秦、李冉：《农户生产行为的资源环境影响及相关对策建议——基于对全国棉农的问卷调查》，《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28期。家庭农场生产行为的生态自觉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45-30.张广胜、王珊珊：《中国农业碳排放的结构、效率及其决定机制》，《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7期。31.张宗毅、杜志雄：《土地流转一定会导致“非粮化”吗？——基于全国1740个种植业家庭农场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9期。32.周洁红、唐利群、李凯：《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生产转型研究进展》，《中国农村观察》2015年第3期。33.朱春江、SurendraP.Singh、SammyL.Comer：《论农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经济》2013年第11期。34.朱立志：《农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2期。35.朱启臻、胡鹏辉、许汉泽：《论家庭农场：优势、条件与规模》，《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7期。36.Guo,J.H.;Liu,X.J.;Zhang,Y.;Shen,J.L.;Han,W.X.;Zhang,W.F.;Christie,P.;Goulding,K.W.;Vitousek,P.M.;Zhang,F.S.:SignificantAcidificationinMajorChineseCroplands,Science,327(5968):1008-1010,2010.37.Jin, S.; Bluemling, B. andMol, A. P. J.: Information, Trust, andPesticideOveruse, NjasWageningenJournal of LifeSciences,(72-73):23-32,2014.38.Kebede,Y.:RiskBehaviorandNewAgriculturalTechnologies:TheCaseofProducersintheCentralHighlandsofEthiopia,QuarterlyJournalofInternationalAgriculture,31(3):269-284,1992.39.Saha,A.;Love,H.A.;Schwart,R.:AdoptionofEmergingTechnologiesunderOutputUncertainty,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76(4):836-846,1994.（作者单位：1湖州师范学院农村发展研究院；2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责任编辑：小林）勘误：由于印刷原因，本刊第11期第48页图2出现文字空白，请以下图为准。在此向作者和读者致歉。图2 BDM实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