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然灾害管理的数据平台建设呈快速发展趋势，但西部灾害事件的信息监测与服务尚不充分，数据的整合与共享程度不足；需正视西部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特点，落实灾害管理大数据的规划与跨学科研究，形成社区和学校间的防灾教育资源共享网络，将乡土文化中的传统防灾与减灾手段纳入大数据的分析与应用中，以有效提高西部地区的灾害管理水平。关键词：西部地区灾害管理大数据建设（一）引言我国西部是各类灾害易发、多发区域，其灾害破坏力强，具有致灾因素多、灾害现场可达性差等特点。就危险源的存在条件而言，西部以山地、高原和丘陵为主，分布着我国80%以上的大型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点，其生态系统极其脆弱；近40 年来，这些地区发生各类严重自然灾害250余次（荣宁，2007）。灾害管理的大数据建设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地组织可利用信息资源，在合理时间内挖掘、整理成为监测、预防和应对灾害事件有效信息的过程。对灾害大数据的抓取、分析、研究及相应管理模式的出现，已为实现有预见性的管理提供了切实的条件（李丹阳，2014）；面对日趋严峻的自然灾害形势，如何实现西部地区监测数据高效地传通，有效形成各类灾害的数据汇集平台，建立基于信息共享的联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西部地区灾害数据管理相关的实践我国近30年来建设的灾害管理数据，西部自然灾害的历史数据、监测信息和研究文献是其核心部分；本文依照主管机构、主题、建设年份、依托项目等指标，筛选与灾害管理大数据服务相关的平台，按数据类型、数据更新、服务模式等进行了梳理。1.灾害历史数据与监测平台的构建。我国的灾害数据库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个阶段建设的灾害数据库大多具有灾点查询、灾害分布、文献检索、灾情数据统计等功能，比较典型的包括：中国科学院1987年启动建设的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后整合黄土高原、西南山地等典型区域数据，升级为人地系统主题数据库；农业部开发的历史自然灾害数据库，收录1949年至今涉及洪涝、旱灾、雹灾、低温和台风等引发的灾害数据；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等合作的中国地震科技文献数据库(英文版)在1985年至1995 年间建成；中国地震灾情描述数据库（公元前2300~公元1949年），收录数据源自公开出版的地震目录、年鉴等资料；1999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建设了重大自然灾害监测与评估信息系统；北京师范大学1990 年起设置中国自然灾害数据库，初期存贮2364 个县级统计单元各类灾害历史数据约120 万条，目前，此项目延续为多个子平台，已编制完成中国自然灾害数字地图。2.统一的大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与运行。以2003年启动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为标志，自然灾害信息资源的生产和传播在其速度、数量方面均大幅增长。第一种类型为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建立的直接服务于自然灾害管理的信息系统，比较典型包括2001 年投入运行的中国兴农网，2009 年和2012 年两个版本的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2012年开放的中国综合灾害信息网，提供综合信息服务的中国地质环境信息网，2007年建成的中国环境保护数据库等。第二种类型为近10年来建设的科学数据共享工程，比较典型的包括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国家地震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国家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国家林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等。3.面向西部的灾害数据监测与预警。西部省份自建的灾害信息化平台有代表性的包括：西南地质资料馆收集与管理西南地区地质调查数据；2009年建成的西安市地质灾害管理信息系统，集成崩塌、滑坡、泥石流、塌陷等地质灾害资料；青海省2008 年起建立了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分析系统，2010 年购置地质灾害应急会商系统，收录了地质灾害信息2442 处；2011 年甘肃南部（武都区）地质灾害地理信息系统投入使用；重庆市地质灾害信息管理和监测预警系统，于2013年5月通过一期验收；云南省山洪地质灾害精细化气象预报预警业务系统于2012 年完成，展开了基于卫星、雷达和地面自动站降水资料的定量估测降水研究；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预警与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计划2015年建成，重点监控三北、西南等区域。（三）西部地区灾害管理大数据建设面临的问题西部地区自然灾害危险源的信息监测难度大，灾害管理的大数据建设呈现数据来源多、建设主体杂和平台互不沟通等特点，并且在西部属于多民族聚居区域如何契合大数据技术和乡土文化也成为问题。1.西部危险源的监测任务艰巨、数据获取尚不充分。首先，前述灾害管理的大数据建设，尚未考虑西部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监测设施不完备等特点，对西部危险源的信息监测与分析工作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信息监测设施的需求较大，监测盲区分布较广。其次，我国对自然灾害危险源的信息预测与分析起步较晚，已经建立的灾害数据库偏重于历史数据的收集，实时监测的新技术研发和应用水平有待突破；基于准确的信息数据，针对西部地区的自然地理、经济开发进行的巨灾发生机理的理论研究工作仍然滞后，对电站、水库等能源开发产生的地质破坏情况等监测信息仍不充分。再次，西部灾害数据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的瓶颈问题仍突出；西部地区的灾害信息员一般由乡镇民政助理员、村干部等人员担任，灾害信息员基本采取“自愿无偿”的原则开展工作，部分地区给予少量补贴或奖励，他们往往身兼数职、工作繁忙，无暇顾及灾害隐患调查、防灾避灾知识宣传等事务；一些民族村落，缺乏通汉语、懂农业、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取得灾害信息员资格又愿意担当信息管理工作的人员数量和素质远不能满足灾害大数据管理工作的需要。2.西部地区灾害数据资源的整合力与共享程度不足。西部地区灾害管理的大数据建设与问题探析*罗江华*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南边疆跨境民族教育发展现状比较研究”（编号：11JJD880028）阶段性成果。西部地区灾害管理的大数据建设与问题探析短论- 176 -《管理世界》(月刊)2015年第4期一方面，大数据在灾害危险源的监测、预警、救援和防灾教育等方面，尚未形成数据互通、资源共享的格局。西部跨省市行政部门之间的灾害信息共享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在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重硬件轻数据、重平台轻服务”的倾向仍然存在；建成的数据系统标准不统一，平台之间的整合水平还比较低。例如，国土资源、气象、地震、农业、水利等部门都建立了自己的数字地图，但仅在行业事务的范围内标注灾害信息，不能将属性不同的各类数据都在一张地图上显示，无法最大功效发挥监控和预测功能。另一方面，现有大数据建设多从学科、机构需求出发，为学术服务的倾向性明显，为防灾、减灾服务的特色缺失。从数据平台的数据更新频率来看，灾害频发地区数据统计、信息上报的传递速度极其缓慢，仍然没有形成监测数据准确、快速传递、有效跟踪的信息链条。紧急情况下，风险隐患与救援信息共享的缺失，又在一定层面上影响到多部门之间的联动；分散、多元的民间救助队伍，往往因得不到准确的信息引导，其参与的积极性与效率受到严重影响。3.未能形成技术、文化相融合的灾害管理网络。其一，面对西部地区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乡土文化系统发生的作用日渐式微。现代科技的作用被无限放大，西部少数民族创生的传统的预警方法、信息传递手段被忽略，灾害管理越来越依赖于现代通讯技术，新闻、各种预报等成为各方获取灾害信息的重要途径。其二，汉语占据主流的数据平台，忽视多语言的转换，也是西部灾害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互联网、手机网络传播的灾害信息，以多语言的方式呈现和智能推送的比例仍然很低，大大影响了少数民族民众对灾害信息的快速与准确接收。其三，西部的灾害教育体系还不够完善，灾害教育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在“农远工程”的推动力，西部中小学普遍具备了卫星接收设备和互联网教室；一些地区开展了“乡村＋学校＋网校”的合作模式，通过中小学生传递减灾、防灾信息，并带动农民的防灾和减灾训练，但现有灾害大数据建设对学校、乡村社区的防灾教育资源建设支持力度不足，针对弱势人群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信息素养教育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农民信息接收能力差、专业信息技术人才较匮乏、灾害信息资源的有效传递等问题仍然特别突出。（四）西部地区灾害管理大数据建设的发展思路大数据技术已为实现更科学的危机管理提供可能，基于海量数据的利用，契合灾害、社会管理数据的动态分析，政府可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林志刚、彭波，2013）。但是，富有成效的防灾、减灾效果，取决于人类的灾害观念和符合自然规律的灾害管理行动（周利敏，2013）；西部灾害管理大数据建设的工作框架，还需着眼于西部独特的自然与文化生态，整合乡土文化中有益的元素。1.落实灾害大数据的统一规划与跨学科研究。从规划的层面来说，灾害管理大数据建设，应当是以“信息共享”为目标的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由政府主导，建立标准统一、数据资源共享的沟通平台，提高“自下而上”的信息采集和加工整理效率，重视自媒体的交互功能并建立多向互动的数据空间，有效整合行业主管单位、各级政府的防灾与减灾信息资源；政府部门的设计工作需从多灾种的视域确定信息系统的数据类型、功能和流程，数据采集工作需汇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从实践的层面来说，要使大数据成为解决灾害管理问题的重要手段，尚需实现互联网进村入户，以社区的信息化服务为基点，整合学校的信息化资源，完善农村社区的基层综合信息服务体系；而信息传通、舆论引导等方面的工作应当重视乡土文化的积极作用。从研究的层面说，应当加强西部灾害管理的大数据科学研究，应以现有大学和研究机构为基础，建立统合气象学、地质学、灾害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专家团队，有效地响应大数据技术层面的重大突破，并为西部的产业调整与经济发展项目做社会文化方面的论证，对可能引发的社会灾害的预防做综合而深入的研究，以构建新的应急管理体制。2.形成社区与学校灾害教育的资源共享机制。反思人类社会的发展观，通过灾害教育改善人自身的观念、能力、社会体制等，是我们应对灾害的重要途径。首先，西部多元的语言、文化，增加了灾害管理的难度；因为语言不通，以汉语为主的防灾训练读物不能为少数民族民众方便使用，需要针对不同语言和文化层次的人群，编写适合其认知特点的科普读物及教材；针对村民的培训，既要注重提升其信息素养，亦需激发他们善于就地取材，并从乡土文化中挖掘灾害应对的有效经验。其次，灾害教育不仅要体现在社区活动中，更应当覆盖当地学校，有效发挥农村中小学校的信息辐射作用；通过沟通农业部门实施的“金农工程”、教育部门的“校校通”、广电部门的“村村通”等项目，形成灾害教育信息共享体系；以学校为龙头，结合社区电子阅览室、文化广场、乡村学校少年宫等，在防灾教育中形成合力。3.重视数据传通、信息共享过程中的文化元素。首先，灾害大数据的建设，应考虑收录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元素。西部众多少数民族形成的灾害观，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体悟，一些少数族群，有代代相传的乡规民约，此种习惯法既有道德约束力，又兼具防御灾害、应急管理的作用。其次，依托西部村落组织和族群的权威人士，可建立一支民间应急管理队伍，引导他们掌握预警、防治、救灾等专用通讯设备等的使用，既保障灾害数据的有效传通，还可在突发灾害时，迅速组织自救。再次，乡土文化对自然灾害认知、信息传通与应对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应当将个体面临灾害时的信息获取、应急能力等提高到防灾素养的层次，通过技术与文化的融合，来促使应急文化在日常活动中的沉淀。灾害发生之后，宗教仪式、民间文学、生活习俗等在人际沟通、心理创伤治愈中的作用，理应得到尊重；要发扬乡土文化在灾害管理中的优势，而不是将其看成愚昧、落后并简单机械地抛弃或否定。灾害引起恐慌，往往因村民对灾难事件存在认知局限而致，增强村民对灾难的认识，掌握防灾技能是关键；针对少数民族村落开展灾害教育时，应结合乡土文化，采用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其宣传灾害发生原理、准确信息传送方法、应对措施等知识。（作者单位：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参考文献（1）李丹阳:《大数据背景下的中国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初探》，《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2）林志刚，彭波《: 大数据管理的现实匹配、多重挑战及趋势判断》，《改革》，2013年第8期。（3）荣宁:《建国40 年来西部民族地区自然灾害的初步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4）周利敏《: 从结构式减灾到非结构式减灾:国际减灾政策的新动向》，《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12期。- 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