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省直管县改革是中国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省直管县扩权模式的选择是深入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在总结现阶段省直管县试点改革中出现的两种扩权模式——全面直管和省内单列的基础上，沿用Aghion 和Tirole（1997）的研究思路，从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的视角出发，在动态博弈的框架下探讨省级政府进行省直管县扩权模式选择的内在逻辑。基准模型的结果表明，当县级政府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发展机会收益时，省内单列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反之，则全面直管模式占优；进一步地考虑县级政府间的异质性以及县域经济发展的交互影响两个方面对模型进行扩展，发现，在县级政府之间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和负向（较弱的正向）交互影响，或者较弱的异质性和较强的正向（较弱的负向）交互影响的情形下，省内单列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反之，则全面直管优于省内单列模式，进而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省级政府在进行扩权模式选择时，需因地制宜，综合考虑潜在的经济发展机会、县级政府的异质性和其间的交互影响3个维度，以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目前正在推行的省直管县改革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关键词：省直管县全面直管省内单列经济发展机会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部分地区陆续实施“中央—省—地级市—县—乡镇”的五级政府层级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级市作为中介管辖单位，上连国家层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下接基层政府（县和乡镇级政府），对所辖县（市）具有经济管理、财政支配以及其他行政管理权力（下称“市管县体制”）。实践表明，市管县体制在改变“地市并存”机构重叠、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以及打破城乡分割的经济格局起到重要的作用（薄贵利，2006）。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市管县体制日益固化，对县（市）域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些问题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2005年6月，温家宝（前）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试点”；2006年，中央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正式提出“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级的管理体制”，同年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到，“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推行省直管县的试点改革。自2002年起，浙江、湖北、河南和广东陆续成为省直管县的改革试点；2004年以来，湖北、安徽和吉林等地相继开展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把地级市政府的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到县级政府。可见，随着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推动省直管县改革将是大势所趋（张占斌，2009）。值得关注的是，2009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稳全面直管还是省内单列：省直管县改革的扩权模式选择*□宫汝凯姚东旻*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271129、7110303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项目（7135002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13D210803）和北京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青年社科人才项目（2014SKL018）的资助。本文曾先后在第十三届（2013，成都）、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2014，深圳）和第九届上海青年经济学者论坛（2014，北京）上报告交流过，作者感谢与会老师们的有益讨论。当然，文责自负。全面直管还是省内单列：省直管县改革的扩权模式选择中国公共管理论坛- 92 -《管理世界》(月刊)2015年第4期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标志着省直管县改革已被纳入国家重大战略；2009 年6 月，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提出，在2012 年底以前，在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范围内全面推进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再次提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表明中央政府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纳入下一步政府工作的日程。综上所述，以提升地方自治权力和统筹城乡发展为目标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全国性趋势。截止到目前，中国已经有23 个省区正在开展财政和行政扩权等方面的改革（见表1）。在经济转型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省直管县改革需要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的条件、特征以及所面临的潜在经济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具体而言，区域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特征主要涉及到要素资源的可开发程度、改革政策的覆盖和技术发展水平3个方面；经济发展机会的大小体现为地方政府发现和利用机会的期望收益，与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特征相对应，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潜在要素资源的深度开发。各个省份在要素资源方面存在差异，要素资源相对富足的省份可以通过深入发现、挖掘和综合利用为经济发展提供条件，获取较大的期望收益①。二是，改革政策的推动和实施。在建设新型城镇化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时期，各个省份在经济发展相关的改革政策方面存在差异，具有改革政策优惠条件的省份将面临着较高的经济发展机会和相应的期望收益②。三是，技术水平发展阶段。各个省份具有不同的技术水平、技术模仿和创新共存。有些省份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尚处于要素驱动和技术模仿阶段，通过低成本地模仿来获取发展机会，实现较高的收益；而某些省份具有相对较高的技术水平，已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其挖掘经济发展机会的成功概率较低，但潜在的收益较高。静态地来看，处于技术模仿阶段的省份具有后发优势，形成较高的期望收益；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成本模仿的机会将越来越少，需要去创造和发现内生的发展机会；从动态角度来看，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省份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发展机会和期望收益。可以初步推断，面对上述多样化的差异，各省份可以在区分地域特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选择省直管县改革的扩权模式。从实践角度来看，现有的改革试点出现了“全面直管”和“省内单列”两种主要的扩权模式，其中，“全面直管”是指在改革之初对所辖区县进行一致性地放权；“省内单列”是指在所辖区县中选取特定的县（市）进行试点改革，未被选取的区县则不参与改革，比如，“强县扩权”改革。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的现实背景下，一个自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在省直管县的改革实践中，省级政府将如何确定省直管县扩权模式选择—是“全面直管”还是“省内单列”的边界条件？正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基于对现有省直管县试点改革的观察，总结出改革试点主要采用的扩权模式——全面直管与省内单列模式，沿用Aghion 和Tirole（1997）的研究思路，我们在动态博弈的分析框架下，从地方政府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的视角出发，对省直管县改革中的两种扩权方式进行建模，并通过求解子博弈纳什均衡（SPNE），得到省直管县改革中扩权模式选择的边界条件，为全面推进省直管县改革提供理论注解。在省直管县的体制下，可将省级政府视为委托人，将县级政府视为省级政府的代理人，省级政府会通过各种措施来激励县级政府去努力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推动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鉴于此，我们站在省级政府的角度，对现实中两种省直管县的扩权模式——全面直管和省内单列进行建模，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基准模型，考察面临不同经济发展机会时省直管县扩权模式选择的边界条件；第二，考虑县级政府的异质性以及其间的交互影响两个方面对基准模型进行扩展，更为细致和全面地刻画省级政府进行扩权模式选择的内在逻辑，以期为目前正在推进的省直管县改革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表1 省直管县改革中的扩权模式类型扩权模式所涉及的省份全面直管吉林、湖北、广东、浙江（第五轮）、新疆、海南、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省内单列浙江（前四轮）、山东、黑龙江、四川、河南、安徽*、广西、江苏、辽宁、宁夏、云南、河北、福建、山西注：根据邱志淳（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省管县体制改革之研究》（2012）的内容进行整理。*安徽省改革的特点在于试点县实行考核淘汰制。12 个试点县(市）并不是固定的，放权的同时，省政府还将对试点（市）县实行动态管理，由省成立县域经济发展领导小组每两年考核一次。- 93 -本文其他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和现实观察；第三部分为基准模型的设定，最优扩权结构的求解；第四部分综合考虑县域经济的异质性和交互影响两个方面对基准模型进行扩展，全面地刻画出省直管县扩权模式选择的边界条件；第五部分为全文总结。限于篇幅，所有命题的证明均可向作者索要。二、文献回顾和现实观察国际实践和研究表明，正式体制以外的中介管理层级往往会造成许多组织运作上的阻碍与不便（Kooiman，1993）。随着中国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为了强化县域治理的优势和统筹城乡均衡发展，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首要步骤是，通过地级市组织变革向基层政府进行权力移转，提升县级政府的自治权力，带动辖区内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在不涉及行政区域重划与组织层级重整的前提下，进一步地通过“财政省直管”与“行政省直管”的政策规划，将部分或全部经济与社会管理权力移转至县级政府，进而完善地方政府自治与公共事务自主管理的能力。中国当初推行“市管县”制度的目的在于，促使地级城市对所辖县域产生良性的辐射和带动效应，减轻城乡二元结构给区域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市管县制度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几乎无法适应目前的时空环境变化，特别是面对统筹经济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需求时，这一制度的缺陷愈加凸显。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政府将省直管县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并在2006年出台相关政策快速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改革③。近年来，省直管县改革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诸多学者针对市管县体制的弊端和改革方向进行研究。主流的观点认为，在现行的“市管县体制”下，过多的财政资源配置向地级市倾斜，形成“市吃县”、“市压县”、“市刮县”、“市卡县”和“市挤县”的局面（庞明礼，2007；马斌，2009；张占斌，2009）；很多地级市并没有对县域经济产生辐射效应，甚至出现“离心”趋势和“小马拉大车”的现象（薄贵利，2006；张占斌，2007），并提出适时地减少经济管理和财政体制方面的层级体制，因地制宜地减少行政管理层级体制的应对之策（孙学玉、任开昌，2004；袁建军、金太军，2010）。由此可见，积极推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要体现在以下3 个方面：第一，市管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辐射”和“带动”等改革的初衷；第二，提高行政效率是省直管县改革的现实选择；第三，省直管县改革是促进县域经济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现实诉求。随着中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的逐步推进，陆续出现了一些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省直管县改革的决定因素和评估改革绩效两个方面。才国伟和黄亮雄（2010）利用2000~2007年的县域面板数据对省直管县改革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是否进行省直管县改革主要受到人口规模、经济水平、信息化水平、财政赤字、教育负担和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才国伟等（2011）采用1999~2008年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省直管县改革对地级市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降低了地级市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抑制了城市规模的扩大，提高了第三产业比重，改善了城市的环境质量；郑新业等（2011）利用河南省的县域数据分析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经济绩效，表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增长；刘佳等（2012）基于河北省136 个县（市）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发现，省直管县改革显著提高了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降低了服务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李猛（2012）研究认为，政府层级体制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理顺政府间关系的关键不在于省直管县这一改革形式，而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和缓解县乡财政困境；陈思霞和卢胜峰（2014）基于转移支付的视角分析了省直管县改革的经济效益，指出改革提高了县乡经济发展的激励，改善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地位，从而扭转了资源的城市偏向性配置。与我们的研究较为接近的是，皮建才（2012）基于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的视角对省直管县改革的可行性进行理论分析，得出省级政府选择省直管县和市管县两种层级体制的边界条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省直管县体制占优于市管县体制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张占斌（2013）对8 个省份的30 个试点县（市）改革模式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分省份采取的是省内经济发展单列方式。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理论全面直管还是省内单列：省直管县改革的扩权模式选择中国公共管理论坛- 94 -《管理世界》(月刊)2015年第4期上讨论省直管县改革的必要性和基于改革试点数据评估省直管县改革绩效，为理解省直管县改革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结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全面实行省直管县的时代即将到来。在全面开展省直管县改革时代来临之时，一个现实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省级政府如何因地适宜地选择扩权模式，而现有的研究尚未关注这一点。随着省直管县试点改革的逐步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在理论储备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特征和潜在发展机会等方面，各省份开始积极地探索省直管县改革的扩权模式。回顾省直管县的改革历程，可以将省直管县的扩权模式总结为以下两种类型（如表1 所示）：（1）全面直管型，即在改革之初涉及辖区内的所有县（市），典型的代表是吉林省、广东省和浙江省的第五轮改革。2005年6月，吉林省政府颁发的《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扩大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表明，吉林省将对所有县（市）实施扩权改革。同年，广东省将部分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所有县（市）；在2009年的第五轮省直管县改革中，浙江省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所辖的全部县（市）。（2）省内单列型，即在改革之初选择特定的县（市）进行单列的试点改革，其他县（市）则不参与改革④，代表性的例子是浙江模式。浙江省分别在1992 年、1997 年、2002年和2006年进行四轮扩权改革，绍兴和温岭等17个县（市）被纳入扩权范围，尚不到全部县（市）的1/3。从改革实践来看，“强县扩权”成为省内单列的主要模式。2003年，山东省针对30个经济强县推行扩权改革；2007年，湖北省针对经济实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县（市）进行扩权改革；2007 年，四川省推行的扩权强县改革，试点县（市）选择的是经济强县、人口大县和地域优势县的代表，如绵竹是经济强县，安岳是人口大县，峨眉山则属于山区县；2011 年，黑龙江省选择了10 个经济强县（市）作为省直管县的扩权试点。根据对现实的观察，我们将省直管县的扩权模式归纳为全面直管和省内单列两种类型。本文将以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为视角，重点关注两种扩权模式的不同：在全面直管的模式下，所有县（市）级政府将面临着相同的条件去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在省内单列的模式下，优先单列的县（市）具有财政自主权和经济社会管理权会在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占得先机（比如，招商引资等经济活动）。那么，面临着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逐步和全面推进，省级政府将如何因地制宜地选择扩权模式呢？这正是本文的关注点。三、基准模型（一）模型设定沿用Aghion 和Tirole（1997）的模型设定，经济中有一个委托人（省级政府）、两个代理人（所辖县级政府），省级政府授权给两个县级政府去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实现区域经济增长。面对潜在的经济发展机会，县级政府努力发现并执行获取的经济收益为r，体现为县级GDP的变化；两个县级政府的经济收益之和是省级政府的收益，即省级GDP的变化；若县级政府没有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则县级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收益均为0。假设收益结构为参与人的共同知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经济发展机会的大小体现为县级政府付出发现和利用成本后所能够获得对某些项目的期望收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特征相对应⑤，这一期望收益的加权概率主要取决于县级政府的努力程度。以下采用下标p 和i 来分别表示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i=A，B。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展开一个两阶段的完全信息序贯博弈（Sequential Game）：在第一阶段，省级政府先行动来选择扩权模式，是全面直管还是省内单列，以实现期望效用的最大化；在第二阶段，观察到省级政府选择的扩权模式后，两个县级政府同时行动去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并从中获取经济收益。县级政府i 付出的努力水平为ei时，ei∈（0，1），会以ei的概率发现和实现经济发展机会，相应的努力成本c（i ei），是ei的递增和严格凸函数，并且满足如下条件：c（i 0）=0，c'（i 0）=0和c'（i 1）=∞。扩权模式：省直管县的扩权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全面直管，省级政府对所辖全部县级政府一并扩权；二是，省内单列，省级政府将经济管理权优先下放给一些特定的县级政府，比如经济强县和特色产业县等。两类扩权模式的本质差异在于对县级政府形成不同的激励效应。在以下的模型中，我们将全面直管模型化为两个县级政府都可以独立和同时地发现和实现经济发展机会，而省内单列则- 95 -表示省级政府明确指出所辖县级政府挖掘经济发展机会的排序，省内单列的县级政府被赋予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的优先权，只有当省内单列县级政府未找到经济发展机会时，才会允许其他县级政府进一步地挖掘和利用，从中实现经济收益。偏好结构：假定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均是风险中性的，省级政府通过选择扩权模式来激励县级政府去努力地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来实现期望收益的最大化。特别地，将经济发展机会的期望收益r 外生给定，省级政府的收益为两个县级政府的经济收益之和，可以完全由经济发展机会被发现的概率来决定。支付结构：经济发展机会的期望收益的所有权和大小分别取决于省级与县级政府事先确立的扩权模式和县级政府的努力程度。以下将分别讨论两种扩权模式下各个行为主体的支付函数。（1）在全面直管模式下，只要存在一个县级政府能够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省级政府就能够获得收益r；当两个县级政府都未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时，省级政府的经济收益为0。若县级政府i发现而其他政府没有发现经济发展机会时，县级政府将以e（i 1-e-i）的概率获得经济收益r；若两个县级政府同时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时，则两者均以eie- i 的概率获得r/2 的收益；否则，不能实现经济收益。另外，县级政府i 挖掘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所承担的成本为c（i ei）。将县级政府i的效用函数表达为，i=A，B。（1）（2）上式（1）和（2）表明，县级政府的效用函数由3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当其他县级政府没有发现经济发展机会时，该县级政府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的期望收益；第二部分是，在两个县级政府同时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的情形下，某一县级政府获取的期望收益；第三部分是县级政府付出的成本。进一步地考虑到县级政府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的行动需要满足如下参与约束条件：UP（i ei，e-i）≥UP（i 0，e-i）=0，i=A，B，即给定其他县级政府努力去发展和利用经济机会的条件下，该县级政府努力参与是有利可图的。在本文的设定下，省级政府的期望收益为所辖县级政府的期望收益之和，即可将省级政府的效用函数表达为，（3）（2）在省内单列模式下，省级政府优先扩权给某一县级政府，不妨考虑县级政府A。若A 成功地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则将以eA的概率获得期望收益r；若A 未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则县级政府B 可以去发现和利用发展机会，并以eB（1-eA）的概率获取期望收益r。因此，两个县级政府的效用函数分别为，（4）（5）以上（4）式意味着具有优先权的县级政府A 的效用函数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该县级政府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所获取的期望收益，第二部分是相应的努力成本；（5）式表明，未获得优先权的县级政府B 的效用函数同样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具有优先权的县级政府A 没有获得经济发展机会的情形下，县级政府B 获取的期望收益，另一部分则是付出努力的成本。进一步地考虑到县级政府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的行动需要满足如下参与约束条件：UY（i ei，e-i）≥UY（i 0，e-i）=0，对于i=A，B，即给定其他县级政府努力去发展和利用经济机会的条件下，该县级政府努力参与是有利可图的。相似地，将省级政府的效用函数表达为，（6）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模型设定从3 个方面来刻画现阶段中国推进省直管县改革所面临的经济环境：第一，在现实经济中，面临着GDP 政绩考核机制，县级政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关系，在模型中，我们采用对经济发展机会的获得和利用的竞争来捕捉这一元素；第二，以潜在经济发展机会发现和利用是否拥有优先权为视角对省直管县改革中的“全面直管”和“省内单列”两种扩权模式进行建模；第三，省直管县的改革实践表明，改革涉及最多的是省级政府的经济利益，因此，本文将扩权模式的选择问题描述为省级政府通过选择适当的扩权模式来激励县级政府努力去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从而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的问题。（二）最优扩权模式以下通过逆向归纳法（Backward Induction）求U PA (eA,eB) = eA(1 - eB)r + eAeB （r/2） - cA(eA)U PB (eB,eA) = eB(1 - eA)r + eAeB （r/2） - cB(eB)U PP (eA,eB) =[1-(1- eA)(1 - eB)]r - cA(eA) - cB(eB)UYA (eA,eB) = eAr - cA(eA)UYB (eB,eA) = eB(1 - eA)r - cB(eB)UYP (eA,eB) =[eA + (1- eA)eB]r - cA(eA) - cB(eB)全面直管还是省内单列：省直管县改革的扩权模式选择中国公共管理论坛- 96 -《管理世界》(月刊)2015年第4期解序贯博弈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SPNE）。在观察到省级政府选择的扩权模式后，县级政府决定最优的努力水平。在全面直管模式下，两个县级政府同时行动，由（1）和（2）式的一阶条件得到县级政府的最优反应函数分别为，（7）（8）可见，县级政府在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时面临着较强的竞争性，对方努力程度的提高会降低自身努力的边际期望收益，因此，当对方提高努力水平时，该县级政府会理性地选择降低自身的努力水平。在省内单列模式下，由上式（4）和（5）的一阶条件得到两个县级政府的最优反应函数分别为，（9）（10）由以上（9）和（10）式可知，具有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的优先权使得县级政府A 的期望收益不受B 的影响，从而给予A 充分的激励，但明显地会降低对B 的激励。直觉来看，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对省级政府期望效用的影响是不明确的，具体取决于县级政府A 努力水平的提高和县级政府B 的努力水平下降的比较。在基准模型中，我们考虑县级政府是同质的情形，即县级政府i 具有相同的成本函数，c（i ei）=c（ei）。假设成本函数为二次型形式，c（ei）=ae2i /2，其中，a>r，a，表示县级政府i 在ei=1 时的边际成本，r为县级政府可能获得的最大边际收益。由以上最优反应函数（7）~（10）求解得到，全面直管和省内单列两种模式下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分别为，ePA=ePB=2r/（2a+r）；eYA=r/a，eYB=（a-r）r/a2。对均衡结果进行讨论得到如下命题1。命题1（同质县级政府的均衡结果）：在全面直管模式下，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省级政府的均衡期望效用均是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r 的增函数；在省内单列模式下，具有优先权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是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r 的增函数，而未获取优先权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和期望收益r 呈倒U型关系：当0<r≤a/2时，未获取优先权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是r 的增函数，当a/2<r≤a 时，未获取优先权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是r 的减函数；省级政府的均衡期望效用随着期望收益r 的增加而增加。命题1 表明，经济发展机会带来的期望收益是县级政府努力的最主要动力。在省内单列模式下，未获取优先权的县级政府面临的期望收益是有条件的，取决于具有优先权的县级政府是否能够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因此，当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较小时，未获取优先权的县级政府推测具有优先权的县级政府可能不会付出较高的努力水平去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以较小的概率实现经济收益，在这种较弱的利益竞争格局下，未获取优先权的县级政府会理性地选择提高努力水平；同样，当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很大时，未获取优先权的县级政府会推测具有优先权的县级政府将具有很大的动机去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并且会以较大的概率实现经济收益，在这种较强的利益竞争格局下，未获取优先权的县级政府会更倾向于选择降低努力水平。（三）两种扩权模式的比较将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分别代入省级政府的效用函数（3）式和（6）式，得到全面直管和省内单列两种模式下省级政府的均衡效用分别为：进一步地得到，ΔU=UYP-UPP=r4（r2+2ar-2a2）/[2a3（2a+r）2 ]。以下将对UPP 和UYP 进行比较分析，得到命题2。命题2（同质县级政府扩权模式的比较）：对省级政府而言，当县级政府面临着较小的潜在经济发展机会收益时，全面直管优于省内单列；当县级政府面临着较大的潜在经济发展机会收益时，省内单列优于全面直管。命题2给出了县级政府同质情形下省直管县扩权模式的决定机制，可以做出如下解释：在全面直管模式下，县级政府之间具有竞争性和相互抑制性；在省内单列模式下，县级政府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从而充分激励县级政府A 努力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而县级政府B 也不会对A 产生抑制效应，这是省内单列模式的相对收益，同时面临的相∂U PA (⋅)/∂eA = r(1 - eB2 ) - c'A(eA) = 0∂U PB (⋅)/∂eB = r(1 - eA2 ) - c'B(eB) = 0∂UYA (⋅)/∂eA = r - c'A(eA) = 0∂UYB (⋅)/∂eB = r(1 - eA) - c'B(eB) = 0U PP = 4ar2(2a + r)2,UYP = r2(2a2 - 2ar + r2)2a3- 97 -对成本在于县级政府A 对B 的反作用加强，A 的努力会在更大程度上抑制B。两种扩权模式之间的选择取决于两者相对收益与相对成本的比较。省内单列模式可以完全实现经济发展机会的激励效果，经济发展机会的期望收益越高，省内单列模式对具有优先权县级政府A 的激励效应就越强，而同时会加强对B 的抑制。而在全面直管模式下，虽然较大的期望收益会激励县级政府提高努力水平，但同时也会对其他县级政府的努力程度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减弱经济发展机会的期望收益提高带来的激励效应。综合来看，当经济发展机会的期望收益较小时，全面直管模式会占优于省内单列模式；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机会的期望收益增大，全面直管模式的相对优势减弱，当经济发展机会的期望收益增大到一定程度时，省内单列模式会反过来占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四、模型的扩展以上我们讨论了县级政府同质情形下省直管县扩权模式的选择逻辑，而更为现实的情形是，不同的县级政府在经济发展条件和特征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县级政府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考虑到这些现实元素，本节将综合考虑县级政府之间的异质性和交互影响两个方面对基准模型进行扩展，深入探讨这些因素对省直管县扩权模式选择的影响。（一）县级政府的异质性首先考虑县级政府之间具有异质性的情形对基准模型进行扩展。根据以上分析和现实观察，县级政府间主要在要素资源、改革政策和技术水平3个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的成本上。基于此，以下将采用努力成本的差异性来刻画县级政府的异质性，将县级政府i的成本函数设定为，c（i ei）=aie2i /2。由最优反应函数（7）~（10）式求解得到两种扩权模式下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分别为：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采用aA=1 和aB=ρ的参数化设定来刻画县级政府异质性，其中，参数ρ表示县级政府之间在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中付出成本的比例关系，ρ>1表示县级政府A 是优势政府，具有要素资源、区位优势、改革政策优惠和其他经济和政治条件等方面经济发展的优势，否则，县级政府B是优势政府。在参数化的处理之后，可将两种扩权模式下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分别表达为：进一步地对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进行分析得到如下命题3。命题3（考虑异质性的均衡结果）：在全面直管模式下，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省级政府的均衡期望效用均是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的增函数；在省内单列模式下，具有优先权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是发展机会期望收益的增函数，而未获取优先权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则取决于县级政府异质性和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当县级政府之间的异质性足够大时，未获取优先权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和省级政府的均衡效用均会随着期望收益的增加而减小；当县级政府之间的异质性较小时，面对较小的期望收益，未获取优先权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和省级政府的均衡期望效用均会随着期望收益的增加而增加。命题3 的结论表明，在考虑县级政府是异质性的情形时，全面直管模式的分析逻辑和结论与命题1 一致。而在省内单列模式下，具有优先权的县级政府往往具有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仍然是其努力的主要动力，会在面临期望收益较高的时候付出更大的努力水平。但是，考虑到县级政府的异质性，县级政府首先会对其他县级政府的努力水平做出推测，并以此来更新自己的预期。未获取优先权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则依赖于县级政府异质性和经济发展机会的期望收益：在省内单列模式下，未获取优先权的县级政府不具备经济发展优势；在获悉其他县级政府具有优先权且具备经济发展优势，并且面临很高的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时，未获取优先权的县级政府将推测具有优先权的县级政府将会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发现ePA=2r(2aB - r)4aAaB - r2，ePB =2r(2aA - r)4aAaB - r2，eYA = raA，eYB =(aB - r)raAaBePA=2r(2ρ - r)4ρ - r2 ，ePB =2r(2 - r)4ρ - r2 ，eYA = r，eYB =(ρ - r)rρ全面直管还是省内单列：省直管县改革的扩权模式选择中国公共管理论坛- 98 -《管理世界》(月刊)2015年第4期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从而理性地选择降低努力水平，反之亦然。进一步地，将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代入省级政府的效用函数，得到两种扩权模式下省级政府的均衡期望效用分别为：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得到如下命题4。命题4（异质性情形下的扩权模式选择）：对于省级政府而言，在县级政府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的情形下，当县级政府之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时，则省内单列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当县级政府之间具有较弱的异质性时，全面直管优于省内单列模式。在县级政府面临着较小的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的情形下，当县级政府之间具有较强或非常弱的异质性时，省内单列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当县级政府之间的异质性居中时，则全面直管优于省内单列。命题4 表明，省级政府对省直管县扩权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潜在经济发展机会的期望收益和所辖县级政府间的异质性两个维度。在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较大的情形下，两种扩权模式的选择受到县级政府异质性的影响：当所辖县级政府之间的异质性高于一定（高）临界值时，对省级政府而言，省内单列模式占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当异质性低于（低）临界值时，则全面直管模式优于省内单列模式。这是因为，省内单列和全面直管两类扩权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牺牲县级政府B 的努力为代价来激励A。当B 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的成本很高时，这种牺牲会相对较小，而对县级政府A的激励效应则很大，从而超过对县级政府B 的抑制效应；但是，这种优势会随着县级政府之间异质性的减弱而降低，当县级政府之间的异质性低于一定（低）临界值时，则省内单列模式对县级政府A 的激励效应将会低于对县级政府B 的抑制效应，从而全面直管模式优于省内单列模式。同样，在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较小的情形下，当县级政府的异质性高于一定临界值时，省内单列模式对具有优势的县级政府A 的激励效应大于其对不具优势的县级政府B 的抑制效应，从而优于全面直管模式。但是，当县级政府之间的异质性低于一定临界值时，全面直管模式下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程度就会更强，两者之间的抑制作用将会更大，而省内单列模式会通过给予具有优势者的优先权而使得县级政府之间的抑制作用减弱。因此，省内单列模式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当县级政府之间的异质性处于居中水平时，省内单列模式对县级政府A 的激励效应小于对县级政府B 的抑制效应，即全面直管模式会占优于省内单列模式。（二）县级政府之间的交互影响在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在经济发展条件、特征和面临经济发展机会等方面具有差异性外，县域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互影响，主要体现为竞争与外溢两种效应。其中，“竞争效应”体现为县级政府竞相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而获取更多的资源，可能对其他县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现行的GDP 考核机制下，这一效应尤为明显。以“招商引资”为例，某一县成功地吸引外资和投资建厂，则会吸引周边县的资源，进而对周边县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外溢效应”体现为某一县级政府在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时会对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县域经济的发展。以“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化”为例，某一县推行特色果蔬的产业化时，势必会带动周边县的类似农产品的产业化，对其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即具有正向的外溢效应。以下我们将在异质性县级政府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考虑县级政府之间的交互影响，分别从交互影响的存在、性质以及强弱3个角度来分析其对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扩权模式选择的影响。以下我们将采用“外部性”来刻画县级政府间的交互影响：县级政府A 在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时，给自身带来r 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会给县级政府B 带来kr 的收益；相似地，县级政府B 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时，实现r 的同时，也会给县级政府A 带来βr 的收益，其中，k，β∈[-1，1]是衡量县域经济发展中外部性的参数，k，β<0 表示县级政府之间具有相互排斥的负向影响，如以上刻画的竞争效应；k，β>0 表示相互促进的正向效应，如上文刻画的正向溢出效应；k，β=0 即退化为基准模型。值得说明U PP =2r2[(4ρ + r2)(1 + ρ) - 8ρr](4ρ - r2)2UYP =r2[2ρ - r(1 + ρ) + r2]2ρ- 99 -的是，在完全信息的经济环境下，上述“外部性信息”为省级和县级政府的共同信息，县级政府在决策时已经明确知道，因此，在模型中，我们将交互影响写进县级政府的目标函数，省级政府通过加总县级政府的效用函数得到包含外部性特征的效用函数。在这种情形下，将两种模式下县级政府i和省级政府的效用函数重新表达为，i=A，B。（1）在全面直管模式下：（11）（12）（13）（2）在省内单列模式下：（14）（15）（16）基于以上相同的推导方法，求解最优反应函数得到两种扩权模式下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分别为：在全面直管模式下：在省内单列模式下：不失一般性地，考虑aA=1 和aB=ρ以及β=1，k∈[-1，1]的参数化情形，其中，ρ和k 分别为刻画县级政府间异质性和交互影响的参数。将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简化为，在全面直管模式下：在省内单列模式下：通过对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进行分析，得到如下命题5。命题5（考虑异质性与交互影响的均衡结果）：在全面直管模式下，当县级政府之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和交互影响时，具有优势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是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的增函数，而不具优势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与期望收益具有倒U型关系；当发展机会的期望收益较小时，该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会随着期望收益的增加而增加，当发展机会的期望收益较大时，该县级政府均衡努力会随着期望收益的增加而减小；反之则相反。在省内单列下，无论县级政府之间的异质性和交互影响的情况如何，具有优先权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均会随着期望收益的增加而增加，而未获取优先权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和期望收益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地，将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代入到省级政府的效用函数，并对两种扩权模式下省级政府的期望效用进行比较，得到如下命题6。命题6（考虑异质性与交互影响的扩权模式选择）：在县级政府之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情形下，当县级政府之间存在着正向或较小的负向交互影响时，全面直管模式优于省内单列模式；当县级政府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负向交互影响时，省内单列模式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在县级政府之间具有较弱的异质性情形下，当县级政府之间存在着负向或较小的正向交互影响时，全面直管模式优于省内单列模式；当县级政府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正向交互影响时，省内单列模式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命题6 表明，省级政府对扩权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县级政府面临经济发展机会的期望收益、县级政府的异质性和其间的交互影响3个维度。为了更为清楚地分析交互影响对扩权模式选择的影响，以下分两种情形展开讨论。情形一：同质县级政府间存在对称的交互影响在同质县级政府的情形下，即c（ei）=ae2i /2，考虑县级政府间具有对称的交互影响，即β=k。不失一般性，假设a=1。通过求解最优反应函数得到两种扩权模式下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分别为：对两种扩权模式下省级政府的均衡期望效用进行比较，得到：U PA (eA,eB) = eA(1 - eB)r + eAeBr2(1 + β)+(1 - eA)eB βr - cA(eA)U PB (eB,eA) = eB(1 - eA)r + eAeBr2(1 + k)+(1 - eB)eAkr - cB(eB)U PP (eA,eB) =[1 - (1 - eA)(1 - eB) + eAeB(β + k)/2]r-cA(eA) - cB(eB)UYA (eA,eB) = eAr + (1 - eA)eB βr - cA(eA)UYB (eB,eA) = eAkr + (1 - eA)eB r - cB(eB)UYP (eA,eB) =[eA(1 + k) + (1 - eA)eB(1 + β)]r-cA(eA) - cB(eB)ePA=2r[2aB - (1 + β)r]4aAaB - r2(1 + β)(1 + k)ePB =2r[2aA - (1 + k)r]4aAaB - r2(1 + β)(1 + k)eYA =r(aB - βr)aAaB - βr2，eYB = r(aA - r)aAaB - βr2ePA=2r(ρ - r)2ρ - r2(1 + k)，ePB = r[2 - (1 + k)r]2ρ - r2(1 + k)eYA =r(ρ - r)ρ - r2 ，eYB = r(1 - r)ρ - r2ePA= ePB = 2r2 + (1 + β)r ，eYA =r(1 - βr)1 - βr2 ，eYB = r(1 - r)1 - βr2全面直管还是省内单列：省直管县改革的扩权模式选择中国公共管理论坛- 100 -《管理世界》(月刊)2015年第4期从而得到如下推论1。推论1（考虑同质性与对称交互影响的扩权模式选择）：对于省级政府而言，在同质县级政府之间存在着对称的、正向交互影响的情形下，省内单列模式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在同质县级政府之间存在着对称的、负向交互影响的情形下，全面直管模式优于省内单列模式。直觉来看，县级政府间存在的正向交互影响加强了省内单列模式的优势。在全面直管模式下，县级政府的努力水平均会受到其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在县级政府之间存在越强的正向交互影响时，县级政府成功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的概率则越低；在省内单列模式下，只有具有优先权县级政府的努力水平受到正向交互作用的影响而降低，未获得优先权县级政府的努力水平因抑制作用的减轻而提高，从而县级政府间的正向交互影响对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弱。总之，正向的交互影响会加强省内单列模式的相对优势，而负向交互影响会减弱这种优势。情形二：同质县级政府间存在非对称的交互影响不失一般性，考虑a=1、β=1和k∈[-1，1]的情形，由最优反应函数求解得两种扩权模式下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分别为：对两种扩权模式下省级政府的均衡期望效用进行比较分析，得到以下推论2。推论2（考虑同质性与非对称交互影响的扩权模式选择）：在同质县级政府间存在的正向交互影响大于某个临界值的情形下，省内单列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在同质县级政府间存在的正向交互影响小于某个临界值或负向交互影响的情形下，全面直管优于省内单列模式；同时，在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情形下，交互影响的临界值越小，省内单列模式会更可能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在较小的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情形下，交互影响的临界值越大，则全面直管更可能占优于省内单列模式。综上可知，考虑更为现实的经济环境，从县级政府的异质性和其间的交互影响两个方面对基准模型进行扩展，结果表明，对于省级政府而言，省直管县改革最优扩权模式的选择由面临的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县级政府之间的异质性和交互影响共同决定，本文将以上三维要素进行参数化来刻画省直管县扩权模式选择的边界条件，具体的理论结果如表2所示。五、结论基于对中国省直管县试点改革的现实观察，将现有的改革试点概括为两种模式：覆盖所有县级政府的“全面直管型”和优先选择某些县级政府的“省内单列型”。在省直管县改革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之时，省级政府将面临着扩权模式选择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在总结现行省直管县改革中扩权模式的基础上，将Aghion 和Tirole（1997）的授权模型与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实践相结合，从县级政府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的视角出发，分别对“全面直管”和“省内单列”两种扩权模式进行建模，并在动态博弈框架下，求解得到代理人（县级政府）的均衡努力水平和委托人（省级政府）的均衡期望效用；并在此基础上，对两种扩权模式下省级政府的均衡期望效用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省级政府进行扩权模式选择的边界条件，主要得到如下两个方面的结论。（1）在基准模型中，针对省级政府而言，当县级政府面临的经济发展机会的期望收益较小时，全面直管模式优于省内单列模式。不过，全面直管模式的优势会随着经济发展机会期望收益的增大而减小，当期望收益增大到一定程度时，省内单列模式ΔU = UYP - U PP =2r2 β[(β - 1)r + 2](βr2 - 1)2(2 + (1 + β)r)2ePA=2r(1 - r)2 - r2(1 + k)，ePB = r[2 -(1 + k)r]2 -(1 + k)r2 ，eYA = eYB = r1 + r表2 理论结果的总结模型基准模型（同质）（命题2）扩展模型1：异质性（命题4)扩展模型2：异质性和交互影响（命题6）扩展模型3：（同质）交互影响情形讨论r < r*r > r*r < r*r > r*0 < ρ < ρ*ρ > ρ*对称交互影响（推论1）非对称交互影响（推论2）——ρ > ρ*2或0 < ρ < ρ*1ρ*1 < ρ < ρ*2ρ > ρ*20 < ρ < ρ*2β > β*1 ( > 0)β > β*1β > β*2( < 0)β > β*20 < β < 1-1 < β < 0k < k#( > 0)k > k#扩权模式比较PD ≻ YDPD ≺ YDPD ≺ YDPD ≻ YDPD ≺ YDPD ≻ YDPD ≺ YDPD ≻ YDPD ≻ YDPD ≺ YDPD ≺ YDPD ≻ YDPD ≺ YDPD ≻ YD注：PD 和YD 分别表示全面直管和省内单列两种扩权模式；表中各种临界值均在命题的证明过程中给出。- 101 -则会优于全面直管模式。（2）考虑到更为现实的情形，从县级政府之间潜在的异质性和交互影响两种情形对基准模型进行扩展。结论表明，省直管县扩权模式的选择因时、因地而异，其最优扩权模式的选择由当地经济发展机会的期望收益、县级政府之间的异质性以及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交互影响共同决定：在县级政府间存在较强异质性的情形下，全面直管模式优于省内单列模式；在县级政府间存在较弱异质性的情形下，省内单列模式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在县级政府间的异质性较为显著的情形下，当县级政府间具有正向或较小的负向交互影响时，全面直管模式优于省内单列模式；当县级政府间具有较大的负向交互影响时，省内单列模式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在县级政府间的异质性不显著的情形下，当县级政府间具有负向或较小的正向交互影响时，全面直管模式优于省内单列模式；当县级政府间具有较大的正向交互影响时，省内单列模式优于全面直管模式。以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经济转型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全面开展的省直管县改革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本文针对不同情形下省直管县的扩权模式选择问题进行理论方面的尝试。诚然，现实总是比理论更为复杂，基于对现实的观察，本文仅基于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这一独特的经济视角来考虑扩权模式的经济激励和选择条件，而并未涉及政治激励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同时，本文尚未深入考虑省级政府进行扩权改革的成本问题，这可能会使得模型更加复杂。最后，在县级政府间异质性和交互影响的参数化刻画方面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些都有待未来的研究去探索。（作者单位：宫汝凯，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姚东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责任编辑：孟杰）注释①例如，考虑中国省域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分割，中西部一些省份的劳动力、原材料等投入要素以及环境方面的成本均较低，这些有助于补充和承接要素和环境成本较高东部省份的产业转移，因而，中西部省份将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发展机会，实现较大的收益。②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优先促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等以及目前正在着力实施和推进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优化产业发展布局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的经济政策均使得相应的省份面临着开放、协同和共同发展的经济发展机会，实现较大的收益。③中国的省直管县改革主要涉及3 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管理权限，下放事权，提高县（市）发展能力；二是，省直接管理县（市）的财政体制改革，保证县级政府具有相应的财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三是，对县级主要领导采取适度上收的管理制度，高配县级主要领导，弱化地级市对县（市）的政治控制权。④2009 年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 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公布，文件提出要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⑤由上文第一部分相应的分析可知，经济发展机会的大小由在县级政府发现和利用机会的期望收益来表示，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特征相对应，主要包括潜在要素资源的深度开发、改革政策的推动和实施及技术发展阶段3个方面。参考文献（1）Aghion，P.，and Tirole，J.，1997，“Formal and Real Au⁃thority in Organiz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105，pp.1~29.（2）Jan Kooiman，1993，“Governance and Governability: Us⁃ing Complexity，Dynamics and Diversity”，in Jan Kooiman，ed.，Modern Governance: New Government- Society Interactions，Thou⁃sand Oaks，CA: SAGE Publication Inc.（3）薄贵利：《稳步推进省直管县体制》，《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9期。（4）才国伟、黄亮雄：《政府层级改革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绩效研究》，《管理世界》，2010年第8期。（5）才国伟、张学志、邓卫广：《省直管县改革会损害地级市的利益吗？》，《经济研究》，2011年第7期。（6）陈思霞、卢胜峰：《分权增加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吗？—— 来自中国“ 省直管县”的自然实验》，《经济学（季刊）》，2014年7月第13卷第4期。（7）李猛：《省直管县能否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理论模型和绩效评价》，《金融研究》，2012年第1期。（8）刘佳、吴建南、吴佳顺：《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1期。（9）马斌：《政府间关系：权力配置与地方治理——基于省、市、县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10）庞明礼：《“省管县”：中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趋势》，《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6期。（11）邱志淳（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省管县体制改革之研究》，《远景基金会（季刊）》，2012 年第1期。（12）皮建才：《省管县与市管县：中国地方政府间纵向关系选择》，第一届中国组织经济学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13）孙学玉、伍开昌：《构建省直接管理县市的公共行政体制一项关于市管县体制改革的实证研究》，《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1期。（14）袁建军、金太军：《“省管县”体制改革研究——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为研究视角》，《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5期。（15）张占斌：《政府层级改革与省直管县实现路径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年第4期。（16）张占斌：《“省直管县”改革的经济学解析》，《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17）张占斌：《省直管县新试点：省内单列与全面直管》，《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3期。（18）郑新业、王晗、赵益卓：《省直管县能促进经济增长吗》，《管理世界》，2011年第8期。全面直管还是省内单列：省直管县改革的扩权模式选择中国公共管理论坛-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