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质量监管中的所有制偏倚 |
来源:一起赢论文网 日期:2015-12-06 浏览数:4040 【 字体: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 |
刘小鲁、李泓霖: 产品质量监管中的所有制偏倚卢品廣量蛊營中的所有喇偏袴*刘小鲁李泓霖内容提要: 在合并中国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数据和中囯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本文从所有制角度对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公正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 在我国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 国有企业被抽检的概率要显著低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 但产品质检结果不合格的概率与其他企业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质量监管存在通过有偏抽样来保护国有企业的特征。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 平均而言, 企业规模和税收贡献强化了抽样环节中的所有制偏倚。这一结果意味着, 这种与所有制相关的抽样偏差包含了地方政府出于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目标所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动机。关键词: 所有制偏倚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抽样偏差地方保护主义一、引言自Ake rl of(1 9 7 0) 的开创性研究以来, 逆向选择就成为信息不对称下产品质量和安全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后续研究指出, 在经验品的长期分析框架中, 市场在某些条件下能够通过显示产品质量的信号发送和声誉效应来避免逆向选择的发生(Kr eps &Wi ls o n, 1 9 8 2;Shapi ro , 1 9 8 3;N el SO n,1 9 7 0 ) , 但这些机制在消费者同时面临事前和事后信息不对称的信任品市场中可能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Dul l ec k&Ker s chbamer,2 0 0 6;Wol lin s ky , 1 9 9 3 ;P ar k ,2 0 0 5) 。因此, 有针对性的政策设计就成为保障产品质量与安全的重要机制。产品质量抽检这一事前的质量控制在理论研究中常被认为是保障质量与安全的基础性手段(St ar bi rd, 1 9 9 7,2 0 0 5)。通常认为, 质检和相应的惩罚机制强化了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所面临的金融风险, 从而能够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例如,Sta rbi r d ( 1 9 9 7) 使用数值研究方法考察了产品抽检会如何影响风险厌恶的供应商的产品质量选择;St arbi r d(2 0 0 0) 研究了抽检率和惩罚机制的组合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结果发现宽松的抽检体系将产生较差的产品质量;S t arb ir d( 2 0 0 5 ) 则在一个委托- 代理的分析框架下研究了委托人如何通过质检方案的设计来影响代理人的产品质量。但是,近年来的一些研究也表明, 如果产品抽检和检测中存在偏差, 则这种不完美的质检往往会引发产品市场的逆向选择( C h al fa nt &Sex ton , 2 0 0 2 ; B og et oft &Ol e so n , 2 0 0 3 ; Starbi rd&Am an or -Bo a du,2 0 0 7;Star bi rd , 2 0 0 7 ) 0近年来我国诸如“三聚氰胺”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 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食品卫生安全的关注。许多学者从立法以及监督和管制体系出发, 探讨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根源和应对措施。例如,B r oug ht o n&Wal ker (2 0 1 0) 以及Xiu&Klei n(2 0 W) 从多部门监管和产品免检制度等角度讨论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因。B al Z ano ( 2 0 1 1 ) 、Li u ( 2 0 1 0 ) 、Li u&Li u ( 2 0 1 0 ) 以及Pei et a l. (2 0 1 1)从司法和规制等角度探讨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中所存在的问题。其中,一些学者强调了地方保护主义对产品质量监管的负面影响, 即地方政府倾向于因地区G DP 增长和社会稳定目标而放松对* 刘小鲁、李泓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 1 0 0 8 7 2 , 电子信箱:l iu xi aolu @ ru e . ed u . c n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良好建议, 文责自负。1 4 6 t 2 0 1 5 年第7 期企业产品质量的监管, 甚至不惜牺牲产品质量和安全;“ 三鹿事件”中地方政府在信息披露及上报中的拖延和隐瞒构成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的一项直接证据(B al z ano ,2 0 1 1;Liu ,2 0 1 0;L iu&L i u ,2 0 1 0)。在我国的产品质量监管中, 是否普遍存在着地方政府对企业的保护倾向? 这种保护倾向对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公正性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选择从中国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所有制的影响这一具体视角切人, 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选择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这一具体的监管措施, 不仅是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 还因为它是我国定期实施的一项基础性的产品质量监管制度。自1 9 8 5 年起, 我国就定期开展全国范围内强制性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之后又通过陆续颁布《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和《产品质量法》而使得这一抽査工作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确立下来。长期以来, 这一监管政策赋予了地方质检部门在制定监督抽查方案, 尤其是确定抽查的产品范围和拟抽检企业名单中的权力。这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背景。我国的地方保护问题往往与国有企业密切相关, 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对待。大量的经验性证据表明, 国有企业在补贴、银行信贷资金和其他廉价要素投入的获取上较民营企业都存在着明显优势(Wu et al. ,2 0 1 2;F i rt het al. ,2 0 0 9;Li e t a l. ,2 0 0 9;P on cet e t al .,2 0 1 0;H si e h& Kl e now,2 0 0 9; Son get al . ,2 0 1 1 ) 0 此外, 地方保护主义往往涉及对国有企业的保护。由于掌握着国有企业关键职位的人事任免权, 地方政府更容易对国有企业进行控制。这使得地方政府更易于攫取保护国有企业所产生的收益, 也使得国有企业更容易成为地方政府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在这一背景下, 除自身经济目标外, 国有企业往往被赋予保证就业, 维护地区稳定的社会目标。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实现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一方面, 国有企业是地方政府举债的重要主体。受地方平台信贷额度收紧的影响, 国有企业逐渐成为地方政府举债的新主体。根据2 0 1 3 年《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 截至2 0 1 3 年6 月, 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举借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 包括或有债务) 达3 . 1 4 万亿元。? 另一方面, 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实现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例如, 程仲鸣(2 0 0 8 ) 和唐雪松等( 2 0 1 0) 均观察到, 出于地区GD P 增长的考虑, 地方政府存在着干预地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动机, 并往往导致地方国企的过度投资。这种国有企业对于地方政府实现地区政策目标的重要意义为地方政府保护国有企业提供了动机。地方官员与地方国有企业之间的个人利益联系也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强的动机为国有企业提供保护( 白重恩等,2 0 0 4)。与此同时, 国有企业本身的内部治理问题, 以及承担的政府目标也导致国有企业更差的效率, 而这也要求地方政府通过地方保护来为国有企业提供隐性补贴( 刘瑞明,2 0 1 2)。这种地方保护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联构成了本文所有制视角的理论背景和依据。本文的分析从质检抽样环节和质检结果两个方面展开。研究表明, 在我国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 国有企业被抽检的概率要显著低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 但是国企所有制并不显著影响质检结果。这些结果说明我国的产品质量监管中存在着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倾向, 且其主要形式表现为抽样过程中的所有制偏倚。在研究过程中, 我们还进一步考察了企业规模和税收贡献对这种所有制偏倚的影响。结果表明, 平均而言, 在国有企业中, 规模更大的企业或税收贡献更大的企业被抽检的概率更低。这一结果说明, 这种与所有制相关的抽样偏差包含着地方政府出于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人目标所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动机。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介绍了我国的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体系这一全文的分析背景, 并在此基础上对样本、基本的研究思路和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进行了说明; 第三部分展示了主要的计量分析结论, 并进行了相关的稳健性检验; 第四部分拓展讨论了所有制对质量监督所施加的干扰与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之间的关系; 第五部分总结全文。① 资料来源: h t tp : //www . au d i t, go v . c n /n l 9 9 2 1 3 0 /nl 9 9 2 1 5 0 /n l 9 9 2 5 0 0 / 3 4 3 2 0 7 7 . ht ml 。1 4 7刘小鲁、李泓霖: 产品质量监管中的所有制偏倚二、研究背景、样本与计量模型1 . 我国的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体系我国的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自1 9 8 5 年开始实施。1 9 8 6 年颁布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和1 9 9 3 年颁布的《产品质量法》不仅将这一质检活动以制度性的形式固定下来, 还为这项制度提供了法律和实施程序上的指导和保障。在我国的产品质量监督体系中, 国家质检总局对全国监督抽查负有领导、规划和组织责任, 而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作为国家产品监督抽查的具体实施单位和地区质量监督检验的组织机构,对相应的下级部门进行垂直管理。特别地, 根据《管理办法》, 在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 国家质检总局负责制定年度计划, 而具体的抽样和检验工作则由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具有相关资质的质量检验机构来完成。? 监督抽査的产品类型主要是关系到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工业产品以及市场中曾反映出质量问题的产品。在我国产品质量的国家监督抽查中, 国家质检总局首先制定抽查计划, 并下达监督抽查任务。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检验机构在接受监督抽査任务后负责主要抽查方案的制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2 0 1 1 年之前的旧版《管理办法》明确指出, 监督抽查方案不仅是指抽检的具体实施规范, 更重要的是还包括拟抽查的企业名单。这意味着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 地方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在抽样过程中对特定企业施加保护的制度空间。在确定抽检企业名单时, 原则上要求大中小企业各占一定比例, 并且强调被抽检企业的行业代表性。2 . 样本构建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定期发布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的相关信息。从2 0 0 9 年开始, 送些信息不仅包含了抽检产品的合格率, 还包括了全部被抽检企业的名单, 以及相应的质检结果。我们搜集了 2 0 0 9 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的相关数据, 并依据被抽查企业的名称将质检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由于监督抽查结果将产品分为“ 合格”与“ 不合格” 两类, 因此在数据匹配之后, 我们将工业企业数据库内的企业依据产品是否被检测以及检测结果是否合格分为三个类型: 未抽检企业、产品合格企业和产品不合格企业。②在数据匹配过程中, 我们根据四分位行业代码剔除了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没有任何企业被抽检的行业。此外, 由于我国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只针对国内市场销售的产品展开, 故我们排除了2 0 0 9 年的纯出口企业。③ 在此基础上, 为了避免异常值和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我们以左右各0 . 5 % 的比例对样本数据进行了wins ori z e 处理。2 0 0 9 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共有1 9 1 0 8 1 家企业处于产品监督抽查的各行业中。④ 其中, 共匹配上被抽检企业4 5 5 8 家, 而产品合格企业和产品不合格企业的数量分别为4 1 1 2 家和4 4 6 家。3 . 研究思路和模型设定本文旨在从所有制角度考察我国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公正性。这种公正性主要包含两个层面。首先, 在给定的抽样范围内( 如特定的产品类别) , 抽样应该具有较强的随机性。其次, 产品检验不应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 且质检结果的披露应当与产品质量检测结果相一致。这就决定了① 我国自2 0 0 2 年起生效的《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査管理办法( 质检总局令第1 3 号) 》明确指出抽样工作由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 而自2 0 1 1 年起, 在新版的《管理办法》中, 这一表述变更为“ 组织监督抽查的部门"。② 2 0 0 8 年9 月1 8 日,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第1 0 9 号总局令废除了产品抽检中的免检制度。因此这里的样本构建不会受到产品免检的干扰。③ 我们根据出口交货值是否与工业销售产值相等来判断企业是否是纯出口企业。④ 附录中的表A 1 展示了相应的行业和企业分布情况。1 4 8位“ ; 生2 ° 1 5 年第7 期在检验我国产品质量监督抽査的公正性时, 应当分别从抽样和质检两个层面展开。有鉴于此, 本文的研究将主要围绕如下两个基本的方程展开:pr( 被抽检| 所有制, 控制变量)= 少( … ( 所有制, 控制变量) )(1)P r ( 质检不合格I 所有制, 控制变量)= 少(G2 ( 所有制, 控制变量) )(2)根据企业是否被抽检以及质检结果是否合格, 可以分别设置体现抽样结果和质检结果的虚拟变量, 而( 1) 式和(2) 式分别描述了企业被抽检和质检不合格的概率。在下文中, 我们将分别称这两个方程为“ 抽样概率方程” 和“质检结果方程”。如果少为标准正态分布, 且G,和G2 均为线性函数, 则(1) 式和(2 ) 式将具有标准的probit 模型的基本特征。‘在控制其他影响抽样和检验结果的变量后, 如果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是完全公正的, 则抽样应当具有较强的随机性, 而所有制的影响应当不显著。公正的检测结果也应当只受产品质量因素的影响。如果在对产品质量因素进行控制之后, 所有制对质检结果的影响不显著, 则可以推断所有制没有对产品质检结果施加干扰。?需要注意的是, 受到监督抽查的产品对象特性以及实施方案的影响, 即使是一个完全公正的抽样, 其随机性也是有前提的。从我国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具体特点来看, 这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 监督检查在不同类型产品间的侧重程度是不一样的。具体地, 《管理办法》规定了监督抽查的重点对象是涉及安全卫生, 影响国计民生, 以及市场中反映出质量问题的产品。其次, 《管理办法》同时指出, 被抽检企业名单的拟定需要考虑到行业代表性, 并要求在规模上的分布符合一定的比例要求。这意味着企业规模特征, 以及企业的行业代表性都有可能对抽样结果产生影响。这两个因素是(1) 式和(2) 式控制变量的选择中需要专门考虑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抽样是一个样本选择过程。如果抽样是完全随机的, 那么这一样本选择不会造成估计结果的有偏性。然而,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 受质检实施方案等因素的影响, 这一抽样过程并非完全随机。这意味着如果直接对( 2 ) 式进行估计, 可能存在潜在的样本选择所导致的偏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是通过添加外生的控制变量来尽可能控制这些样本选择因素; 另一个则是使用He ckm an 两步法进行估计。本文在估计过程中, 将同时考虑这两种处理方法。4 .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在上一小节, 本文确立了基本的计量方程。其中, 因变量的定义已经进行了说明, 国企所有制是方程中主要的解释变量。与Hs i eh&Kle now ( 2 0 0 9) 以及B ra ndte ta l.(2 0 1 2) 相类似, 本文根据企业的注册类型来界定国有企业性质, 并设置相应的国企所有制虚拟变量。在控制变量的选取方面, 本文除了考虑与产品质量相关的因素外, 还根据我国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基本特点考虑了可能干扰抽样随机性的因素, 以便在估计中能够尽可能避免潜在的样本选择偏误。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 本文在估计过程中将选取以下几组控制变量:( 1) 企业年龄、规模、国内市场份额与出口比重。我国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强调在制定企业名单时, 要兼顾大中小企业在样本中所占比重, 并强调被抽检企业的行业代表性。因此, 企业规模? 特征, 以及企业的行业代表性和影响力都有可能对抽样结果产生影响。为了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本文除直接加人企业规模变量外, 还进一步在控制变量中引人了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企业年龄和出口比重。一般来说, 市场占有率高, 存在时期长的企业在行业中具有较大影响和代表性。此外,企业出口比重越高, 则对国内市场的侧重程度越弱。由于我国产品质量监督抽査强调内销产品的检査, 并特别要求不得抽取出口产品, 因此出口比重直觉上应与企业被抽检概率呈现负相关的关①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在质检结果方程中国企所有制显著, 则不能肯定地判断质检过程一定受到了所有制的干扰, 因为所有制本身可能反映了不同的管理效率, 进而可以直接影响产品质量。1 4 9刘小鲁、李泓霖: 产品质量监管中的所有制偏倚系。此外, 拥有较长经营历史的企业更容易确立起产品质量的声誉, 企业规模通常也与产品质量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Kle tt e & Gr ili ch e s , 2 0 0 0;K ul ge r & Verh oo ge n,2 0 1 2 ), 而出口企业往往面临着比国内企业更高的贸易技术壁垒和产品检验检疫标准。因此, 在估计中, 本文还进一步使用企业年龄、规模和出口比重作为产品质量的代理变量。本文以2 0 0 9 年减去企业开业年来衡量企业年龄, 并使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反映企业规模。国内市场份额则使用各企业工业销售产值与出口交货额的差值, 以四分位行业代码为口径进行计算。出口比重则定义为企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销售额的比重。(2) 其他类型的企业所有制。所有制除了反映出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外, 还涉及到企业技术特征和管理模式等诸多因素。例如, 外资企业在生产技术、管理效率和产品质量控制上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而言更具优势, 而这些因素对产品质量和质检结果都可能产生直接影响。因此, 本文还将尝试控制其他的企业所有制类型。与国有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判定方法相一致, 这里根据企业注册类型进一步生成了外资、私营、法人和集体四种企业所有制的虚拟变量, 港澳台资企业则被选为对照组。(3) 补贴强度。补贴强度反映了政府对某个行业或企业的支持。与此同时, Wu et al . ( 2 0 1 2)的研究表明, 企业获得的公共补贴与其所拥有的政治关联之间存在稳定且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 补贴强度还将被用来控制无法观测到的政治关联的潜在影响。补贴强度这一变量使用补贴占.工业销售额的比重来度量。( 4) 重点质检行业的虚拟变量。我国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在不同行业之间的侧重程度有所不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明确指出, 质检将重点集中于对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和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工业产品, 以及市场中曾反映出突出质量问题的产品。这就使得相关行业的企业有更高的被抽查概率。为了确定这些重点抽查行业, 我们以四分位行业代码为口径计算了被抽检企业占行业全部企业的比重, 并将抽查率在4 . 5 % 以上的前5 4 个行业确定为重点行业。? 在此表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根据2 0 0 8 年的各行业产品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合格率, 排除了产品合格率低于9 0 % 的6 个四是否被抽检0 . 0 2 4 0 . 1 5 3 0r ̄分位行业, 并依据剩余行业设置了重点抽查行质检结果0 . 0 9 80 . 2 9 701业的虚拟变量:。② 如1 果: 企业属于这: 些重点行S *0 . 0 1 7 0 .1 2 90I一一业, 则该变量取值为1 。在下文中, 我们除了将私营0 . 5 0 0 0 . 5 0 001该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外, 还将用它作为讨论样集体0 . 04 0 0 . 1 9 501本选择偏误问题时的外生变量。③法人—0 . 3 2 6 0 . 4 6 901(5) 行业与省份虚拟变量。我们在估计中外资0 . 0 4 10 .1 9 801还将进一步加人行业与省份的虚拟变量, 以控企业年龄—8 . 5 2 3  ̄6 8 902 1 9制不可观测的行业与区域性因素。企业规模9 . 8 3 1T 3 6 4 6 . 9 4 6 1 4 . 6 8 5在计量回归中, 为了避免潜在的联立性所国内市场份额l e - 4 l e -400 . 0 0 2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上述变量中, 除重点抽査行0 . 0 9 50 . 2 5 101业、企业所有制、行业以及省份虚拟变量外, 其补I 占强度0 . 0 0 2 0 . 0 0 900 . 0 8 3余自变量均滞后一期, 即使用2 0 0 8 年的指标重点抽检行业0 . 0 9 50 . 2 9 301值。表1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① 之所以将抽查率确定为4 . 5 % 是因为抽查率在这一位置上出现了跳跃。②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 抽样的重点产品主要为涉及生命财产安全和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工业品, 或者曾经出现过质量问题被投诉的产品。这里剔除2 0 0 8 年产品合格率较低的行业, 主要是为了排除因质量投诉而被纳人抽样重点的行业。③ 这一变量的外生性将在下文讨论样本选择偏误时作进一步的说明。1 5 0歧紿辟金2 0 1 5 年第7 期三、计量结果1 . 国企所有制与企业被抽检概率和质检结果在(1) 式和(2) 式的基础上, 本文首先分别从抽样和质检结果两个环节考察国企所有制的影响。在这里的估计中, 我们采用了 probi t 模型的设定。? 在估计中, 本文采用了基于省份聚类(c lu st er) 的标准差修正。之所以聚类时采用省份, 是因为本文的研究主题与区域内的制度背景密切相关: 我国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査在具体实施中是以省为单位展开, 而各省的制度背景( 如地方政府的行为) 可能会对质量监管产生影响; 同一省份的企业处于相同的制度背景下, 从而可以视为一个聚类。相应的估计结果如表2 所示。表2对抽样方程和质检结果方程的p ro bi t 估计是否被抽检( 被抽检=1 )|质检结果( 不合格=1)(1)⑵( 3 )“( 4)|( 5 )丨⑷-0 . 0 1 4 ?“- 0 . 0 1 1 …-0 . 0 1 0 ???0 . 0 3 00 . 0 4 30 . 0 4 3国有( 0 . 0 0 3 )( 0 . 0 0 4 )( 0 . 0 0 4 )( 0 . 0 3 9 )( 0 . 0 4 1)( 0 . 0 4 1)0 . 0 0 30 . 0 0 3 *-0 . 0 1 1-0 . 0 1 1私营( 0 . 0 0 2 )( 0 . 0 0 2 )( 0 . 0 1 7 )( 0 . 0 1 7 )0 . 0 0 5 * *0 . 0 0 5 “0 . 0 1 20 . 0 1 2( 0 . 0 0 2)(0 . 0 0 2)( 0 . 0 1 5 )( 0 . 0 1 4 )- 0 . 0 0 4- 0 . 0 0 40 . 0 5 9 ? ?0 . 0 5 9 ? ?( 0 . 0 0 3)(0 . 0 0 3 )( 0 . 0 3 0 )( 0 . 0 2 9 )0 . 0 0 4*0 . 0 0 4 *0 . 0 0 70 . 0 0 6外资( 0 . 0 0 2 )( (X 0 0 2 )( 0 . 0 1 5 )(0 . 0 1 4 )0 . 0 0 0” *0 . 0 0 0 …0 . 0 0 0 * * *- 0 . 0 0 1#- 0 . 0 0 1”— 0 . 0 0 1”企业年龄( 0 . 0 0 0 )( 0 . 0 0 0 )( 0 . 0 0 0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0 1)0 . 0 1 0 …0 . 0 1 0 _0 . 0 0 9 …- 0 . 0 2 7- 0 . 0 2 6 …- 0 . 0 2 6 …企业规模(0 . 0 0 0)( 0 . 0 0 0)(0 . 0 0 0 )(0 . 0 0 4)( 0 . 0 0 4)(0 . 0 0 4 )国内市场9 . 6 7 0 …9 . 6 7 0 …9 . 2 4 4- 2 2 . 3 5 5- 2 1 . 7 8 1- 2 1 . 6 5 0份额(1 . 6 6 1)( 1 . 6 4 5)( 1. 4 5 5 )(2 4 . 0 0 8 )(2 3 . 8 3 7)(2 3 . 9 8 2)-0 . 0 1 3 ?? ?- 0 . 0 1 3-0 . 0 1 1 ?? ?- 0 . 0 1 8- 0 . 0 1 5— 0 . 0 1 4出口比重(0 . 0 0 3 )( 0 , 0 0 3)( 0 . 0 0 3 )( 0 . 0 1 4 )( 0 . 0 1 5 )( 0 . 0 1 5 )- 0 . 0 8 6 ? ?- 0 . 0 8 1*- 0 . 0 9 2 ??0 . 4 5 40 . 4 0 30 . 4 0 4补贴强度( 0 . 0 4 1 )( 0 . 0 4 2 )( 0 . 0 4 5 )( 0 . 4 0 1 )( 0 . 4 2 9 )( 0 . 4 2 7)重点抽查0 . 0 3 5…0 . 0 0 7行业( 0 . 0 0 3 )( 0 . 0 1 4 )N1 9 1 0 5 41 9 1 0 5 41 9 1 0 5 44 3 5 74 3 5 74 3 5 7注: 表中报告的为边际效应, 括号中为标准差,…、“和? 分别代表1 0 % 、5 % 和1 % 的显著水平。所有回归均采用了基于省份聚类的标准差修正, 并包含了常数项以及行业和省份虚拟变量。表2 中, 列(1) 至列( 3) 给出了抽样方程的估计结果, 而列(4) 至列(6) 则给出了质检结果方程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 主要系数估计值及显著性对控制变量的调整有较好的稳健性。从表① 本文同时采用了 0 LS 方法进行估计, 结果在符号和显著性上与表2— 致。受篇幅显著, 没有报告0 LS 的估计结果。1 5 1刘小鲁、李泓霖: 产品质量监管中的所有制偏倚2 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几个基本结论:首先, 国企所有制对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查的抽样环节存在显著的干扰, 但对质检结果的影响则不显著。由列(1) 至列(3) 的结果可知, 国有企业性质与企业被抽检的概率显著负相关: 平均而言, 与非国有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被抽检概率约低1 个百分点。? 此外, 从列(4) 至列( 6) 的估计结果看, 在通过企业规模、年龄和出口比重对产品质量因素进行控制之后, 国有企业性质对企业产品质检结果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两个结果说明, 在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査中, 存在着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倾向, 并且这种保护的渠道主要来自于有偏抽样。这种抽样偏差产生的制度性背景可能在于, 我国《产品质量监督抽査管理办法》长期规定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拥有确定拟抽查企业名单的权力, 但在检查环节上则主要委托国家级质检中心和部分省级产品质量检测机构来完成, 且优先选择国家实验室认可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地方政府在操纵抽样程序上拥有更为宽松的制度空间。其次, 在企业被抽检概率上, 除所有制因素外, 企业规模、年龄和国内市场份额对企业被抽检的概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而出口比重则与抽检概率负相关。这一结论基本上符合我国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的基本特征。在2 0 0 9 年的全国抽查活动中, 全年抽查的大、中、小型企业占抽查企业总数的比重分别为1 2 . 7 % 、1 7 . 1 % 和7 0 . 2 % 。? 尽管从这一比例分布状况来看, 小型企业占了抽检企业的多数, 但对被抽检概率的判断需要与企业规模的自然分布进行对比。2 0 0 9 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 . 7 5 %和8 . 7 6 %, 均明显小于这两类企业在被抽查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因此, 从抽检企业事实上的规模分布来看, 大企业被抽检的概率相对更高。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对被抽检企业行业代表性的要求。由于时间更长的企业和市场份额更大的企业往往有更高的市场影响力, 这也可以解释企业年龄和国内市场份额系数的正显著结果。除此之外, 由于我国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强调对内销产品的检查, 因此出口比重与被抽检概率的负相关关系也基本符合这一抽査活动的特征。最后, 拥有更长经营历史和更大规模的企业产品的合格率更高, 但出口比重与企业质检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企业年龄与规模的系数估计结果与一般的经济直觉相一致。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 长期的交易关系和经营历史有利于企业建立关于产品质量的声誉, 进而对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带来良性的促进作用, 而企业规模与R& D 和产品质量的改进之间通常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Kl et t e&Gri l i ch es ,2 0 0 0;Ku lg er &Ve rho oge n ,2 0 1 2) 。出口比重与质检结果之间则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对该结果的解释有如下两种可能。首先, 我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只针对国内市场销售的产品展开, 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在样本中排除纯出口企业。其次, 这一结果暗示着出口企业可能分别向国内外市场销售不同质量的产品, 并最终使得出口企业的内销商品与其他国内企业的产品在质量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2 . 对样本选择偏误的讨论在本文的研究中, 存在着明显的样本选择问题。第一个样本选择来自于工业企业数据库本身。该数据库的统计口径是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另一个样本选择问题则来自于国① 表面上看,1 % 的抽检概率的变化似乎很小,但从变量的播述性统计( 参见表1 ) 可以看出, 被抽检企业占全部企业的平均比例为2 . 4 % 。这一比例也是每个样本企业被抽查的平均概率。因此, 是否为国有企业对抽样概率的影响实际上在经济上也是很显著的。② 数据来源: 《2 0 0 9 年全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情况通报( 国质检监函[ 2 0 1 0]7 8 号) 》,ht tp :/ /www . ch in at t3 1 5 . org. cn/b gtai/ 2 0 1 0 - 5 / 1 2 / 7 8 4 4 . asp x0③ 数据来源:2 0 1 0 年《中国统计年鉴》。1 5 2位绣;^ 金2 0 1 5 年第7 期家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中的产品抽样。如果样本选择是完全随机的, 或者能通过外生的解释变量来控制, 那么系数估计结果就是无偏( Wo ol dridg e ,2 0 1 0, pp . 5 5 2 - 5 5 8) 0 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口径问题所造成的样本选择完全取决于企业规模。因此, 在估计过程中控制企业规模这一变量可以基本避免由此所导致的估计偏误。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中抽样随机性的潜在影响因素则主要包括地方保护和抽样方案设计。在表2 的估计中, 本文主要通过加入国有企业所有制性质, 并控制企业规模、市场份额、出口比重、补贴强度以及抽样的重点行业等变量来控制这些因素对样本选择的影响, 以避免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为了进一步对质检抽样所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进行讨论, 并对表2 的估计结果进行一个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使用He ckm an 两步法的基本思想对质检结果方程进行估计。与一般的样本选择问题不同, 这里的质检结果方程具有二值因变量特征, 故本文以二元样本选择模型(bi va ria t esampl e s el e ct i onm ode l) 为基础来估计包含样本选择的pr obi t 模型。Hec kma n 两步法要求选择方程(s el e cti on equ at i on) 至少包含一个影响选择过程但不包含在结果方程(o ut c o me equ at i on) 中的外生变量。为了使自变量的结构符合这一要求, 我们在质检结果方程中排除了重点抽样行业这一变量, 并将其作为选择方程所独有的自变量。结果方程和选择方程在其他变量上的设置则与前文完全一致。正如前文第二部分所介绍的, 在构造“重点抽样行业” 这一变量的过程中, 我们依据抽检企业比重排序找出了重点抽样行业, 并在此过程中剔除了之前一年产品合格率过低的行业。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为了仅保留抽样所侧重的行业特征, 以便确保该变量的外生性。而表2 的估计结果也为这一变量的外生性提供了直接的支持。从表2 列(6 ) 的估计结果可知, 重点抽查行业这一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并不显著, 即对质检结果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当然, 这一系数不显著的结果可能来自于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 尽管我们在估计结果中加入了企业年龄、规模等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代理变量, 但可能仍然存在未被控制的不可直接观测的产品质量因素; 另一方面, 重点抽检行业中的企业预期到行业的抽检特征, 可能会在产品质量上进行更多投入, 而这就使得重点抽查行业这一变量与企业产品质量正相关。这两点如果同时成立, 那么就会产生因为遗漏不可观测的产品质量而导致估计的有偏性, 而在这种情形下, 重点抽检行业这一变量的不显著性就没有可参考性, 而其外生性也无法保证。尽管受模型非线性性质的影响, 无法确定pr ob it 估计中偏误的方向, 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线性概率模型对上述内生性问题的存在性进行讨论。根据上述逻辑, 首先, 重点抽检行业这一变量与企业产品质量之间应该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其次, 重点抽检行业的产品合格率应该更高, 即在无偏估计结果下, 该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应当为负值; 最后, 真实的产品质量如果能观察到并纳入质检结果方程, 则其真实系数应该为负。而这就意味着, 即使估计偏误存在,结果也应该表现为系数估计值的低估。然而, 通过线性概率模型的估计我们发现, 与表2 列(6) 的结果相一致, 重点抽检行业这一变量的系数为正值, 且不显著。在此基础上, 即使进一步排除内生性偏误影响, 该变量的符号仍应该为正, 而这与该变量与质检结果负相关的逻辑推断相矛盾。这一推理意味着, 不仅可以排除重点抽检行业这一变量在遗漏变量上的内生性问题, 而且可以进一步依据表2 列( 6) 的估计结果判断该变量对质检结果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使得我们可以将它作为选择方程所独有的外生自变量。表3 给出了基于He ck man 两步法所得到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 首先,rho 的显著性检验的P 值都较大, 从而无法在较高置信度上拒绝rho 等于0 的初始假设。这意味着即使考虑到样本选择问题, pr ob it 模型的估计结果也是可以接受的。其次, 对比表3 和表2 的估计结果不难发现, 主要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具有较好的稳健性。1 5 3刘小鲁、李泓霖: 产品质量监管中的所有制偏倚表3对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结果的Heckpro b 估计—(1)|( 2 )是否被抽检( 被抽检=1 )|质检结果( 不合格=1 )—是否被抽检( 被抽检=1 )1质检结果( 不合格=: ! )■- 0 . 2 5 60 . 2 1 4- 0 . 1 9 3 ? ??0 , 2 9 1国有( 0 . 0 6 4 )( 0 . 2 5 3)( 0 . 0 7 4)( 0 . 2 6 3 )0 . 0 9 9”0 . 0 7 1*私营( 0 . 0 4 5 )( 0 . 0 3 6)- 0 . 0 8 50 . 0 9 9 “( 0 . 0 6 5 )( 0 . 0 4 5)0 . 0 8 4 M-0 . 0 8 5法人( 0 . 0 4 2 )( 0 . 0 6 6 )0 . 0 7 0*0 . 0 8 4"外资( 0 . 0 3 6 )( 0 . 0 4 3 )0 . 0 0 9 ? “- 0 . 0 0 7*0 . 0 0 9--0 . 0 0 9 ”企业年龄( 0 . 0 0 1 )( 0 . 0 0 4)(0 . 0 0 1 )(0 . 0 0 4)0 .1 8 7 …- 0 . 1 8 9_0 . 1 8 8…- 0 . 1 8 1 …企业规模y(0 . 0 0 6 )(0 . 0 3 3 )( 0 . 0 0 6 )( 0 . 0 3 3 )国内市场1 7 . 1 7 2…- 1 5 0 . 7 9 31 7 . 1 3 4…-1 4 6 . 2 5 9份额( 3 . 3 6 1 )(1 5 6 . 1 2 2 )(3 . 2 9 2)( 1 5 5 . 1 3 1 )- 0 . 2 4 8 …- 0 . 0 8 5- 0 . 2 3 6 ? “- 0 . 0 7 1出口比重,( 0 . 0 5 7 )( 0 . 0 9 4)(0 . 0 6 1)( 0 . 0 9 8 )- 2 . 0 2 5 ??3 . 0 7 3- 1. 8 9 0 ? ?2 . 7 3 5补贴强度( 0 . 9 3 5 )(2 . 6 1 4)( 0 . 9 6 3 )( 2 . 7 9 2 )重点抽查0 . 7 3 4…0 . 7 3 5…行业( 0 . 0 6 5 )( 0 . 0 6 6 )rh o ( p值)0 . 4 7 80 . 5 2 7N1 9 1 0 6 61 9 1 0 6 6注: 同表2 。四、拓展讨论: 所有制偏倚与地方保护地方保护主义的相关理论认为, 地方政府往往出于社会稳定( 就业) 、GDP 增长和财政收人方面的考虑而对本地企业进行保护和扶持( 白重恩等,2 0 0 4;Po n Ce t,2 0 0 5)。联系到这里所讨论的产品质检抽样问题,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 与国有企业所有制相关的抽样偏差是否包含了地方政府在保证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方面的行为动机。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经验性的研究, 本文将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和税收贡献对抽样中的所有制偏差的影响。与前文不同的是, 为了突出企业规模和税费额对地方经济和财政的贡献度, 这里的估计将使用企业的规模占比和税费额比重。其中, 规模占比用企业总资产占省内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来衡量, 而税费额比重则定义为企业税费额占省内企业税费总额的比重。企业税费额的数据通过所得税、增值税、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以及管理费用中的税金四项加总来得到。我们通过在抽样方程中加人企业规模占比和税费额比重与所有制变量的交互项来实现对本部1 5 4位& 從金2 0 1 5 年第7 期分研究主题的分析。? 相应的计量回归仍然基于pro bi t 模型展开。由于这一模型具有非线性性质, 因此对交互项系数的解释与线性方程的情形存在极大差异。在probi t 模型中, 因变量对交互项中各变量的交叉二阶导数既不等于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 也不等同于交互项整体的边际效应, 从而无法在估计过程中直接得到。* 这里, 我们参照Nor t on et a l. (2 0 0 4) 所给出的一般性公式计算了交互效应(i nte ra cti o ne fec ts) 的估计值和标准差。表4规模、税收贡献与所有制偏倚的probi t 估计因变量: 是否被抽检( 被抽检=1 )( 1)( 2 )|( 3 )|⑷—- 0 . 0 0 7 ?- 0 . 0 0 9- 0 . 0 0 7 ”- 0 . 0 0 9 料国有( 0 . 0 0 4 )( 0 . 0 0 4 )( 0 . 0 0 4 )( 0 . 0 0 4)_ 0 . 0 0 1-0 . 0 0 1私营( 0 . 0 0 2 )( 0 . 0 0 2)-0 . 0 1 3 …-0 . 0 1 3 …集: 体"( 0 . 0 0 3 )( 0 . 0 0 3)- 0 . 0 0 1- 0 . 0 0 1法人( 0 . 0 0 2 )( 0 . 0 0 2 )0 . 0 0 5 ? ?0 . 0 0 5外资( 0 . 0 0 2 )( 0 . 0 0 2 ),0 . 0 0 10 . 0 0 1 …0 . 0 0 1 …0 . 0 0 1 …企业年龄( 0 . 0 0 0 )( 0 . 0 0 0 )(0 . 0 0 0 )( 0 . 0 0 0 )1. 2 9 41 . 4 7 51 . 5 6 5-1 . 6 0 2企业规模占比( 2 . 1 8 5)(2 . 2 0 0 )( 2 . 1 4 1 )( 2 . 6 0 9 )▲1 2 . 6 3 5 …8 . 9 1 9"1 2 . 1 8 3 …1 2 . 0 5 6w税费额比重( 2 . 3 5 2 )( 3 . 6 2 1 )( 2 . 3 2 5 )(2 . 2 9 7)2 5 . 5 7 3 ?”2 5 . 3 9 0 ?? ’2 5 . 5 5 5 ? “2 5 . 4 7 3 …国内市场份额( 3 . 3 0 4 )( 3 . 3 2 3 )( 3 . 3 1 9 )( 3 . 3 3 2)- 0 . 0 0 4*- 0 . 0 0 5* *— 0 . 0 0 4*- 0 . 0 0 5 **出口比重( 0 . 0 0 2 )( 0 . 0 0 2 )( 0 . 0 0 2 )( 0 . 0 0 2)- 0 . 0 0 60 . 0 0 6- 0 . 0 0 60 . 0 0 5补贴强度( 0 . 0 4 2 )( 0 . 0 4 4 )( 0 . 0 4 2 )( 0 . 0 4 4)0 . 0 3 6 …0 . 0 3 6 …0 . 0 3 60 . 0 3 6* "重点抽查行业 ‘( 0 . 0 0 3 )( 0 . 0 0 3 )( 0 . 0 0 3 )( 0 . 0 0 3 )交叉二阶偏导的求导对象- 7 . 4 9 0** '- 6 . 3 6 2 ^国有, 税费比重(1 . 8 7 5)(2 . 3 7 8)4 . 8 1 1**私营, 税费比重、( 1 . 9 8 0 )① 这里只考虑国企所有制对抽检概率的影响, 是因为前文的研究表明国企所有制对质检绾果的影响并不显著。我们同样尝试将企业税费额这一变量加人质检结果方程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 国企所有制的不显著性没有发生改变。1 5 5划小鲁、李泓霖?. 产品质量监管中的所有制偏倚续表4因变量: 是否被抽检( 被抽检= 1)( 1 )丨⑵|( 3 )丨(4)—2 . 4 1 8集体, 税费比重?n 。‘ 、( 2 . 9 8 6 )1 . 8 7 5法人, 税费比重^ , … 、( 2 . 3 0 3)-1 . 3 4 2外资, 税费比重( 3 . 0 3 0 )^^- 2 . 9 0 1 “- 2 . 0 7 6'国有, 规模占比、,(1 . 1 6 4 )( 1 . 2 1 9 )6 . 7 2 4* "私营, 规模占比(1 . 8 4 5)4 . 3 1 1■ ’ 规模占比( 2 . 7 5 8)2 . 1 7 3歸模占比(1 . 6 2 8 )外资, 规模占比了5 ',3(2 . 8 1 2)N1 8 8 1 0 41 8 8 1 0 41 8 8 1 0 41 8 8 1 0 4注: 同表2 。在表4 中, 列(1) 和( 2 ) 给出的是在抽样概率方程中加人所有制与企业税费额比重的交互项后的边际效应和交互效应, 列(3 ) 和( 4 ) 给出的是在抽样概率方程中加人所有制与企业规模占比的交互项后的边际效应和交互效应。每一列的估计结果进一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展示了各解释变量边际效应的估计值和标准差, 而下半部分则展示了抽检概率对交互项中各变量在均值处的交叉二阶偏导的估计值和标准差。表4 的估计结果表明, 即使加人了企业税费额比重和各交互项, 国有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的边际效应在符号和显著性上与前一部分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 反映出国有企业被抽检的概率相对更低。而从交叉二阶偏导的结果来看, 抽检概率对国有企业所有制和规模占比的交叉二阶导数, 以及国有企业所有制和税费额比重的交叉二阶导数的符号均显著为负, 且这些结果即使在加人包含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交互项后仍保持不变。结合国有企业所有制的边际效应可以进一步判断, 在国有企业中, 对地方经济和财政贡献度相对更高的企业被抽检的概率更低。这一结果意味着, 与国有企业所有制相关的抽样偏差可能来自于地方政府出于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人目标所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动机。此外, 抽检概率对私营所有制和规模占比的交叉二阶导数, 以及对私营所有制和税费额比重的交叉二阶导数的符号均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抽样过程中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异性对待是相对应的。给定全国产品监督抽查对大中小企业规模分布的要求, 以及需要抽查的企业数, 如果地方政府回避了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 那么就需要增加对其他相应规模的非国有企业的抽查。私营企业与规模的交叉效应和国有企业与规模的交叉效应在符号上的对应与此是相吻合的。五、结语本文以我国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库为基础, 从所有制角度对质量监管1 5 6紿料金2 0 1 5 年第7 期的公正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 在质量监督抽查的抽样环节中, 存在着显著的所有制偏倚。具体而言, 国有企业被抽检的概率要显著低于其他类型的企1 , 但产品被检测不合格的概率与其他企业没有显著差异。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 这种与所有制相关的抽样偏差包含着地方政府出于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人目标所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动机。这种与所有制相关的抽样偏差可能会弱化产品质量监管的效果。首先, 地方保护的存在使得抽查无法及时地发现产品质量中所存在的问题, 弱化了质量监管对企业产品质量的约束力。其次,有偏抽样会削弱产品质量监管的信号传递功能。有效的产品质量监管不仅是一种监督制约手段,而且其信号传递效应有助于缓解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如果产品质检是公正有效的, 那么其披露的厂商产品质检结果可以作为显示被抽检厂商产品质量的可靠途径, 而行业的平均抽查合格率亦可以作为消费者推断未抽检厂商平均产品质量的依据。然而, 在有偏抽检下, 平均抽查合格率实际上无法反映市场真实的平均产品质量。特别地, 如果这种有偏抽检更多地回避了质量较差的企业, 或者企业由于预期到存在被保护的可能而没有动力去提高产品质量, 则抽查合格率会高于真实的平均产品质量。消费者如果预期到( 即使是部分预期) 这种抽样偏误对产品质量分布的影响, 将会向下修正未抽检企业的质量预期。在抽样规模较小时, 这种预期修正所引发的逆向选择效应将超过质检对优质企业产品信息的信号发送效应, 进而导致市场平均产品质量的恶化。参考文献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仝月婷, 2 0 0 4 :《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 《经济研究》第4 期。程仲鸣、夏新平和余明桂,2 0 0 8 : 《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管理世界》第9 期。刘瑞明, 2 0 1 2 : 《国有企业、隐性补贴与市场分割: 理论与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第4 期。唐雪松、周晓苏、马如静, 2 0 1 0 : 《政府干预、GD P 增长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 《金融研究》第9 期。Ake rlo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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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 ers tud ya l so shows th a t th e ow nersh ip b ias is s tre ng the ne d b yfirms iz e an d f irm ta xe s . Thi si mpl i es t ha t t he own e rshi pb ia s is infl u en c ed by inc e n tiv es o fl o c al pro t e ct ion ism .Ke yW o rds: Owne rsh ipB i as; Na t iona lPro duc tQ ua li tySupe rv i sio n a nd In sp ec t io n; Sampl ingBi as;L o c a lPro te c ti o ni smJELCl as sific atio n : L 5 1, Z 1 8( 责任编辑: 王利娜) ( 校对: 梅子)1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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