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 课题组于 2015 年 3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第十八次预测发布。报告显示， 2015 年中国经济虽然仍面临着下行压力， 但预计全年 GDP 将增长 7. 14%;通货膨胀率继续低位下行， CPI 将上涨 1. 74%。课题组模拟了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的宏观经济效应。模拟结果显示， 调整税制结构， 尤其是在降低间接税比重的同时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 将有力地促进投资， 扩大消费， 提高经济增长率。根据预测及政策模拟结果， 建议通过 “降低间接税比重， 提高直接税比重” 这一加减组合法来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 激发社会经济活力， 促进市场主体自主创新，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再造增长潜力。

关键词: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宏观经济;政策模拟;减税

    2014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 7. 4%， 为 2000 年以来的最低增速。第二产业的持续减速是导致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2014 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8. 3%， 较上年下降 1. 4 个百分点。制造业过剩产能以及房地产业过度投资是第二产业持续减速的重要因素， 预计今年这两个行业还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2015 年 1 月， 课题组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4 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 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预测 2015—2016 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 模拟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的宏观经济效应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 2015—2016 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一)模型外生变量的假设1． 美国及欧元区经济增长率2015 年美国家庭财务情况预计将持续好转。在失业率下降及低油价等因素带动下， 美国经济内需增长将超过强势美元造成的不利影响， 继续稳步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 年 1 月22 日预测， 2015 年美国将增长 3． 6%， 2016 年增速将达到 3． 3%。欧洲央行于 2015 年1 月22 日宣布推出 QE， 希望以此提振欧元区经济。但由于地缘政治博弈， 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 希腊政局变动， 欧元区政治不确定性进一步扩大， 经济复苏将是 “脆弱且不平衡” 的。课题组认为， 2015 年欧元区经济增速要低于 IMF 今年 1 月的预测值(1． 2%)， 为 1． 0%;至 2016 年， 可能加速到 1． 4%。2． 主要汇率水平2014 年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贬值 2． 5%， 中间价首次年度贬值 0． 36%。2015 年 1 月官方PMI 低于50， 创19 个月新低， 预示了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中美经济走势决定了， 美元目前整体上正处于升值周期之中， 但不排除期间出现人民币阶段性升值的可能， 2015 年汇率预计将从年初的 1 美元兑 6． 13 元人民币微贬至年末的 6． 14 元(中间价);2016 年可能先小幅贬至 6． 16 元后再回到 6. 15 元。面对欧元区经济的低增长与低通胀， 甚至是通缩的压力， 欧洲央行推出了欧洲版的量化宽松(QE)。从今年 3 月 1 日启动计算， 本次 QE 将持续 19 个月， 总额度为 1． 14 万亿欧元，新增额度 9500 亿欧元。考虑到二季度美国可能加息， 美元将继续强势而欧元进一步弱势， 预计欧元兑美元汇率在2015 年年底将跌至1 欧元兑1． 08 美元， 2016 年第二季度跌至最低， 1 欧元兑1． 05美元， 受 QE 可能在 9 月退出的预期影响而回升至 1． 08 美元。3． 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考虑到 2015 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以及价格可能持续下降， 货币流通速度将放缓， 作为货币投放重要渠道的外汇占款进入低增长阶段， 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目前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传递梗阻， 央行在坚持稳健基调的同时， 将维持定向宽松的预调微调。央行宣布 2015 年 2 月 5日降准后， 有可能在年内继续降准一到二次， 并结合降息以稳定增长。考虑到美联储今年二季度加息的预期， 上半年尤其第一季度是货币宽松的较好时间窗口， 预计央行将在 2015 年第一季度降息25 个基点， 全年 M2 增速回升至 12. 5%;2016 年基本维持这一水平， 全年 M2 增速为 12. 6%。

(二)2015—2016 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1． GDP 增长率预测在上述外生变量假定下， 基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预测结果表明:2015 年， 中国GDP 增速将继续下行至 7． 14%， 比 2014 年下降 0． 26 个百分点;到 2016 年， GDP 增长率将略微回升至7． 20%。从季度同比增长率看(见图1)， 由于2014 年一季度出口负增长， 基数较低， 导致出口同比增速显著回升;预计 2015 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至 7． 23%。之后， 由于去年同期基数效应， 二季度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至 7． 01%， 此后随着出口回升以及投资回暖， 三季度经济将回升至 7． 10%， 四季度延续这一趋势， 继续上行至 7． 22%。我国 GDP 未来两年呈现先抑后扬的增长趋势， 主要原因是:制造业仍然面临着去库存压力， 商品房在建面积也处于历史高位， 投资增速将继续下降;最终消费受经济下滑、 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放缓的影响， 对经济支撑力度有所减弱。但外部市场的复苏， 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济下行的压力。至 2016 年， 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红利逐渐释放， 外部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经济增长。

2． 主要价格指数预测模型预测， 2015 年 CPI 将上涨 1. 74%， 比 2014 年下降 0. 26 个百分点;到 2016 年， 预计 CPI 将略升至 2. 12%。分季度看(见图2)， 受需求疲软的影响， 2015 年第一季度 CPI 可能下行至 1. 37%，第二季度消费回暖， 促使 CPI 温和回升至 1. 67%， 第三季度进一步回升至 1. 82%;第四季度继续上升至 2. 11%。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在未来两年仍将继续维持负数， 但是降幅有望逐渐收窄。2015 年 PPI预计为－2. 15%， 2016 年有可能进一步收窄至－1. 52%。分季度看， PPI 可能于 2015 年第一季度下跌至－2. 38%， 第二季度回升至－2. 11%， 此后降幅趋于收窄， 至第四季度， 回升至－1. 83%。2016 年， 随着落后产能淘汰压力下降， 企业经营状况好转， 该指标将继续回升， 至第四季度升至－1. 22%。2015 年， GDP 平减指数(P_GDP)可能上升至 0. 70%;2016 年进一步提高到 1. 52%。分季度看， 2015 年第一季度将上升至 0. 15%， 并于第二季度持续上升至 0. 98%， 之后明显回落， 直至第四季度反弹至 1. 18%;进入 2016 年， 该指标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 并将在第四季度下滑至 0. 92%(见图 2)。总体而言， 2015 年中国经济虽然仍面临着下行压力， 但经济有望实现 7. 0% 以上增速， 预计全年 GDP 增速为 7. 14%;通货膨胀率在现有低位上继续下降， CPI 全年预计上涨 1. 74%。课题组认为， 受全面深化改革政策效应的逐渐显现及世界经济复苏的影响， 2016 年中国的 GDP 增速将会有所回升， 同时 CPI 增幅也将有所上升。

3． 其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率预测

(1)进出口及外汇储备增长率预测模型预测， 2015 年美国经济的加速复苏和欧元区经济的危机缓解， 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进出口继续增长。2015 年以美元、 按现价计算的出口总额预计将增长8. 02%， 比2014 年提高1. 94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增速将上升至7. 57%， 比2014 年大幅提高7 个百分点(见表1)。分季度看， 出口同比增速在 2015 年第一、 二季度因上年基数的原因大幅上升至 11. 49% 和 11. 41%， 随后第三季度小幅回落至 8. 12%， 并在第四季度维持在 9. 62% 的水平上。进口同比增速在 2015 年第一季度可能达到 4. 89%， 此后逐季回升， 并于第四季度升至 10. 45%。受出口增速提高的影响， 2015 年外汇储备预计可以增长 4. 05%。至 2016 年， 随着外部市场需求恢复， 中国进出口将延续平稳增长态势。以美元、 按现价计算的出口增速预计将达到 7. 75%;进口增速预计将达到 6. 11%。外汇储备在 2016 年可能增长 3. 09%(见表 1)。

(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测模型预测， 2015 年， 在房地产市场走弱以及制造业产能过剩尚未完全消化的影响下， 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 10. 65%， 比 2014 年下降 4. 57 个百分点。2016 年， 受制造业回暖和新一轮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城镇投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到 12. 96%。分季度来看，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现价)增速在 2015 年第一季度将略降至 8. 34%， 之后将逐渐上升至第四季度的12. 08%。2016 年， 除第二季度以外， 其余各季均有望控制在13%以上的水平。

(3)消费增长率预测模型预测， 2015 年按不变价计算的居民消费总额预计将增长7. 06%， 比2014 年小幅下降0. 21个百分点;2016 年略微上升至 7. 26%， 维持稳定。2015 年按现价计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 11. 80%， 比 2014 年下降 0. 32 个百分点;2016 年将小幅提高至 13. 28%。分季度看， 居民消费总额(不变价)增速将在 2015 年第一季度达到全年最高值 8. 60% 之后， 逐季回落， 第四季度将降至 5. 86%;2016 年， 基本保持平稳， 第二季度达到全年最高值 8. 60%， 之后至第四季度预计将回落至 7. 1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现价)增速在 2015 年逐季改善， 第四季度在上年同期基数效应推动下， 升至 16. 37%;2016 年则表现为升幅相对稳定， 各季度保持在13. 1%—13. 4%之间。

综上， 模型预测结果表明:

1． 2015 年是全面完成 “十二五” 规划收官之年， 也是中国经济转向 “新常态” 的一年， 房地产市场继续调整， 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将在低位徘徊， 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发挥稳增长的托底作用;同时， 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所导致的新旧机制转换， 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影响。预计 2015 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比 2014 年小幅回落 0. 23 个百分点， 达到 7. 14%;CPI 预计上涨1. 74%。经济增速稳定在 7%以上和就业形势基本平稳将为中国政府实现“十二五” 规划目标， 进入新发展阶段， 加快实施全面深化改革计划创造有利条件。

2． 2015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全面深化改革各项措施的落实将优化资源配置， 再造经济增长潜力， 激发经济发展活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财税改革、 金融改革等加快推进， 产业规划和区域规划密集出台， 制度红利将进一步释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持续推广， 政府负面清单管理方式的广泛实施， 将进一步拓宽私人投资空间， 提升民营投资比重，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促进居民收入以及居民消费的逐步扩大，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预计2016 年 GDP 增速将比 2015 年上升约 0. 06 个百分点。①

3． 2015 年欧元区经济将延续微弱的增长态势， 但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将促进中国的进出口稳步增长。2015 年以美元、 按现价计算的出口总额预计将增长 8. 02%， 比上年提高 1. 94 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增速可能上升至 7. 57%， 比上年大幅提高 7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进一步收窄。

4． 随着经济增速下滑， 各类隐性风险趋于显性化， 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房地产投资疲弱和制造业去库存压力会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但是 ， “一带一路” 、 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装备制造业、 高技术行业等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仍将推动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预计 2015 年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 10. 65%， 比上年回落4. 57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投资、 贸易、 金融、 服务、 国有企业等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 特别是体制机制创新也将开放新的投资领域，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2016 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回升至12. 96%。

二、 政策模拟与分析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指出， 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是深化中国税制改革、 完善税收制度的重要内容。近三年来， 由于直接税增速明显高于间接税增速， 直接税比重较快提高。然而， 直接税、 间接税增速不同导致的直接税比重上升与调整税制实现的直接税比重上升， 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不稳定的， 一旦经济情况发生变化， 直接税比重也就可能随之掉头向下。这种因经济减速而导致间接税比重下降， 只是在统计意义上满足了《决定》要求， 不是 《决定》 提出的完善税制、 调整经济结构的体制改革结果， 单个生产或消费行为的边际税负效应并未因此发生变化。因此， 我们选择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作为本次政策模拟的对象。

(一)情景设计基于上述分析， 利用 CQMM 模型， 课题组模拟分析在 2012 年至 2014 年间， 提高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至世界平均水平(0. 63)， 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政策模拟设计如下:1． 下调间接税收入， 从 2012 年开始， 将 2014 年中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逐步调整至世界平均水平(0. 63)。2． 为实现这一假设目标， 政策模拟设计了以下两种情景:情景一:保持国民经济总税负不变， 降低间接税， 同时增加直接税， 将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调整至新比例。为此， 2012—2014 年， 平均每年下降间接税 1186. 5 亿元， 每年增加相同数额的直接税。调整后， 2012—2014 年， 中国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分别为 0. 55、 0. 60 和 0. 63， 考虑到税收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内生反馈， 实际模拟的结果比例可能会有所变化。在这种情景下， 模拟只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 不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的宏观经济效应。情景二:降低间接税， 同时保持直接税不变， 将直接税与间接税调整至新比例， 从而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为此， 2012—2014 年， 平均每年将下降间接税 3182. 4 亿元。调整后， 2012—2014 年， 中国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将分别为 0. 55、 0. 60 和 0. 63。同样， 考虑到税收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内生反馈， 实际模拟的结果比例可能会有所变化。这种情景下， 模拟既包含直接税与间接税的结构调整， 又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的宏观经济效应。上述政策模拟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情景一中， 间接税下降， 一方面降低了财政收入， 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减少， 继而对 GDP 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另一方面， 减少间接税， 将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扩大生产与销售， 带来利润增加， 它可能使企业自筹资金的投资需求扩张;同时， 间接税下降也会带来物价水平下降， 促进居民消费， 两者都将拉动经济增长， 带动税收的可持续增长。提高直接税， 一方面会降低企业所得， 减少企业自筹投资， 另一方面， 也可能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 导致居民消费下降。宏观经济变化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情景二中， 间接税下降的效应是外生假设的， 直接税则内生于经济增长的变化。

(二)模拟结果与分析

1． 情景一的模拟结果首先， 税制结构调整使经济增速在 2012 年出现了轻微下调， 较基准值小幅下降了 0. 02 个百分点;但在随后的两年里， 得益于城镇固定投资增速的加快及居民消费的提升， 2013 年、 2014 年， GDP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高了 0. 13 和 0. 06 个百分点。可见， 降低间接税， 提高直接税， 尽管在短期内会略微对经济增速产生不利影响， 但从长期看， 却会促进经济增长。其次， 减少间接税， 会使物价水平出现小幅下降， 带动居民消费增加。2012 年，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约为 2. 45， 较基准值减少 0. 19 个百分点。随后降幅回缩， 2013 年、 2014 年分别较基准值下降 0. 14 和 0. 03 个百分点。由于直接税增加和价格下降的稀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速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分别较基准值下降 0. 3 和 0. 2 个百分点。但是， 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2014 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速反而较基准值提高了 0. 1 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之后， 可比价居民消费的增速除了在 2012 年较基准值低了 0. 11 个百分点之外， 2013 年、 2014 年均较基准值增加了 0. 08 个百分点。这表明， 降低间接税导致的物价水平下降对居民消费的激励效应要大于增加直接税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税收结构调整将改善税负公平程度， 会促进居民消费的提高。第三，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较快增长。由于税收总量保持不变，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变化对政府主导的投资变化不大， 但对企业自筹部分的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总体上促进了城镇投资的增长。2012—2014 年，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高了 0. 1、 0. 6 和 0. 2 个百分点。其中， 来自自筹部分的企业投资增速， 分别较基准值提高 0. 1、 0. 8 和 0. 2 个百分点。这说明， 中国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确实抑制了民间投资的扩张。在当前企业投资意愿疲弱的背景下， 对企业减负将有效地改善企业投资意愿， 促进投资增长。第四， 总需求结构略微向投资倾斜。税收结构调整后， 居民消费与投资的绝对量都增长了， 但是， 由于投资增长快于居民消费增长， 因此， 从投资与消费的比重上看， 居民消费占比反而略有下降。2012—2014 年， 居民消费占比分别较基准值下降了 0. 03、 0. 05 和 0. 05 个百分点;投资占比因此略有上升。2012—2014 年， 分别较基准值提高了 0. 03、 0. 12 和 0. 13 个百分点。最后， 直接税增速 “先升后降” ， 间接税增速则“先降后升” 。2012 年， 降低间接税， 使得间接税增速较基准值下降 2. 05 个百分点， 但是， 随着经济增速加快， 间接税的滞后增长作用逐渐增强， 加上前一年的基数效应， 2013 年、 2014 年， 尽管间接税每年持续下降 1186. 5 亿元， 但是同比增速反而出现回升， 分别比基准值增加了 0. 11 和 0. 15 个百分点;直接税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2012 年， 直接税的增加使得同比增速较基准值大幅提高 3. 4 个百分点， 随后， 2013 年、 2014 年则分别小幅下降了 0. 5 和 0. 2 个百分点。这表明， 经济增长对间接税的增收效应要强于直接税。受此影响， 2012—2014 年， 最终模拟结果的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分别为 0. 55、 0. 61 和 0. 62， 基本贴近初始目标。总税收增速则基本维持不变。

2． 情景二的模拟结果情景二假设直接税不变， 间接税下调，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变动全部通过下调间接税实现。因此， 情景二与情景一的区别在于不仅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 而且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政策模拟结果显示:首先， 对经济增长出现较强的持续促进作用。2012—2014 年， GDP 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高了0. 09、 0. 40 和 0. 13 个百分点， 明显高于情景一对基准值的偏离。这表明， 带有减税效应的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强于没有减税效应的直接税间接税结构调整。减税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额外的促进作用。其次， 物价水平下降幅度更大， 并且由于直接税不变， 可比价居民消费增速因此进一步提高。2012—2014 年，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分别较基准值减少 0. 52、 0. 35 和 0. 06 个百分点。物价的较大幅度下降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速下降幅度增大。2012 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速较基准值下降了 0. 6 个百分点， 但是随后迅速提高， 到 2014 年较基准值增加了 0. 3 个百分点。不增加直接税， 可比价居民消费增速明显加快了。2012—2014 年， 分别较基准值提高了0. 06、 0. 31 和 0. 16 个百分点， 增速明显高于情景一的模拟结果。第三， 得益于国民经济总税负的降低，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提升更为显著。2012—2014年，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升了 0. 5、 1. 7 和 0. 5 个百分点。第四， 与情景一相似， 由于投资更快增长， 居民消费在绝对量增长的同时， 在总需求结构中的占比出现轻微收缩， 但收缩幅度小于情景一中的模拟结果。2012—2014 年， 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分别较基准值下降 0. 01、 0. 04 和 0. 03 个百分点， 每年下降的幅度均低于情景一的模拟结果;投资占比则进一步增大。2012—2014 年， 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比重分别较基准值提高了 0. 06、 0. 27 和0. 31 个百分点。最后， 与情景一类似， 由于经济增长回升， 尽管每个年度都固定地降低一定量的间接税， 但是间接税增速除了在 2012 年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较基准值下降了 5. 31 个百分点之外， 2013 年、 2014 年都出现了增长， 较基准值分别提高了 0. 3 和 0. 38 个百分点;直接税增速则基本平稳。2012 年， 增速较基准值下降 0. 4 个百分点， 此后两年均比基准值提高 0. 1 个百分点。2012—2014 年， 最终模拟结果的直接税与间接税收入比例分别为 0. 55、 0. 61 和 0. 62， 与情景一的模拟结果一致。总量税收方面， 2012 年， 受间接税大幅下降影响， 总税收增速较基准值下降 4. 2 个百分点， 随后， 2013 年、 2014 年则分别较基准值提高 0. 3 个百分点。减税不仅没有降低总税收的长期增速， 相反， 通过税制结构的优化， 使总量税收保持了可持续的长期增长。

综上， 政策模拟结果显示:1． 通过降低间接税、 提高直接税的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调整有利于降低物价、 拉动消费、 促进投资尤其是私人自筹投资增长， 最终拉动经济增长。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当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抑制了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进一步加快税制结构调整步伐， 降低间接税比重， 提高直接税比重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课题。2． 比较两种政策模拟(情景一与情景二)， 带有减税效应的直接税、 间接税比重调整(情景二)对经济增长、 居民消费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作用要强于没有减税效应的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调整(情景一)， 说明调整税制结构的同时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在当前具有更好的政策效果。3． 降低间接税会对总需求结构会产生轻微的不利影响， 居民消费在绝对量上升的同时， 在总需求中的占比将略有下降， 得益于投资增速加快， 资本形成总额占比会有所提高。不过， 由于居民消费的增速保持稳定甚至出现更快增长， 这一结构变化主要体现了间接税下降促进了投资， 而非抑制了消费， 总体而言， 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积极的。4． 降低间接税收入， 尽管短期内会造成总税收增速下降， 但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增速提高，以及长期的经济增速回升， 保证了总税收不会出现持续的增速下滑， 保障了税收的可持续增长。基于 CQMM 模型的政策模拟， 结合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 我们认为， 在现阶段， 适度降低间接税， 进而适度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 不仅可行， 而且必要， 甚至可以说是下一个阶段再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思路之一。

三、 政策建议

2015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之年。尽管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波影响， 由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尚未到位， 由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效应尚待释放， 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还将延续下滑态势。但是， 艰难之中， 中国经济正在孕育着新的发展空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严峻市场环境， 促使中国企业痛下决心， 调整结构， 转变发展思路与发展方式;中国人均 GDP 进入中等偏上国家组之后， 经济的服务化为经济发展开拓了新的需求领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经历了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以及近三年的微刺激政策调节的政策实践之后， 宏观经济当局对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发展特征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这一切都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与基础。新的发展阶段、 新的发展任务需要新的发展思路。新的发展思路建立在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 基本方向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固然， 由于 2015 年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较大， 保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适当增速仍然是稳定增长的必要措施。但是， 为稳增长而扩大的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相比， 永远只能是辅助手段，阶段性地运用。2008 年以来， 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以及微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之一是进一步推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 降低了投资效率。从长远看， 稳定增长必须从激发社会经济活力， 促进市场主体自主创新，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入手。长期的政府主导型经济， 长达十五年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幅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① 造成了政府可支配财力占 GDP 比重过大， 税制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本次政策模拟再次证实:必须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 调整税制结构， 同时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 为市场配置资源腾出更大的空间。因此，课题组提出:

1． 2015 年应当把总量减税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选项， 强调税种之间的“有增有减” ，主动下调间接税。这既是可行的， 也是必要和迫切的。

目前， 无论是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 还是广义的政府收入占 GDP 比重仍然都保持在较高水平， 非税收入占比更是逆势增加。在发展阶段转换之时， 决策当局应当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大局出发， 考虑财政收入以及广义政府收入占 GDP 的合理比重， 通过制度性的全面减税， 让利于百姓， 减负于企业， 激发社会经济活力， 促进市场主体自主创新，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再造增长潜力， 稳定投资， 拉动消费。

2． 加快 “营改增” 。将 “营改增” 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建筑业和不动产、 金融保险业、 生活服务业等领域， 简化税率， 合理确定一般纳税人标准， 为服务经济发展构建一个适宜的税收环境。让增值税税制同时适应于 “扩围” 之后两个产业的运行特点， 并向全国推进， 尽早形成统一的商品服务增值税制度。在此基础上大幅度降低增值税税率， 对一些低端商品与服务在零售环节实行免税， 将主要针对民生消费产品、 农业生产资料的 13% 一档， 调整为 11%， 并将增值税基本税率由 17% 下调为 15%。真正实现降低间接税比重的目标， 为调整直接税比重腾出足够的空间。

3． 完善消费税制度。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 不仅要将高耗能、 高污染产品纳入征收范围， 更应扩大对奢侈品的征税范围， 并适当提高奢侈品、 高档消费品和服务(如私人游艇、 私人飞机、 特定类型电池等)的消费税率;选择部分消费品如卷烟、 白酒、 鞭炮焰火改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 明确表达国家不鼓励或限制此类消费的意图;将消费税由生产或进口环节改为零售或批发环节征收， 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打破消费税百分百归中央政府的原有分配格局， 划出一部分补充地方财力。

4． 改革现行房产税， 构建一个在持有环节征税的房地产税制度。具体包括:废除现行个人非营业用房免税的规定;废除从租征收房产税的规定， 一律改为从价征收房产税;将现行按房产原值征税的办法改为按房产市值征税;适当调整现行房产税税率;合理核定房地产税的免征额。

5． 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 适时开征遗产税。抓紧构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合理合并税目， 完善税前扣除， 使之与国民收入水平相匹配， 覆盖居民真正生活成本。同时， 优化税率结构， 引入家庭支出申报制度， 有效调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税负水平， 进一步体现财政负担的公平性。遗产税发挥着维护市场平等竞争， 缩小贫富差距， 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作用。随着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实施， 开征遗产税条件趋于成熟， 尽早将遗产税立法提上议事日程。

6． 推动资源税改革， 加快推进稀土、 钨、 钛、 镍等其他品目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并比照煤炭资源税改革的清费原则， 清理规范相关收费基金。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 的要求， 结合相关资源特点、 资源税费性质， 逐步将水流等自然资源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

7．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压缩行政费用支出， 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公共财政支出中， 社保、 医疗、 教育支出合计占比已从 2010 年的 29. 5% 逐步上升至 2014 年的 31. 7%， 民生支出占比有所改善，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处于较低水平。①未来应进一步削减竞争性领域支出， 加大对既有旺盛需求又严重缺乏投资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持力度。同时， 着力维护公开、 公正、 公平的市场秩序， 释放市场主体创业、 创新的潜力和活力。

8． 推进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 强化权力监督。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不是对行政权力的简单梳理， 而是对权力边界的准确界定， 进而解决好政府、 市场和社会之间， 政府层级之间， 部门之间分权的问题， 以此进行组织体系再造、 业务流程再造，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相应地， 也要制定责任清单， 健全违法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对权力行使中的越位、 缺位、 错位行为， 应予以问责处理。同时， 还要继续修订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 减少事前审批，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完善市场监管体系。

9． 加强自由贸易区建设， 加快推广改革经验， 提升中国国际贸易水平和地位。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 改革进入深水区所面临的新的对外开放机遇。主动接受并参与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体系， 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有利于通过外部强制和国际竞争， 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的阻扰和体制惰性， 推动改革。未来应当采取更为主动的改革精神， 对于管制一致性、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原则、 知识产权保护、 服务业开放、 环境和劳工规则， 统一的市场准入等实质上无须在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实验园区实验的制度， 尽早在国内范围内推广实施(李文溥等，  

10． 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及相关制度改革， 加快国家层面立法。随着地方债务治理框架逐步明晰， 未来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由一般政府债、 专项政府债和 PPP 债构成。根据财政部的测算，到 2020 年， 与城镇化相关的融资需求约为 42 万亿元。①可见， 应对未来城镇化的资金需求， PPP 模式被予以厚望。但目前还没有专门关于 PPP 的法律法规， 导致这种方式难以大规模有效推进。应加快出台推动 PPP 发展的政策指引和配套细则， 统筹指导 PPP 的推广应用。同时， 着手国家层面立法， 推进国家特许权法的制定。探索包括设立 PPP 基金等在内的融资新模式， 有效拓展融资来源， 并降低投资者参与的交易成本。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优化税制结构， 并非为了减税而减税， 而是要促使生产与消费， 在资源占用和消耗上， 各付各的账， 消除交叉补贴。同时， 完善地方税体系， 将房地产税、 消费税、 资源税、 契税等财产行为类税目作为地方税的重要来源， 促进财力与事权相匹配， 实现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 夯实增长潜力。从国际经验看， 这是一种更好更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 一种更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式， 也是一种更有利于老百姓参与公共管理， 监督政府行为的方式， 一种更有利于培养地方自治、 自主管理、 公民意识的方式。

参考文献:CQMM 课题组， 2013 :《2013—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再展望 》 ，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6 期。李文溥、 陈婷婷、 李昊， 2015 :《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区— — —论开放推动改革的第三次浪潮 》 ， 《东南学术》 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