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快速城镇化进程对我国城乡人地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深入分析该过程中的城乡人口与土地变化及其关联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应用脱钩理论及其相关模型， 重点分析2000—2008年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变化及其与城乡人口变化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 25个省区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 两者协调性欠佳， 呈现弱脱钩状态； 农村居民点用地并没有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而减少， 约一半省区呈现强脱钩状态， 11个省区呈现衰退脱钩状态； 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的关系可划分为7种类型， 其中有1/3的省区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关系极不协调。论文认为， 财税体制和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不完善、 城乡规划管控不力、 城乡二元制度根深蒂固是造成前述问题的重要原因； 新时期协调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的可持续途径在于， 遵循人口、 产业、 城镇、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积极推进财税/绩效体制改革，科学划定城市空间增长边界， 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有序推进城乡土地统筹置换。

关 键 词：城乡人口； 城乡建设用地； 脱钩关系； 协调类型； 中国

城镇化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与关键动力。1978—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总量由1.73亿增加到6.66亿，年均增长0.15亿；城镇化水平由17.92%提高到49.70%，年均增长0.99%；城市个数由190个增加到657个，年均增加15个，建制镇的数量由2 000多个增加到1.94万个，年均增加539个。城镇化在有力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连同其他的体制与政策等因素，对我国城乡人地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城市建设与发展空前活跃，作为人类重要生活资料、城市建设重要载体的建设用地快速增长，并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需求越来越大，1996—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0 214 km 2 增加到40 058 km 2 ，增长近1倍，其间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需增加城镇建设用地1 224.45 km 2 [1] ，且在日益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框架下，城镇建设用地供给日趋紧张，保障经济发展与保护耕地红线的“双保”压力持续加大 [2] ；而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农村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均在快速减少，但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不高，空心村现象突出，并且耕地与农村宅基地面积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增减逆协同演进格局，农村土地整治增地潜力巨大 [3-5] 。

这表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城市和乡村的要素变化及其关联耦合出现了问题。城镇化是城乡地域系统结构不断发生量变，进而发生质变的过程，全面而深入地刻画该进程中城乡地域系统的要素变化对于诊断城镇化进程的合理性、进而从系统的角度对症下药以成功走出城镇化困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自1980年代初开始日益受到关注，当时侧重于城市人口变化特征、规模策略的探讨 [6-8] ；后来进一步开展了农村人口进城务工、落户、返乡的特征与规律研究 [9-12] ；而随着城市的蔓延与扩张加剧，城市土地的变化格局、扩张机制、模拟模型、效率测度、控制保障等日益受到重视 [13-18] ，并由此衍生出关于“冒进式城镇化”的重要思辨 [19-21] ；近年来，不合理的城镇化进程、制度壁垒等因素还引致农村空心化，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土地低效利用且整治潜力巨大 [22-24] 。进一步，学界开展了全国层面及典型地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乃至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关系研究，整体反映出土地城镇化过速，三者不相协调 [25-28] 。但目前其仍以大尺度、单区域、城市偏向的研究为主，缺乏对城乡系统要素变化的联动分析。城乡系统内多要素间多尺度的耦合特征与机理研究有待深入，特别是关于城乡人口、土地两大关键要素的变化及其耦合特征的研究亟待加强。本文拟以城乡人口和建设用地两大要素为切入点，利用全国分省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数据，系统分析近年来我国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的时空变化、耦合特征、成因机制，以期为新时期有序推进我国城乡建设用地的统筹优化配置提供科学决策支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关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的基本认识：①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常住人口增长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过程、客观需要，只要在城镇资源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即可认为是合理的；②该过程需要城镇建设用地资源作为支撑，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过速，否则很可能降低土地利用效率、威胁耕地数量安全；③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减少是必然的，但减少的数量和质量同等重要，仅体现为常住人口的减少还不够，还需要户籍人口的减少，更需要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城镇化；④农村居民点面积理应随着人口城镇化进程的深入而减少，或部分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或部分整理复垦为耕地。鉴于此，本研究拟借助脱钩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城乡人口变化与建设用地变化之间的耦合关系。“脱钩” （Decoupling）一词最初源于物理领域，国内物理学界一般理解为“解耦” 。早在1966年，国外学者就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脱钩”问题，首次将“脱钩”概念引入社会经济领域 [29-30] 。近年来， “脱钩”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能源与环境、农业政策、循环经济和土地利用研究等领域 [31-36] 。基于“脱钩”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构建城乡人口变化与建设用地变化关系指数分析模型，模型表示为：α = RP/LP （1）式中：α表示人地增减变化弹性系数，RP为人口增长率，LP为建设用地增长率。根据RP和LP的增减变化特征综合划定关系类型坐标图（图1） 。（1）当人口与建设用地两者为异向变化时：①人口减少（RP<0）而建设用地增加（LP>0） ，两者为脱钩型的变化关系（指数α<0，位于I区） ，称作“强脱钩” ，此时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处于极不合理的状态；②人口增加（RP>0）而建设用地减少（LP<0） ，两者为前者的反向变化关系（指数α<0，位于V区） ，称作“强负脱钩” ，此时在不低于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最低标准时，建设用地趋于集约、合理利用。（2） 当人口与建设用地两者为同向变化时：①人口增加（RP>0） ，同时建设用地也增加（LP>0） ，两者变化关系位于第一象限参考（指数α>0） 。据Tapio和李坚明等的研究，脱钩弹性值0.8和1.2可以作为状态划分依据 [32-33] ，由此可将第一象限划分为三种状态，即“弱脱钩”（0<α<0.8，位于 II区） 、 “扩张连接” （0.8<α<1.2，位于III区）和“扩张负脱钩” （α>1.2，位于IV区） 。②人口减少 （RP<0） ，同时建设用地也减少（LP<0） ，两者变化关系位于第三象限（指数α>0） ，并划分为三种状态，即“弱负脱钩” （0<α<0.8，位于VI区） 、 “衰退连接” （0.8<α<1.2，位于VII区）和“衰退脱钩” （α>1.2，位于VIII区） 。在这6种状态中，当LP与RP相近（III区和VII区） 、LP小于RP时（IV区和VI区） ，人口变化与建设用地变化趋于合理，反之为人口与建设用地同向变化的欠合理状态。

1.2 数据来源本文所需数据主要包括人口和土地利用数据：①我国城乡人口统计数据按户籍划分包括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按居住范围划分包括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前者有助于分析户籍制度下的城乡人地要素变化，后者有助于分析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城乡人地要素变化，各有优劣，但已有类似研究表明二者的总体差别不大 [4] ，本文采用后者以简化分析。全国及分省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②城市建设用地是城市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公共设施用地、绿地和特殊用地的总称，全国及分省城市建设用地数据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③农村建设用地主要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是指镇以下的居民点用地，该数据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由于只搜集到1996—2008年分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数据，本文在进行全国层面的分析时，研究时段确定为1996—2008年；基于普查数据且年际可比性较强的分省农村人口数据从2001年（实为2000年数据）才开始公布，所以省区层面的分析时段确定为2000—2008年（因数据所限，未包括港、澳、台地区） 。前述数据可基本反映过去十余年我国城乡人地变化态势，有助于揭示该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2 结果与分析

2.1 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的总体特征1996 年以来全国城市人口逐年增长，而农村人口逐渐减少，两者变化率分别为62.62%与-15.22%（图2） ；城市建设用地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均呈增长态势，增幅分别为 105.99%和 1.36% （图 3） 。由此可见，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翻了一番，增幅是城市人口数量增长的2倍，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并没有随着农村人口减少而减少，城乡人口和建设用地变化整体上不够协调。在省区层面，2000—2008年绝大部分省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均呈现增长态势。除上海和西藏的农村人口增加而居民点用地减少、新疆和贵州的农村人口与居民点用地同向增加外，吉林、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海南、重庆、四川、陕西和甘肃省市的农村人口与居民点用地同向减少，但人口减少率均高于居民点用地减少率，其中重庆农村人口减少 31.31%，而居民点用地仅减少 1.70%；其余 14 个省区农村人口减少而居民点用地增加。

2.2 城市人口与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耦合特征2000—2008 年，城市地区人口数量与建设用地面积同向增长 （图 4） 。依据城乡人口变化与建设用地变化关系指数模型及关系类型划分 （图 1） ，各省区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呈现 3 种关系，即弱脱钩、扩张连接和扩张负脱钩 （图 5，表1）：①全国约 8 成的省区 0<α<0.8，主要特征为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率显著大于人口增长率，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呈现弱脱钩关系，其中广东省的弱脱钩关系最为显著；②山西 （α =1.04）、 江 西 （α =0.90） 和 广 西 （α =0.91） 的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呈现扩张连接关系，主要特征为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率相近于人口增长率；③河北 （α=1.21） 、西藏 （α=1.61）和青海（α=1.34）的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呈现扩张负脱钩关系，主要特征为城市人口增长率大于建设用地增长率。

2.3 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耦合特征2000—2008 年，农村地区人口数量与居民点用地面积呈双向变化 （图 6） ，两者变化呈现 4 种关系，即强脱钩、衰退脱钩、强负脱钩和弱脱钩 （图 7，表 2） ：①约一半省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并没有随农村人口减少而减少，反而持续增加，农村人口与居民点用地变化呈现强脱钩关系；②有 11 个省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与人口同向减少，但人口减少率明显快于用地减少率，农村人口与居民点用地变化呈现为衰退脱钩关系；③强负脱钩为强脱钩的反向状态，主要特征为人口增加而用地减少，由目前来看，这情况比较少见，仅西藏和上海；④贵州和新疆两个省区农村居民点用地与人口同向增长，但用地增加率明显高于人口增加率，农村人口与居民点用地变化呈现为弱脱钩关系。

2.4 城乡人口与城乡建设用地变化协调关系及类型划分将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的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脱钩关系进行叠加与组合，可将全国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关系划分为7种类型，即同增极不协调型、同增不协调型、R 增不协调型、R减不协调型、U增不协调型、U增R减不协调型和U增R减协调型（其中：U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R为农村居民点面积，表3和图8） 。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区的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关系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不协调状态，有1/3省区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关系极不协调。（1）同增极不协调型：表现为城市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而城乡建设用地双增；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率大于人口增长率，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关系呈弱脱钩关系；农村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关系呈强脱钩关系。该类型主要包括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浙江、福建、湖北、广东、云南和宁夏等 11 个省区，除福建、云南的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小于150 m 2 外，其他省区人均面积均超过规定标准。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应适当减小城市建设用地扩展速度，严格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再度扩张，并应加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尤其是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北京、天津等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较高的省区。（2）同增不协调型：表现为城市与农村人口双增，城乡建设用地双增；城市与农村建设用地增长率均分别大于其人口增长率，两者变化关系皆为弱脱钩关系。该类型主要包括贵州和新疆两省区，由于新疆地广人稀，其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较大（351~450 m 2 ） 。在今后两省区发展过程中，应适当控制城市与农村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在新疆地区据情况逐步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降低人均居民点面积。（3）R增不协调型：表现为城市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城乡建设用地双增；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率接近于或小于人口增长率，城市人口变化与建设用地变化较协调；农村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关系呈强脱钩关系。该类型主要包括河北、山西、广西和青海，4个省区的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均大于150 m 2 ，其中山西人均面积超过250 m 2 。今后，在保持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人口数量增长协调状态的基础上，应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再度扩张，并在农村居民点用地空置率高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4）R减不协调型：表现为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均增加、农村人口与建设用地均减少；城市人口增长率接近于建设用地增长率，城市人口变化与建设用地变化较协调；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率小于人口减少率，农村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关系呈衰退脱钩关系。该类型主要包括江西和四川两省，其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分别为167 m 2 和200 m 2 ，略高于上限标准。今后，在保持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人口数量增长协调状态的基础上，应根据需要与条件适当在农村居民点用地空置率高的地区开展用地节约整理，以使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与人口减少相协调。（5）U增不协调型：表现为城市与农村人口双增，城市建设用地增长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率大于人口增长率，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呈弱脱钩关系；农村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呈强负脱钩关系。该类型只包括上海市。特大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率显著大于人口增长率，如广东、上海、北京，并由统计数据计算2008年上海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145 m 2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主要控制城市地区的建设用地增长与人口增长相协调，降低城市扩张速度，适当减小人均城市建用地面积。（6） U增R减不协调型：表现为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同增、农村人口与建设用同减；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率大于人口增长率，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呈弱脱钩关系；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率小于人口减少率，农村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呈衰退脱钩关系。该类型主要包括吉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南、海南、重庆、陕西和甘肃等10个省市。这些省市的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均大于200 m 2 ，其中吉林人均面积大于400 m 2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适当减小城市建设用地扩展速度，尤其是江苏、山东和重庆等经济较发达、发展较快的省市，提高城市建设用地的集约度，并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7）U增R减协调型：表现为城市与农村人口双增，城市建设用地增加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率接近于人口增长率，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呈扩张负脱钩关系；农村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呈强负脱钩关系。该类型为西藏自治区。该区自然环境限制性较强，并属于发展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建设较困难，虽然城乡人口增长，但用地扩展规模小、速度低。

3 结论与讨论

（1）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过程和决定性力量，其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国家或区域经济系统的健康状况。本文基于脱钩理论与方法，揭示了近年来我国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的时空失衡：城镇人口数量快速增加，但城镇建设用地增速更快；农村人口数量逐渐减少，但农村居民点面积仍在增长。约8成的省区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两者协调性欠佳；约一半省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并没有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而减少；全国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的关系可划分为7种类型，1/3的省区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关系极不协调。（2）目前我国城乡人口和建设用地变化失衡主要表现为城镇建设用地的过速增长和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刚性增长，其成因机制在于：①财税体制和官员晋升/考核机制是城镇建设用地过速增长的内在动力；②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权威性不足，城市空间拓展缺乏科学的约束机制；③农村规划缺乏专门的管理部门，缺乏区域性的规划标准，缺乏完善的实施机制和监督机制，以致农村的建设行为缺乏合理的空间引导；④建构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基础之上的城乡二元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社保等制度的长期存在。（3）新时期协调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的可持续途径应强调系统性：一是积极推进财税/绩效体制改革，优化调整政府行政职能；二是科学划定城市空间增长边界，集约利用城市存量用地；三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着力构建城乡统筹机制；四是有序推进城乡土地统筹置换，科学挖掘农村用地潜力。在该过程中，应遵循人口、产业、城镇、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要注重挖掘现状农村居民点用地潜力，平衡城镇建设用地需求，还应兼顾城乡人口数量的适应性变化，切实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避免建设用地低效扩张加剧，防范对农村形成新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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