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中国成立之后长达 30 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否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企业决策？本文基于路径依赖理论和企业基因理论提出了政治基因对并购控制倾向的影响。采用中国沪深两市2003~2009年企业并购数据， 对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企业政治基因越强， 并购过程中的控制倾向越明显， 而这种非理性的控制倾向对企业并购绩效具有消极作用。考虑到主效应的非线性特点， 通过第二调节作用图呈现了被解释变量整个概率区间内主效应受到市场制度环境的部分负调节和组织冗余的负调节。本文的价值体现在： 理论上，识别了 “历史” 会影响企业的 “现在” ， 扩展了中国情境下企业政治因素系列研究的历史维度；实践上， 为中国制度背景下优化企业理性决策提供了有益的管理启示。

关键词： 政治基因 并购控制倾向 市场制度环境 组织冗余

    一、 引言

中国企业在并购中追求控制权和扩张规模的现象常见于报端， 然而这一现象也许并非完全是由市场催生的， 其中不乏完成政府行政指令、 维护企业公众形象等非市场因素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相伴随的根本性社会变革， 中国情境的管理研究已备受关注（Peng and Luo， 2000； Jia， 2014； 陈仕华等， 2013； 潘红波等， 2008） ， 并使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兴趣延伸至中国历史和文化。费尔巴哈说过 “人是文化、 历史的产物” 。那么， “中国企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一历史是否直到今天仍然在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呢？中国企业并购中过度追求控制权的表现， 是否与其所经历的那段独特的政治历程有关呢？基于特定政治历史情境下形成的行为模式和惯例是否能够解释中国企业在并购决策中的控制倾向呢？

扎根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 中国企业的非市场战略 （Peng and Luo，2000； Li and Zhang， 2007） 给企业运营模式带来了独特的解释力。尽管国内外学者已挖掘出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行为： 例如企业之间的政治关联 （Hillman et al.， 2004） 、 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联 （Jia， 2014） 、 游说政府官员、 向政府提供行业报告、 向国家捐赠 （Hillman et al.，2004） 等。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结果层面和静态角度考虑对现有行为的影响， 立足点只放在政治因素的短期效应。

中国企业区别于现有西方企业的重要差异在于其曾经历过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一历史阶段带给企业决策模式的累积效应是解释当期行为不可忽视的因素， 然而现有研究对此并没有深入探索。并购是企业扩张的一种重要形式， 可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改善公司治理、 实现规模经济、 提高市场份额 （方军雄， 2008； 魏江等， 2013） 。中国特色政治因素影响企业并购的研究已从多方面展开： （1）制 度 环 境 与 企 业 并 购 类 型 。

 李 善 民 和 周 小 春（2007） 将并购划分为相关并购和无关并购； 方军雄（2008） 进一步指出， 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更容易实施本地并购和无关多元化并购， 而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则可以突破地方政府设置的障碍， 实现跨地区并购。 （2） 政治关联与并购。中国 27%以上的上市公司 CEO 曾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官员 （Fan etal.， 2007） 。不同性质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并购战略选择具有不同的影响 （魏江等， 2013） ； 政治关联还能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损害， 进而促进并购绩效 （潘红波等， 2008） 。 （3）政治干预与并购。出于自身的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目标， 地方政府会扮演 “掠夺之手” 或 “支持之手” 的角色 （Shleifer and Vishny， 2003） ， 直接影响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综上所述， 现有从中国情境出发探讨政治因素对并购影响的研究大多以并购战略类型和并购绩效为因变量， 是并购活动的最终环节和显性结果。然而探讨政治因素对并购决策模式潜在影响和决策倾向性的研究并不多见。并购决策模式是并购结果的先决条件和中间过程， 对并购决策模式的探讨既有利于改进并购绩效又有利于过程控制。因此寻找政治因素对并购控制倾向的解释， 是并购研究中有挖掘潜力和价值的方向。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 在路径依赖和企业基因理论框架下探讨中国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累积的特定政治因素对企业并购控制倾向的影响。同时从企业内外环境两个方面关注可能影响政治基因与并购控制倾向关系强度的调节变量： 中国市场化制度环境和组织冗余资源。采用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数据库 2003~2009 年 3445 个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 构建Logit回归模型， 研究结果支持政治基因对并购控制倾向的正向关系假设， 表明计划经济时代所孕育的 “政治基因” 像隐性的手依然影响着已处于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决策， 同时这种影响对企业并购绩效具有消极作用。考虑到模型的非线性特点， 借鉴Bowen （2012） 的研究建议用图形呈现了政治基因与并购控制倾向的关系受到市场化制度环境的部分负调节和组织冗余的负调节。本文的价值体现在： 理论上， 识别了 “历史” 会影响企业的 “现在” ， 扩展了中国情境下企业政治因素系列研究的历史维度； 实践上， 为中国制度背景下促进企业理性决策提供了有益的管理启示。

二、 理论回顾与发展

（一）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先前历史经验路径依赖是企业先前历史经验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在解释经济演化 （Schmidt and Spindler，2002； Stachurski， 2003）和 企 业 决 策 惯 性（李 诚 ，2009） 方面， 吸引了众多研究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 Page （2006） 认为路径依赖是围绕特定制度而建立起来的行为惯例、 社会联系和认知结构。从认知角度， 路径依赖以一种抽象的方式研究了组织过去与组织未来的衔接 （Vergne and Durand， 2010） 。尽管路径依赖的定义有多种表述， 但其核心思想是一致的， 即在一系列事件中， 后发生的事件与先前发生的事件是有关联的， 每一个时期的状况带有它上一个时期状况的种子 （North， 1990） 。因此， 路径依赖本质上是一阶或多阶马尔科夫过程 （商孟华，2008） ， 表现为企业先前历史对未来决策影响的存在性。基于路径依赖理论， 已有针对企业先前历史影响的文献识别了其两种来源： 一是结构惯性 （struc⁃tural inertia） （Hannan and Freeman， 1984） ， 由于企业搭建了一定的结构框架， 在此框架之下企业会按预定的模式延续， 进而产生相似的决策模式； 二是认知惯性 （cognitive inertia） （Levitt and March， 1988） ，强调通过组织中的人来发挥作用， 即企业的先前历史模式植入个体的思想中， 进而影响企业未来发展。

（二） 基于组织惯例的企业基因理论惯例一词最早由 Stene 引入组织领域， 成为组织的重要特征和企业完成任务的主要途径 （Feld⁃man and Pentlan， 2003） 。Nelson 和 Winter （1982） 将组织惯例定义为 “一切规则的和可以预测的企业行为方式” ， “它像基因对于有机体一样影响着企业的行为和做事模式” ， 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具有一定路径依赖特征的稳定的企业记忆。Nelson 和 Winter（1982） 在演化经济学中将惯例比作遗传物质， 并把企业惯例与企业组织联系起来， 称为组织基因。借鉴演化经济学的思路， Tichy 等 （1993） 提出了企业DNA概念， 在企业基因理论的框架中将惯例作为遗传基因合理的对应物。路径依赖理论支持了企业先前历史对未来行为影响的存在性， 企业基因理论将这种影响固化为一种惯例， 代代传承。企业基因 （惯例） 具有稳定遗传的特性。生物遗传学中将基因定义为一种特性或稳定因子， 控制一个特殊的表型特征。基因是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 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 （Tobi⁃as et al.， 2011） 。组织中的规则、 制度、 习惯和组织结构等都是历史的载体， 通过模仿 （基因学中的复制） 稳定地向下一代传递 （基因的复制特性） 。

（三） 政治基因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其先前历史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基于路径依赖理论和企业基因理论， 这些政治特色能够显著地影响企业未来的行为并代代传承。我们将中国情境下， 计划经济体制和政企合一运营体系的特定历史环境带给企业的结构模式和思维模式称为政治基因。从概念来看， 政治基因是抽象的、 难以测量的， 但是政治基因具有客观和主观的表现形式。客观上通过企业显性的结构模式表现， 例如企业的所有制结构、 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身份。

主观上通过企业的隐性思维模式表现，例如民营企业的非市场行为。从传递机制来看： 微观层面， 成立于计划经济时期并在当前依然存在的企业是政治基因传承的载体； 宏观层面， 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结构模式和思维模式在整个经济系统中传递， 对经营中的企业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基因在中国特定情境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从路径依赖和基因理论两方面解释。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是中国现代工业起步时期重要的历史环境， 并持续了30多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产权由国家拥有和保护， 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 家长制、 软预算制使企业能够获得直接税收减免、 财政补贴和间接优先权（Peng andLuo， 2000） 。在政企合一的体制下， 企业的订单来源于国家计划指标， 企业的经营目标并非集中在提高企业利润而是扩大影响力， 倾向于更多地掌握权力和控制力以取得政治地位和战略性资源。成立在计划经济之下的企业形成了与环境特点相匹配的追求大规模的决策模式和思维惯性， 逐渐形成了一种印记， 刻入企业性格。根据路径依赖理论， 尽管随着改革的推进， 体制改革破坏了旧有的制度框架， 但企业先前历史的影响理论上依然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 持续地发挥作用。政治基因具有显性基因的特点。相对于隐性基因来说， 显性基因是一种与机体自身机能相适应的表现型基因。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企业经历了长达30多年计划经济体制， 并在此体制之下建立起了中国现代经济的基础。这一体制下的政企合一和平均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农思想相吻合， 具有显性基因表达的前提。然而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企业主动地接触和学习西方的管理模式和理念， 尽管泰勒式的科学管理和福特的大生产模式给中国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好处。但是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中国企业在改革的压力下承受着转型过程中文化的冲击和阵痛， 西方资本主义激烈的市场竞争机制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 中庸、 和谐、 不患寡而患不均等哲学预设并不相适应， 表现为隐性基因的特征， 难以冲击显性基因在程度上和显示度上的优势。根据基因表现定律和分离定律， 企业在多种融合 （杂交） 之下， 生产、 分配、 交换、 消费等生产关系中的形式化指标在改革中逐渐褪去了旧的模式 （例如： 公有制—股份制； 软预算—硬预算； 平均分配-效率优先） ， 但是具有显性基因特征的政治基因却能稳定地遗传下去。

三、 发展假设

（一） 政治基因与并购控制倾向的关系具有政治基因的企业在并购扩张中往往表现出控制倾向。从理论上和中国特定情境的实践背景出发解释其原因。理论上： 第一， 政治基因具有将先前历史环境下塑造的企业行为模式传递给未来的功能。Page（2006） 将围绕特定制度而建立起行为惯例的过程称为路径依赖的作用方式。路径依赖理论支持了后发生的事件与先前事件之间的关联 （Vergne andDurand， 2010） 。企业基因理论强化了路径依赖理论中先前历史影响的传承性。基于上述理论， 本文将中国企业先前历史环境的典型特征加以提炼， 认为政治特色会随着演进路径加以传递， 以基因的形式固化在企业的思维模式和结构模式之中， 对企业未来的决策产生潜在影响。第二， 并购是一种战略行为， 作为企业扩张的典型途径， 在战略管理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Mint⁃zberg （1978） 在研究历史战略过程中提出， 战略行为是路径依赖的， 战略过程自己的历史创造出特定的轨迹， 而这一轨迹同时会影响之后的战略决策。这一结论为政治基因影响并购行为提供了佐证。同时Teece、 Pisano和Shuen （1997） 指出， 企业以往的投资路径和现有的惯例约束了企业将来的行为， 这也为企业未来并购行为受先前决策习惯影响提供了证据。第三， 公有制下的宏观经济理论， 为政治基因作用下企业具有的扩张性格和控制倾向提供了支持。一方面， 公有制体制下， 计划者的职能之一就是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选择适当的资本积累。因此计划者有积累的责任和意向。另一方面，经济规模的扩大可以为基层单位 （地方和企业） 及其决策者带来以下好处 （樊纲等， 1994） ： （1） 能够使其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提高， 进而在与中央或上级主管部门的讨价还价中增强话语权； （2） 如果规模的扩大使企业具备大而全的优势， 还可以免除遇事求人之苦； （3） 就地方来说， 经济规模越大， 使用的资源和创造的收入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本地经济就会越繁荣， 就业人数就会越多， 地区人均收入自然就会提高； （4） 投资规模扩大， 本单位职工人数增多， 决策者的级别便可能相应地获得提升。另外 “为官一场， 致富一方” 的中国仕途哲学，“留得生前身后名” 的个人荣誉感， 都是决策者追求规模扩大的动机。因此企业扩张规模的倾向具有丰富的历史证据， 嵌入企业政治基因， 稳定地代代传递。实践中， 尽管改革开放后， 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 （Luo and Park， 2001） ， 企业的外部环境、 组织结构等发生了巨变。但是当前中国经济环境中依然存在激活政治基因的要素。

第一， 对于天然携带政治基因的国有企业， 存在刺激并购扩张的直接动因： （1） 高管绩效考核指标的推动 （李小燕、 陶军， 2011） 。2006年国资委下发的 《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 规定，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综合得分= （年度利润总额指标得分+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得分+分类指标得分） ×经营难度系数。由于 “经营难度系数” 是根据企业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等因素加权计算确定， 增加企业规模无疑是更快捷的路径。 （2） 国家产业政策的压力。面对国资委 “不进行业前三” 就被淘汰的压力。国有企业通过并购扩大企业规模成为应对压力的有效手段。 （3） 剩余现金所有权解释。国有企业当局没有对剩余现金流的所有权， 国有产权不可转让， 企业经营者缺乏提升公司价值的动力， 相反对做大本企业规模十分努力。第二， 对于非国有企业， 加强与政府的政治联系， 获得非市场行为收益（如税收优惠、 直接银行贷款等） 已被证明是企业资源的重要来源 （潘红波等， 2008； 方军雄， 2008） 。因此大部分私企老总都比较注重政商关系的争取和维护， 热衷于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这既是经济系统中政治基因发挥作用的表现也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基因的影响， 使企业在决策中潜移默化地带有计划经济时期的控制和扩张倾向。因此政治基因对并购控制倾向的影响在实践中有丰富的证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政治基因不仅是一个存在性的问题， 也具有强度的差别。根据基因理论， 显性基因在生物性状编码的量上具有绝对优势， 这种优势会随着杂交过程而逐渐减少（Tobias et al.，2011） 。因此在经济系统中， 政治基因会依企业内外环境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强度。基于此提出下列假设。H1： 企业政治基因正向影响并购控制倾向， 即政治基因越强， 企业并购控制倾向越强。

（二） 调节作用1.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 （North， 1990） 。现阶段， 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有3个特点： 第一， 具有新兴市场的许多特征， 例如经济的快速增长， 政策上越来越倾向于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等。第二， 现有的市场制度体系不健全， 表现在： （1） 法律体系不健全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的增加， 寻租、 行贿和贪污腐败问题滋生 （Nelson et al.， 1998） 。 （2） 缺乏软的基础设施， 制度风险大， 形成制度空隙 （institutional void） ，比如缺少专业产品中介机构、 资本中介、 劳动力中介 （Chung and Luo， 2013） 。 （3） 产品和金融市场不发达， 影响企业经营效率和资产销售 （Khanna and Pa⁃lepu， 1997； Tan and Peng， 2003） 。第三，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分阶段探索式的， 从局部试点逐渐发展为全国范围的政策， 因此各地的市场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市场制度环境是企业并购所面临的重要外部环境。根据资源依赖理论（Pfeffer and Salancik，1978） ， 组织为获得经营所必须的资源需要与周围环境相互依存。通过市场机制和政治基因都可以从外部环境中获得资源。一方面， 当并购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时， 该地区的市场化改革往往比较彻底， 表现为政府对经济资源分配的干预程度比较低 （Luo， 2003） ， 市场政策法规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健全， 信息透明度高 （Khanna and Pa⁃lepu， 1997） 。企业的政治基因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不断削减， 作用已非常小。企业主要通过战略要素市场、 产品市场等渠道获得资源， 同时利用市场资源的显性成本又能够被较高的市场化水平消化。因此政治基因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很弱。另一方面， 当并购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较低时， 该地区的产业政策环境不公平 （Chungand Luo， 2013） ， 企业难以通过公平竞争市场获得所需资源， 而当地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较高， 具有一定资源支配权， 可以并愿意为企业提供相应的 “关照” （魏江等， 2013） 。这种制度环境是对企业政治基因的强化并为政治基因发挥作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 当市场不完善时， 社会关系是一种关键的治理机制（Peng，2003） 。此时企业 “寻利” 过程的障碍只能通过 “寻租” 来弥补， 进而更多地利用政治渠道获得相应资源， 强化政治基因发挥作用， 进一步促进非市场行为， 形成反馈增强机制， 并购控制倾向更强烈。由此提出以下假设。H2： 制度环境负向调节政治基因与企业并购控制倾向的关系。即当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时， 政治基因对企业并购控制倾向的影响比市场化程度较低时更弱， 反之亦然。

2.组织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组织冗余 （organizational slack） 是组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最早由 Cyert 和 March （1963） 提出。Bourgeois （1981） 将组织冗余定义为： 一种过量的、 能够被控制者随意使用的资源， 并系统地提出了组织冗余的测量方法， 提出了用财务指标衡量组织冗余的建议， 为之后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组织冗余作为企业的一种缓冲资源 （Cyert andMarch， 1963） ， 是扩张的重要后备支撑。Baysinger和Hoskisson （1989） 的研究指出， 管理者对权力的追求使组织冗余在企业中催生了多元化扩张， 盲目扩大的倾向。Mishina等 （2004） 等研究发现， 组织冗余使管理者的注意力从通过内部发展驱动， 转向通过并购来满足多元化战略的需求。因此组织冗余与政治基因一样， 对企业并购控制倾向具有促进作用， 但两者作用方向相反： 第一， 企业内部冗余资源与政治基因所带来的非市场资源形成 “替代效应” 。政治关联作为政治基因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能够为企业带来多种外部资源 （连军， 2013） ， 如优先获取银行贷款、 税收优惠、 财政补贴等。同时政治基因作用下的企业还具有临时筹备资源的能力。因此政治基因比较强的企业， 往往不需要依赖过多组织冗余的保障。相反， Terziovski （2010） 的研究指出， 中小企业倾向于维持一定的组织冗余， 去替代不具备的正式和规范的计划和制度等， 以保证灵活性、 实现核心业务的连续性。因此， 组织冗余会部分替代政治基因的作用， 减弱政治基因发挥作用的强度。第二， 组织冗余与政治基因尽管都能促进并购控制倾向， 但是两者的决策导向是相反的。冗余资源作为组织的一种缓冲力量， 增加了企业所能利用的资源数量， 减少了资源约束， 使企业在决策和行动中的自由度得到扩展， 增强了企业的分权导向 （Bourgeois， 1981） 。而政治基因作用下企业的决策往往受到集权领导者个人意愿的干扰。因此组织冗余的分权导向对政治基因的集权导向起到削弱的效果， 避免了集权领导者为了自身业绩而盲目扩张的倾向。基于此， 本文认为政治基因对并购控制倾向的影响受到企业冗余资源的替代和削弱。提出以下假设。H3： 组织冗余负向调节政治基因与企业并购控制倾向的关系。即当组织冗余比较丰富时， 政治基因对企业并购控制倾向的影响相比组织冗余比较贫瘠时要弱， 反之亦然。

四、 实证研究设计

（一） 制度背景计划经济体制下， 企业主要目标并非利润最大化 （Peng and Heath， 1996） ， 企业对竞争没有强烈的动机。它们不担心经营失败， 风险意识比较低（Makhija， 2003） ， 对企业未来发展也没有清晰的规划 （Zhou et al.2006） 。这些特点是企业政治基因存在的肥沃土壤， 使企业在经营中： （1） 表现出较强的扩张和控制倾向以获得政治地位和资源； （2） 平均主义以 “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逻辑维持内部和外部的和谐； （3） 集团化经营， 通过规模和多元化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经历经济体制改革之后， 政治基因人为地在企业中逐渐剥离， 但是政治基因的影响依然存在于体制中。目前中国的上市公司中 80%是国有企业或股改后的原国有企业 （Li and Qian， 2013） ， 企业高管担任共产党党内干部或兼任行业协会职务十分普遍， 即便是私企或集体企业中， 高层管理者担任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数量也日渐增多。这是中国企业独有的政治现象。

（二）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并购常用来指某一公司通过购买目标公司的股票或资产而获得目标公司经营控制权 ① ， 这是从结果角度对并购的定义。由于本文关注决定并购结果的过程因素， 因此除了已经成功实现的并购事件之外， 样本中还包括最终没有实现控制权转移但仍然存在公司间股票或资产交易的行为。即将并购以是否成功实现为界分为成功完成的并购和未成功完成的并购 （并购数据库中收录了上述两种并购事件， 以是否发生控制权转移指标区分） 。实证研究的样本选自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2003~2009 年间发生的并购事件， 考虑到债务重组并购的特殊性， 样本包括了除债务重组之外的并购业务类型： 协议转让 （资产或股权） 和要约收购， 初始样本共22468个， 单位为： 公司年。选择这一时间段， 有以下依据： （1） 中国刚刚加入WTO， 企业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 外部发展速度的压力和内部制度滞后的矛盾普遍存在， 政治基因在企业决策中作用显著； （2） 这段时期， 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奇迹， 世界经济稳定繁荣， 中国企业扩张速度快， 并购事件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3） 自 2003 年开始，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交易的信息披露数据才相对完整 （陈仕华等， 2013） 。样本筛选原则如下： （1） 为保证数据的可获得性， 采用并购方为上市公司， 并去除一年内并购方发生多次并购的样本企业， 目标公司可以是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子公司。经过此轮筛选， 剩余 4280 个并购交易事件。 （2） 考虑到金融行业并购的特殊性， 参考已有并购研究的做法 （吴超鹏等， 2012） 将金融行业数据去除 （共574个并购事件） 。 （3） 去除异常值和缺失值样本 261 个 （变量箱线图超出中位数±3QR （四分位距） 为异常值） 。经过几轮处理， 获得最终并购事件样本3445个。其中国有股权企业的并购事件数为1866件， 非国有股权企业的并购事件数为1579件。各年度公司数分别为： 2003 年 55 件， 2004 年 378 件， 2005 年 401 件，2006 年 462 件， 2007 年 677 件， 2008 年 761 件， 2009年711件。所有数据基于 CSMAR 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其中并购数据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研究数据库； 财务数据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年报； 高管信息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 股本结构数据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 公司基本信息来自Wind数据库。省级层面的市场制度数据来自 NERI 中心发布的中国市场化指数 （樊纲等， 2011） 。

（三） 变量说明1.被解释变量 — —并购控制倾向成功完成的并购事件以控制权发生转移为标志。Fama 和 Jensen （1983） 将控制权定义为支配公司管理资源的权利， 即雇佣、 解除高层管理者和设定他们报酬的权利。获得目标公司控制权集中体现了企业的扩张意愿和控制倾向。本文采用国泰安并购数据库中 “是否发生控制权转移 （CT） ” 指标衡量并购控制倾向， 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并购记为1；反之记为0。2.解释变量 — —政治基因（1） 国有股比 （state_ratio） 。即股权结构中国有股股数/总股数。国有股比是企业先前历史给企业留下的结构惯性， 是政治基因的一种客观表现方式。为确保因果关系的顺序， 国有股比指标采用并购事件上一年年底统计数据。（2） 政治关联 （PC） 。政治关联是政治基因的作用途径。国有企业高管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联系， 是政治基因传递的载体； 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带有企业主动行为的意向， 体现了政治基因作用的认知惯性。对政治关联的测量， 已有研究中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根据吴文峰等 （2008） 和 Chen 等 （2011）的做法， 采用 0， 1 变量； 二是 Jia （2014） 、 吴超鹏等（2012） 的做法， 采用比例指标。为了提高政治基因的测量精度， 本文采用比例指标测量政治关联， 即企业高管兼职中具有政治身份的人数/高管总人数。政治身份的测量范围包括： 担任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党委书记、 纪委书记， 在政府、 各级人民法院、 行业协会任职等 （Jia， 2014； Chen et al.， 2011； 张雯等， 2013） 。为确保因果关系顺序， 采用上一年度年底统计数据。3.调节变量（1） 市场制度环境 （MS） 。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Luo， 2002； Julian and Dankwa 2013； Chen et al.，2010） ， 本文采用NERI中心发布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樊纲等， 2011） 。（2） 组织冗余。组织冗余的财务测量指标已有研 究 中 存 在 大 量 成 果（Singh，1986；Bromiley，1991） 。从指标的综合性来看， 大部分学者认可用现金流来代表组织冗余的做法 （Davis and Stout，1992； Cheng and Kesner， 1997） ， 考虑已有研究建议（Cheng and Kesner， 1997） 本文采用经营性现金流/销售收入 （CFS） 来代表组织冗余。为确保因果关系顺序， 使用并购事件前一期期末的组织冗余指标。4.控制变量为了排除影响因果关系的第三变量，本文借鉴已有研究，设置三类控制变量：治理结构类 （独立董事 比 例 、 股 权 集 中度） 、 公司业绩类 （买方前三年平均利润率、 买方盈利能力） 、 其他常规的影响因素 （企业规模、 企业成长年限、 并购时间、 行业） 。控制变量的度量方法和预期结果见表1。

（四） 调节变量检验模型讨论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0， 1形式， 主效应采用Logit模型。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 非线性主效应的调节作用采用传统的检验交叉项系数显著性的方法会产生偏差 （Norton et al.， 2004； Zelner，2009） 。对于非线性Logit模型：（1）对式 （1） 求二阶导数得到调节变量的总体调节效应为：（2）显然， 从公式 （2） 来看， 非线性Logit模型中， 调节变量 X 2 的作用并不能简单地由交叉系数β m 来决定， 模型中所有变量以及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的系数均会影响调节作用的大小， 也就是说调节作用在整个被解释变量概率区间并非固定不变的值。Bowen （2012） 进一步将非线性 Logit 模型的总调节作用 （公式2） 分为： 结构调节效应 （structural moder⁃ating effect） 和第二调节效应 （secondary moderatingeffect） 。Bowen （2012） 认为， 严格来说， 非线性模型的实质调节作用是第二调节作用， 即通过交互项作用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强度。而总调节效应中由计量模型结构带来的结构调节应该扣除。第二调节效应表达式为：（3）其中 。交叉项系数β m 的显著性只能说明第二调节作用是不是显著（公式3） ， 但系数的大小和符号不能代表Logit模型在整个被解释变量概率区间各点调节作用的强弱和方向。因此本文在调节作用检验中采用 Bowen（2012） 的研究建议， 在交叉系数检验基础上， 通过绘制第二调节作用图和Z统计量准确刻画被解释变量整个概率区间调节作用的方向和显著性。

五、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2列出了研究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 方差膨胀因子和相关系数矩阵。从表2中来看， 样本事件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平均概率为 35%。国有股的平均股比为24.6%， 发生并购事件之前企业政治关联平均比例为 10.6%。方差膨胀因子 （VIF） 均小于 10，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干扰。相关系数矩阵初步验证了本文的部分假设： 国有股比例和政治关联与是否发生控制权转移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假设1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 市场化系数与政治基因 （state_ratio 和 PC） 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支持了假设2的逻辑链条； 组织冗余促进并购控制倾向， 验证了假设 3 的推导逻辑； 股权集中度、 前 3 年平均利润、 企业规模、 企业成长年限与是否发生控制权转移之间显著相关， 并与现有文献方向一致，表明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上述控制变量是必要的。此外其余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方向与理论预测完全一致， 考虑到相关系数矩阵基于线性模型得出， 而本文被解释变量的数据特点更加适用于非线性模型回归， 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Logit模型检验相关假设。

（二） 政治基因对并购控制倾向的影响表3列示了Logit模型回归结果。模型0检验了控制变量、 年份和行业哑变量对并购控制倾向的影响， 方向与预期一致。模型 1 将自变量国有股比（state_ratio） 引入基准模型， 从表中看出， 国有股比显著地正向影响并购控制倾向， 说明国有股比越高， 并购中越倾向于控制被并购企业 （p=0.000） 。模型整体的 Wald chi2=175.39； 模型 2 将政治关联（PC） 引入基准模型， 回归结果表明： 高管政治身份比例越大， 并购控制倾向越强， 并且结果显著 （p=0.053） 。模型整体的 Wald chi2=156.87。由此假设1得到了验证。

（三） 政治基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上述结果支持了政治基因促进并购控制倾向的假设。那么政治基因促进下的并购控制权转移为企业带来利还是弊呢？本文进一步对比发生控制权转移的样本中， 有无政治基因两类企业并购后绩效的变化。将样本中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如果在观察期出现多次并购， 取第一次并购事件） ， 研究单位为公司， 共421个样本。设计政治基因变量 （PG） 为： 当国有股比大于0或政治关联比例大于0时记为1， 否则记为0。以发生并购所在年份为 t， 收集[t-1， t+2]时间窗的净利润/销售收入、 [t-1， t+2]时间窗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指标代表企业绩效。借鉴已有研究结论设置控制变量：前 3 年平均利润率 （吴超鹏等， 2012） 、并购前1年资产负债率 （Maloney et al.，1993） 、 并购前 1 年盈利能力 （江若尘等 ， 2013）、 企 业 规 模（logemp） （Jia，2014）、 行 业 哑 变 量（Kang and Kim，2008） 。分别用并购后第一年、 第二年的绩效指标与并购前 1 年的绩效指标相减表示并购后的绩效变化 （张雯等，2013） ， 政治基因对绩效变化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4。结果表明， 发生并购控制权转移之后的两年内， 有政治基因的企业相比于没有政治基因的企业， 政治基因明显降低了绩效， 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小于10， 模型不存在共线性干扰。这一结论延续了假设1， 表明企业受到政治基因影响所发生的并购控制权转移， 对企业绩效具有消极作用。

（四） 调节作用检验为了界定政治基因理论的作用边界， 进行调节变量检验。从表 3 来看，模型 3 和 4 表明市场化系数只对国有股比的边际效果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因此假设 2 只得到初步的部分验证。模型 5 和模型 6 中组织冗余显著负向影响并购控制倾向 （t 值分别为： 2.23，1.81）， 与假设 3 的理论推导逻辑一致。并且交叉系数都显著为负， 假设3得到初步验证。基于理论分析， 交叉项的显著性只代表第二调节作用是否显著， 为进一步验证调节变量在被解释变量整个概率区间的强弱和方向，采用 Bowen （2012） ， Wiersema 和 Bowen（2009） 的建议， 绘制第二调节效应如图1~图4， 并控制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为样本均值， 考察调节变量的不同水平下， 政治基因边际效应的变化（表5） 。图中虚线代表 10%显著水平的 Z值， 从图中看出： （1） 市场化系数对国有股比与并购控制倾向关系的实质调节作用在整个并购控制权转移的概率范围都是显著负向的 （图1） ， 并且呈U型分布， 即市场化系数对国有股比边际效应的调节作用随着并购控制权转移概率的提高先下降后上升。同时市场化水平由高到低变化对应国有股比对并购控制倾向由低到高的变化 （表 5） ， 与 Luo （2002） 、 Julian 和 Dankwa （2013） 、Chen等 （2010） 对中国市场制度环境对企业经营影响的研究结论相呼应， 与假设2结论一致； 图2进一步说明市场化系数对政治关联与并购控制倾向的调节作用在置信区间不显著。因此假设2只得到了部分支持。 （2） 组织冗余调节作用表现为：并购控制权转移的概率在0.22~0.68的范围时， 组织冗余显著地负向调节国有股比与并购控制倾向， 调节作用大小相对稳定 （图3） 。从表5来看， 国有股比和控制变量处于样本均值，组织冗余由高到低， 国有股比对并购控制倾向的影响越来越强 （0.047， 0.094， 0.133） ， 验证了负调节作用； 并购控制权转移的概率大于0.1时， 组织冗余显著地负向调节政治关联与并购控制倾向， 调节作用大小相对稳定 （图4） 。从表5来看， 政治关联和控制变量在样本均值水平， 组织冗余由高到低， 政治关联对并购控制倾向的影响越来越强 （-0.58， 0.042， 0.129） ， 佐证了调节作用的方向。综合来看， 假设3得到了证实。

（五） 稳健性分析本文的稳健性检验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评价了主效应的敏感性。采用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我们用 “买后股比”来替代原来的“是否发生控制权转移” 。数据来源同样是CS⁃MAR并购数据库。结果稳健： 国有股比和政治身份比例两个变量分别在0.01和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买后股比呈正向关系。二是将样本分为两个部分： 2000 年之前成立的企业和2000 年之后成立的企业。2000 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节点， 将2000年之前成立的企业作为独立的子样本， 共3177个并购项， 建立计量模型， 结果稳健： 国有股比和政治因素比例与是否发生控制权转移分别在0.01和0.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向关系。组织冗余负向调节主效应， 市场制度环境负向调节国有股比与并购控制倾向的关系。

六、 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中国企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一历史是否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企业决策？本文基于路径依赖理论和企业基因理论， 通过 2003~2009 年发生的上市公司并购事件研究了 “历史” 对企业 “现在” 的影响，提出并检验了政治基因使企业在并购扩张中表现出控制倾向并证明了其对并购绩效的消极作用， 同时进一步探讨这一关系在企业外部市场化程度和内部冗余资源两个维度的边界条件。本文研究发现：第一， 政治基因正向作用于并购控制倾向， 政治基因越高， 企业在并购中越倾向于掌握对方控制权， 而由政治基因作用发生的控制权转移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是消极的。该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受到先前独特的政治历史背景影响， 形成的政治基因依然在现代经营中显著地干预企业扩张决策，因此企业市场化改革之路任重而道远。第二， 相对于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地区， 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由结构惯性所产生的政治基因对并购控制倾向的影响较弱。也就是说， 通过不断推进各地区市场化制度水平， 对于以市场规律作为企业并购决策依据、 减少决策中的行政干扰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推进企业向市场主体转变和去行政化， 需要市场化制度改革同行。但是本文中市场化程度对政治关联与并购控制倾向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作者认为原因可能是实证数据采集过程中受到了中国总部经济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大多数是集团企业， 高管集中在总部所在地， 而与实际发生并购事件的子公司并非同一个地区， 而且本文是以比例指标计算政治关联， 每一个高管的地理位置都会影响政治关联的水平。受到数据的限制， 我们难以获得集团企业内部高管所在地区的详细数据， 因而地区的错位可能导致结论的偏差。理论上， 基于中国市场化指数 （樊纲等， 2011） 的市场制度环境调节政治关联与并购关系的研究结论已得到以 0， 1 变量测量政治关联指标的验证（Luo， 2002； Julian and Dankwa， 2013；Chen et al.， 2010） ， 因此统计上的不显著并不足以推翻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的开展。第三， 相对于内部的冗余资源比较贫瘠的企业来说， 冗余资源丰富的企业， 政治基因对并购控制倾向的影响更弱。表明冗余资源作为企业发展重要的缓冲资源 （Cyert and March， 1963） ， 在并购扩张决策中， 与企业先前历史所产生的政治基因相互替代， 冗余资源越丰富， 越有利于企业以市场运行规律为决策依据， 减少受到政治基因所带来的集权倾向和决策者过度自信 （Billett and Qian， 2008） 的影响。

（二） 管理启示本文研究的结论表明， 尽管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 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思维特点及其衍生的决策风格仍然以政治基因的方式作用于未来的并购决策， 使企业非理性地追求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 最终给企业并购绩效带来消极影响。由此提出以下管理启示：第一， 从企业决策角度来看， 中国企业并购决策中出现过度追求控制权的倾向并没有从经济理性的视角出发， 而是政治基因作为隐形的手干扰了理性决策， 因此摆脱政治基因的路径依赖，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应成为企业战略决策出发点和依据。 “朝无争臣则不知过， 国无达士则不闻善” （ 《汉书·萧望之传》 ） ， 为减少政治基因的影响， 企业需营造健康的决策环境： （1） 机制设计方面：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实证结论中独立董事和股权集中度对并购控制倾向的影响为治理结构完善提供了依据。企业可通过扩大独立董事比例和降低股权集中度来提高对决策主体的监督， 制衡决策者的集权倾向， 抑制政治基因的作用。 （2） 文化建设方面： 培育健康的决策文化。在企业决策过程中注重培养反对者， 注重发挥 “新人” 的作用， 注重利用外脑。从而稀释政治基因在企业中的作用， 缓解家长制决策风格带给企业的束缚， 使企业回归到以自身发展和市场规律为依据的理性决策模式。第二， 从外部环境来看， 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政治基因作用较弱。企业层面来看， 基于本文结论和资源依赖理论 （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 ， 企业应尽量选择市场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 “落户” ， 这些地区市场机制健全， 企业对政治资源依赖程度较低， 有利于理性决策习惯的养成。这一结论也为国外企业分析中国企业的并购决策倾向提供了区位上的解释。国家层面来看， 市场化程度不仅对企业具有直接的经济影响， 也会影响到企业决策模式和思维习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 （North，1990） ， 企业家寻租还是寻利是制度环境决定的。因此确立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 构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有效控制企业政治基因对理性决策的干扰， 还需制度建设护航。政府应还位市场， 维持好与企业 “走进但不亲近” 的关系。第三， 从内部资源来看， 组织冗余是企业抑制政治基因， 降低隐性政治成本的有效途径。转型期的中国企业， 应时刻保持忧患意识， 维持一定水平的冗余资源， 不仅有利于提高运营柔性， 缓冲外界环境变化的风险 （Bourgeois， 1981） ， 同时还为应对制度空隙、 决策中去政治基因化、 培养以市场机制为决策依据的理性决策风格提供独特的资源保障。

（三） 研究贡献本文的贡献为： 第一， 本文从全新视角诠释了中国特定政治历史情境下企业并购决策的特征， 丰富了中国企业非市场行为的研究维度， 将已有研究中的当期效应延伸到历史累积效应。同时扩展了路径依赖理论和企业基因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研究边界，并在两理论结合之处提出了基于中国情境的政治基因理论。为系统研究中国特定情境 （Tan and Peng，2003； Peng and Luo， 2000） 对企业行为特征的影响增加了新的思路。第二， 进一步界定政治基因理论在企业外部市场化环境和内部冗余资源两方面的理论边界， 支持了已有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市场行为和非市场行为影响的研究结论（Luo， 2002； Julian andDankwa， 2013； Chen et al.， 2010） ， 解释了组织冗余资源在企业并购决策中的积极作用。第三， 本文对调节作用的检验实践了Bowen （2012） 等学者对非线性调节作用的处理建议， 克服了回归系数表对非线性模型调节作用检验的偏差 （Norton et al.， 2004； Zelner，2009； Bowen， 2012） 。第四， 这项研究识别了计划经济时代所孕育的 “政治基因” 像隐形的手依然影响着已处于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决策。揭示了中国企业并购中存在的一般规律， 启示企业和国家要有意识地调控政治基因对企业决策的不利影响。（四） 研究局限和未来方向本文的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1） 企业扩张存在多种表现形式： 战略联盟、 合资企业和绿地投资等， 本文受到数据的限制只研究了并购这种形式。未来的研究可突破数据上的限制， 探讨政治基因对不同扩张方式的影响， 并形成对比研究。 （2） 局限于数据来源， 本文并没有完全的统计证据支持市场化制度的调节作用， 未来研究可以根据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的不同区域进一步探讨总部经济对市场制度环境调节作用的影响。

    参考文献（1） 陈仕华、 姜广省、 卢昌崇： 《董事连接、 目标公司选择与并购绩效 — —基于并购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研究视角》 ，《管理世界》 ， 2013年第12期。（2） 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 ，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3） 樊纲、 杨仲伟、 张燕生、 袁刚明： 《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4） 方军雄： 《政府干预、 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并购》 ， 《管理世界》 ， 2008年第9期。（5） 江若尘、 莫材友、 徐庆： 《政治关联维度、 地区市场化程度与并购 — —来自上市民营企业的经营数据》 ， 《财经研究》 ，2013年第12期。（6） 李诚： 《渐进式改革、 认知 “惰性” 与路径依赖 — —兼论流动领域改革历程》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2009年第3期。（7） 李善民、 周小春： 《公司特征、 行业特征和并购战略类型的实证研究》 ， 《管理世界》 ， 2007年第3期。（8） 李小燕、 陶军： 《高管薪酬变化与并购代理动机的实证分析 — —基于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研究》 ，《中国软科学》 ， 2011年第5期。（9） 连军： 《组织冗余、 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 R&D 投资》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 2013年第1期。（10） 商孟华： 《论演化经济学的思维框架》 ， 《财贸研究》 ，2008年第1期。（11） 潘红波、 夏新平、 余明桂： 《政府干预、 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 ， 《经济研究》 ， 2008年第4期。（12） 魏江、 寿柯炎、 冯军政： 《高管政治联系、 市场发育程度与企业并购战略 — —中国高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 《科学学研究》 ， 2013年第31期。（13） 吴超鹏、 叶小杰、 吴世农： 《政治关联、 并购绩效与高管变更》 ， 《经济学家》 ， 2012年第2期。（14） 吴文峰、 吴冲锋、 刘晓薇：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 ， 《经济研究》 ， 2008年第7期。（15） 张雯、 张胜、 李百兴： 《政治关联、 企业并购特征与并购绩效》 ， 《南开管理评论》 ， 2013年第2期。（16）Baysinger， B. and R.E. Hoskisson， 1989.“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and R&D Intensity in Multiproduct Firms” ，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32 （2） ， pp.310~332.（17）Billett， M.T. and Y. Qian， 2008.“Are OverconfidenceCEOs Born or Made? Evidence of Self-attribution Bias from Fre⁃quent Acquirers” ， Management Science， Vol.54 （6） ， pp.1037~1051.（18） Bourgeois， L. J.， 1981， “On the Measur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lack”，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6（1），pp.29~39.（19）Bowen， H. P.， 2012， “Testing Moderating Hypothesesin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and other Nonlinear Models: Sec⁃ondary Versus Total Interactions”，Journal of Management，Nol.38 （3） ， pp.860~889.（20） Bromiley， P.， 1991.“Testing a Causal Model of Corpo⁃rate Risk Taking and Performance” ， Academy of ManagementJournal， Vol.34 （1） ， pp.37~59.（21）Chen， E. L.， Katila， R. and R. Mcdonald， 2010.“Lifein the Fast Lane: Origins of Competitive Interaction in New vs.Established Market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 31（13） ， pp.1527~1547.（22） Chen， C. J. P.， Li， Z. Q.， Su， X. J. and Z. Sun， 2011，“Rent- seeking Incentives， 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the Control Structure of Private Firms: Chinese Evidence” ，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Vol.17 （2） ， pp.229~243.（23）Cheng， J. and I. Kesner， 1997.“Organizational Slackand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Shifts:The Impac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Patterns” ，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23 （1） ， pp. 1~18.（24）Chung， C. N. and X. W. Luo， 2013， “Leadership Suc⁃cess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n Emerging Economy: Succes⁃sor Origin，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Legitimacy” ， StrategicManagement Journal， Vol.34 （3） ， pp.338~357.（25） Cyert， R. M. and J. G. March， 1963，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New York: Prentice-Hall.（26） Davis G. F. and S. K. Stout， 1992，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A Dynamic Analysis ofLarge Takeover Targets，1980~1990”，Administrative ScienceQuarterly， Vol.37 （4） ， pp.605~633.（27）Fama， E. F. and M. C. Jensen， 1983， “Agency Prob⁃lems and Residual Claim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6 （2） ， pp.327~349.（28） Fan， J. P. H.， Wong， T. J. and T. Zhang， 2007， “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 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 ， Journal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84 （2） ， pp.330~357.（29） Feldman， M. S. and B. T. Pentland， 2003， “Reconcep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a Source of Flexibility andChange” ，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48 （1） ， pp.94~118.（30） Hannan， M. T. and J. Freeman， 1984， “Structural Iner⁃tia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9 （2） ， pp.149~164.（31）Hayward， M. L. and D. C. Hambrick， 1997， “Explain⁃ing the Premiums Paid for Large Acquisitions: Evidence of CEOHubris” ，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42（1）， pp.103~127.（32） Hillman， A. J.， Keim， G. D. and D. Schuler， 2004.“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30 （6） ， pp.837~857.（33） Jia， N.， 2014， “Are Collective Political Actions and Pri⁃vate Political Actions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s Private Sector”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5 （2） ， pp.292~315.（34） Julian， S. D. and J. C. O. Dankwa， 2013， “Financial Re⁃source Availabilit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pendi⁃tures in a Sub-saharan Economy: Th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Hy⁃pothe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4 （11） ， pp.1314~1330（35）Kang， J. K. and J. M. Kim， 2008， “The Geography ofBlock Acquisition” ，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63 （6） ， pp.2817~2858.（36）Khanna， T. and K. G. Palepu， 1997， “Why FocusedStrategies Maybe Wrong for Emerging Markets”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75 （4） ， pp. 41~51.（37）Laamanen， T.， 2007， “On the Role of Acquisition Pre⁃mium in Acquisition Research”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28 （13） ， pp.1359~1369.（38） Lehn， K. M. and M. X. Zhao， 2006.“CEO Turnover Af⁃ter Acquisitions: Are Bad Bidder Fired?”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61 （8） , pp.1759~1811.（39）Levitt，B. and J. G. March，1988， “OrganizationalLearning”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14， pp.319~340. （40） Li， H. and Y. Zhang， 2007.“The Role of Managers' Po⁃litical Networking and Functional Experience in New Venture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8 （8） ， pp. 791~804.（41） Li， J. and C. Qian， 2013， “Principal-principal Conflictsunder Weak Institutions: A Study of Corporate Takeovers in Chi⁃na”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4 （4） ， pp.498~508.（42）Luo， Y. and S. H. Park， 2001， “Strategic Alignmentand Performance of Market-seeking MNCs in China” ， StrategicManagement Journal， Vol.22 （2） ， pp.141~155.（43） Luo， Y.， 2002，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in InternationalJoint Ventures: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in an Emerging Mar⁃ket”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3 （1） ， pp.1~20.（44）Luo， Y.， 2003，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ManagerialNetworking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Case of China”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4 （13） ， pp.1315~1327.（45）Makhija， M.， 2003， “Comparing the Resource- basedand Market-based Views of the Fir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Czech Privatization” ， Strategic ManagementJournal， Vol.24（5），pp. 433~451.（46） Maloney， M. T.， McCormick， R. E. and M. L. Mitchell，1993， “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 and Capital Structure” ， TheJournal of Business， Vol.66 （2） ， pp.1~43.（47） Mintzberg， H.， 1978， “Patterns in Strategy Form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Vol.24 （9） ， pp.934~948（48） Mishina， Y.， Pollack， T. G. and J. F. Porac， 2004， “AreMore Resources Always Better for Growth? Resource Stickinessin Market and Product Expansion”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5 （12） ， pp.1179~1197.（49）Nelson， R. R. and S. G.Winter， 1982， An Evolutionary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50）Nelson， J. M.， Tilley， C. and L. Walker， 1998， Trans⁃forming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Economies: Task Force o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51）North，D. C.，1990，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52）Norton， E. C.， Wang H. and C. Ai， 2004， “ComputingInteraction Effects and Standard Errors in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 The Stata Journal， Vol.4 （2） ， pp. 154~167.（53） Page， S. E.， 2006， “Path Dependence” ，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 （1） ， pp.87~115.（54）Peng， M. W. and P. S. Heath， 1996， “The Growth ofthe Firm in Planne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 ，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1 （2） ， pp. 492~528.（55）Peng， M. W. and Y. Luo， 2000， “Managerial Ties and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 ，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43 （3） ，pp. 486~501.（56） Peng M. W.， 2003，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8（2），pp.275~296.（57） Pfeffer J. and G. R. Salancik， 1978，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58） Schmidt， R. H. and G. Spindler， 2002“Path Depende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Complementarity” ， International Finance， Vol.5 （3） ， pp.331~333.（59）Shleifer A. and R. W. Vishny， 2003， “Stock MarketDriven Acquisition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70（3） ， pp.295~311.（60）Singh， J.， 1986， “Performance Slack and Risk Takingi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Academy of ManagementJournal， Vol.29 （3） ， pp.562~585.（61）Stachurski， L.， 2003， “Stochastic Growth with Increas⁃ing Return: Stability and Path Dependence” ， Study in NonlinearDynamics and Econometrics， Vol.7 （2） ， pp.1~11.（62）Tan， J. and M. W. Peng， 2003， “Organizational Slackand Firm Performance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s: Two StudiesFrom an Emerging Economy”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24 （13） ， pp. 1249~1263.（63） Teece， D. J.， Pisano， G. and A. Shuen， 1997， “Dynamic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 Strategic ManagementJournal， Vol.18 （7） ， pp.509~533.（64） Terziovski， M.， 2010， “Innovation Practice and its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i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SMEs）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 Resource-based View”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1 （8） ， pp.892~902.（65） Tichy， N. M. and S. Sherman， 1993， Control your Desti⁃ny or Someone Else Will，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66） Tobias， E. S.， Connor， M. and M. F. Smith， 2011， Essen⁃tial Medical Genetics， Wiley Blackwell.（67） Vergne， J. P. and R. Durand， 2010.“The Missing Linkbetween the Theory and Empirics of Path Dependence: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Testability Issue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47 （4） ， pp.736~759.（68）Wiersema M. F. and H. P. Bowen， 2009， “The Use of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Techniques in Strategy Research: Is⁃sues and Methods”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0（6），pp.679~692.（69） Zelner， B. A.， 2009， “Using Simulation to Interpret Re⁃sults from Logit， Probit and other Nonlinear Models” ， StrategicManagement Journal， Vol.30 （12） ， pp. 1335~1348.（70） Zhou， K. Z.， Tse， D. K. and J. J. Li， 2006.“Organiza⁃tional Chang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Drivers and Consequenc⁃es”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37（2）， pp.248~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