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企业迁移和产业转移的微观角度系统探讨了区域经济变动和区域间经济同步化的动力。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转移和特定产业内企业的迁移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也是导致区域经济发生波动、区域之间经济同步化的主要推动力。区域经济水平、区域空间容量、产业和企业自身的资源禀赋、区域间竞争性政策等因素影响了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的可能性和形式。而产业转移路径、企业迁移模式的差异对区域间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良性的企业迁移在带来资源要素大规模流动的同时，会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空间分布上的产业集聚区，促进总部经济的发展。最后本文提出，有必要采取适当的区域平衡政策引导企业迁移、产业转移，以避免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促进产业结构在全国范围内的空间优化。
关键词：区域经济　企业迁移　产业转移　产业集聚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遵循“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使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在短时期内实现了经济腾飞。但同时我国出现了东富西贫的现象（Ｙａｏ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１），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明显的差异。为了消除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我国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等多项推荐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十一五规划”以来，东西部经济总量在全国总量占比的差距由２００６年的４１．０８个百分点缩减到３７．５４个百分点，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成效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协调和融合，区域内产业整体布局必然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结构调整。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在急速发展中逐渐出现了资源禀赋、人口成本等发展瓶颈，因此部分产业开始寻求新的生存市场或将成熟的产业向外转移，以便更快完成产业升级。产业布局的调整、企业区位的选择使资源要素出现跨区域流动，使得区域之间的市场壁垒不断被打破，区域间的经济逐步融合、差距逐步缩小。因此，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似乎成为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力量之一。
　　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现象的出现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以往关于区域经济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波动性特征、推动区域发展的动力、区域经济与国家经济的同步性研究等，多侧重于宏观经济政策、区域经济联系对地区经济的影响，较少涉及到微观企业的变动所导致区域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时对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的影响。
　　因此，本文在综述和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基础之上，试图以区域内企业转移的现象作为切入点，探讨导致区域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将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和微观企业迁移结合起来。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区域经济的波动性与产业转移和变动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第二，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在影响区域经济波动中有什么作用？这又会对区域和国家的整体经济有何影响？第三，导致企 业迁移和企业区位发生变化的动因是什么？产业转移和企业的迁移是否遵循一定的模式规律？第四，如何从全国范围内协调区域之间的企业迁移和产业转移，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良性发展？本文希望通过以上问题的研究，为区域经济理论提出新的微观基础研究视角。
　　文献综述
　　区域经济波动是指区域经济活动出现扩张与收缩的一种经济现象。以往文献普遍证实区域之间在经济波动上是不同步的（Ｋｏｕｐａｒｉｔｓａｓ，１９９８）。Ｐｏｎ－ｃｅｔ（２００４）通过就业数据发现我国的云南、贵州等偏远地区的相关性较低、同步性较差；丁纪岗（２００６）发现９０年代以后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波动要快于中西部 地 区，并 保 持 一 定 的 先 进 性。Ｋｉｍ　＆ Ｗａｎｇ（２００３）发现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经济波动不具有同步性。现有文献将造成区域经济差异和不同步波动的因素归结为：宏观经济政策（Ｐｏｎｃｅｔ，２００４）、地方政府调控、区域地理和资源禀赋性差异、区域经济基础和市场需求、技术等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Ｂａｃｋｕｓ，１９９２）等。
　　然而，区域经济的微观构成是区域内企业的集合，虽然区域经济会随着区域人口、政策和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区域内的主导产业群和产业结构作为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微观层面，不仅关系着当地规模性企业的发展和变动，同时又决定了整个区域经济的波动，因此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推动力。现有文献发现：首先，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差异会造成区域经济的差异和不同步（Ｋａｌｅｍｌｉ－Ｏｚｃａｎ，２００１；Ｐｏｎｃｅｔ，２００４）；其次，区域经济的波动实质上是产业结构变动（孙广生，２００６；宁晓青和陈柏福，２００８）、区域内主导产业的创新（Ａｓｈｅｉｍ　＆Ｉｓａｋｓｅｎ，２００２）的综合结果；再者，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各产业自身的发展周期是分不开的，因此，产业周期变动是区域经济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卢建，１９９０），李彦军（２００９）证实产业周期对城市周期存在前置和后拖效应。
　　总之，区域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产业发展基础之上的，产业的发展与收缩会引起区域经济增长期与衰退期的波动。因此可以说，产业周期是区域经济周期的物质承担者，区域经济波动是产业周期和产业结构不断演进和延伸的结果。上述文献分析了产业变动和兴衰对区域的影响，却忽视了区域内产业变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产业结构的转移和特定产业内企业的迁移，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奠定了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大环境，而规模性的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也会影响区域经济的波动。其次，以往文献在分析区域经济同步化途径中，多数强调区域之间的溢出效应、区域间贸易往来和要素流动的作用，很少有文献研究过产业结构在区域之间的转移和企业迁移现象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虽然近几年我国各地区出现的企业迁移热潮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但目前对该领域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已有文献大部分局限于对企业迁移动机、迁移原因、企业外迁对迁出地城市的正负面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并未深层次地探讨迁移现象对我国区域经济和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本文认为，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是不可避免的产物，两者既会影响到区域经济的波动，又会影响到区域之间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程度和趋同速度，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不得不引起重视。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　　
   （一）产业转移与企业迁移产业转移是指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产业在空间上发生移动的现象。例如近几年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由于要素成本的限制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深圳、广州等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将加工业、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移至内陆。企业迁移则是指企业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转移，是企业的跨区域流动，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例如我国著名的宁波雅戈尔服饰、河南的金丝猴集团、钻石首饰金伯利等都纷纷将总部迁至上海；联合利华为节约生产成本将生产基地由上海转至安徽。两者的关系在于：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之间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等也会发生变化，当地产业重心不免发生一定程度上的空间转移，产业重心的转移必会导致主导产业中的领头企业或代表性企业发生变动；另一方面，企业的规模性或范围性迁移带动了人口、机器设备等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同时也造成当地核心技术、人才技能等无形产业的流失，这样当地的主导产业、支撑产业也必然会发生转换，因此可以说产业转移与企业迁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
   （二）企业迁移的动因鉴于绝大部分产业的转移都是以产业内企业的迁移作为导火线和表现形式的，因此探讨导致企业搬迁的因素是非常必要的。
　　１．企业迁移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区域经济伴随着区域内主导产业及大量企业的快速扩张而得以发展，但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区域的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条件将不再能适应企业的进一步扩张和转型的需要。这表现在：
　　（１）区域容量的局限性。区域固有空间的有限性和企业扩张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性，每个区域都有一个自身所能容纳的企业规模、企业数量的饱和点，而区域内企业规模和数量的不断扩张直至超出这个饱和点时，就会导致企业的发展出现规模负效应。比如在课题组调查北京海淀区的企业时发现，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度过关键的成长期后，开始进入产业化经营和规模快速扩张期，但已经难以获得产业化所需要的土地，当地的租金、劳动力成本都大幅度提高，企业不得不外迁。
　　（２）区域间的辐射效应或涓滴效应。一些区域和大城市因得以优先发展而形成“发展极”，“发展极”地区的辐射效应或涓滴效应（生产要素技术、资本、劳动力等会从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势必会导致企业随之发生变动。
　　（３）区域产业结构大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各地方政府都会在本地自发形成的产业结构基础上通过产业政策来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各地的资源、市场相对于其它地区的变化有可能导致本地企业所面临的产业环境发生变化，促使企业迁移。
　　（４）区域之间的竞争性政策。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争夺税收收益，必然一方面通过税收、土地、产业政策等措施来吸引资本流入和企业进驻，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封锁、设置市场禁入条件等措施来保护本地企业利益，从而迫使企业通过迁移来进入区域性市场。
　　（５）环保压力。经济较发达区域面临的环保压力更大，必然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强制性将一些低端、高污染企业转出。例如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已经开始对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档次企业进行分类改造，迫使“两高一低”的加工厂、生产基地向周边落后地区、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转移扩散，使企业将低端制造环节或污染环节迁移出去，实现产业升级型迁移，也是所谓的“腾笼换鸟”。
　　２．企业迁移是企业通过区位选择获得关键资源、提高盈利能力的必要手段。（１）开拓目标市场。企业为了扩大市场份额、争取更大利益空间，往往会选择迁移到最具市场潜力的区域。（２）降低成本。由于区域空间局限性带来土地成本、租金成本、水电价格等要素价格的上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必然尽可能缩小成本，不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成本要素环境成为驱使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的主要动机之一。（３）获取关键资源。企业在自身发展的每个阶段需要不同的关键资源，一旦企业在原所在地无法获得该种资源（比如土地、人才、政府关系）或者该资源已经枯竭（比如矿产等），必然需要通过区位选择转移到可获得该资源的区域。（４）赢得地方性优惠政策。一些大型、优质企业往往以区位选择作为和地方政府的谈判筹码，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包括市场准入、税收优惠、土地和人才政策等）。（５）聚集效应。同类型企业迁移到同一地区时带来的规模经济和成本节约效应对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本课题组对海淀区６９家中小企业的搬迁意向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发现：约３３．６％的企业有迁移意向，在有意迁出的企业中３８．６％是受到其他地区优惠税收政策的吸引，２２．８％的企业迁出是因为本地租金过高，１８．２％是由于当前区域无法解决用地问题，还有约１８．３％的企业是倾向于其他地区融资政策或其他优惠政策的影响（见图１）。可见，区位环境的相对优劣、优惠配套政策成为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迁移是企业适应市场需求、环境以及技术进步、谋求发展空间的手段。　　图１　海淀区企业迁移意向调查
　　（三）产业转移、企业迁移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
　　区域间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已经成为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布局的主要因素之一，两者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如图２所示。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随着产业周期和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这种经济波动又会通过产业周期直观体现出来，产业周期的循环往复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变来得以形成的，这就导致了产业在空间结构上的转移，进而出现规模性的企业迁移；另一方面，随着企业迁移和产业转移，人口、技术等资源要素必然会出现区域内或跨区域流动，达到某一程度就会引起整个区域经济结构的布局，新技术的流入和成熟技术的外流都会促使区域开始寻找新的发展策略，从而引起区域经济的波动，推进区域经济的新发展。因此可以说，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和必然现象，正是通过这些规模性变迁才使得区域大范围的经济得以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得到新的发展突破。可见，产业结构的转移是影响区域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会导致各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主导产业的转换。而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即在于企业的迁移，两者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现象。企业的迁移和产业转移在一段时期会造成区域经济的差异扩大和不同步，但两者也是区域经济之间溢出效应和区域经济扩散的主要途径之一，会在一段时期促进区域经济之间差距的缩小。　　图２　区域经济发展逻辑关系图
　　我国的企业迁移和产业转移现象
   （一）我国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的路径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上存在差异，因此导致产业和企业在区域内部或区域之间的转移路径选择上也呈现出多样性。从转移的地域上看，除了我们熟悉的由东部沿海转移到中西部内陆、由技术成熟地区转移到技术欠缺地区、由开放性城市转移到落后城市的垂直型转移之外，还出现了在发达城市内部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间、区域核心地带与农村经济腹地之间的水平转移。从转移的产业上看，鉴于农业的发展受到地理环境、人口、资源等因素的多重约束，因而农业转移相对不活跃；相比之下，工业的转移是我国产业转移的主力军，尤其是技术性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一些高污染重工业的转移；除此之外像一些高新技术、创意文化等服务产业也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区域性转移。从转移的组织形态上看，不仅存在着单个企业或企业内部单个部门机构的部分转移，同时也存在着整个相关产业链上的企业集群式转移，这种转移方式最大降低了转移成本，在区域范围内形成产业集聚区，成为大批企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总体而言，我国的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还呈现出梯度型现象：在我国的区域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中，以平行流居多，像长江三角洲地区中温州企业转移到杭州、金华和丽水的比重高达４５％以上。垂直转移中上行流和下行流平分秋色，但具有明显的产业特征：轻工业、制造业等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以下行流方式转移，如中国农大的涿州科技园区等项目将自己生产基地设立在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新建材集团工业园和北京运兴蓝晶浮法玻璃也落户在河北地区；而高科技公司往往就会选择上行流，以便更有效地利用上流地区的经济、人才优势。　　图３　企业迁移模式及其形成因素
   （二）我国企业迁移的模式根据魏后凯和白玫（２００９）的分类，企业迁移存在两种模式：企业整体迁移和企业部分迁移，后者分为：总部不变而部门外迁、总部迁移而部分机构不变。我国企业迁移以总部不变、部分机构外迁模式为主流模式，整体性迁移或总部迁移的企业比例甚小。根据温州市经贸委的数据来看，温州地区企业进行整体迁移、总部外迁的仅占５．５％、４．０％，而生产基地外迁、开设分子公司的企业约占６９．１％。陈建军（２００２）发现，营销网点的设立是推动浙江企业外迁的主要因素，占到５５．２４％的份额，对外投资和分子公司的设立分别占３１．４％和３７．８％。企业迁移诱因的差异导致了企业对不同迁移模式的选择（如图３）。部分机构外迁成为主要模式说明我国企业迁移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规模扩张的需要和城市发展周期之间矛盾的综合产物，而我国各区域之间的政策优惠手段和幅度雷同，使得总部迁移不能成为主流模式。
   （三）我国企业迁移的问题分析目前我国具有规模性的迁移大部分集中在深圳、广州等珠江三角洲和温州、浙江等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以及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企业的迁移意愿普遍较强，且随着年数的增加有迁移意向的企业逐渐增多（陈建军，２００２）。根据本课题组对北京海淀区中小企业的调查可见，从２００８年７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期间，从海淀区迁出的规模以上企业就有２４０家，且海淀区有２４１家中小型企业在外区存在经营地，存在着迁出风险。可见企业迁移现象在我国已经比较普遍，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这种现象会更加值得关注。从目前来看，我国的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存在以下问题：
    １．迁移企业偏向中、低端产业。据２００６年深圳贸工局的调查统计，玩具、塑胶行业占深圳外迁企业总数的５８％，尤其是像总部外迁或整体外迁的企业多为鞋业、皮革、食品等中小型企业，大型技术密集型企业较少出现规模性搬迁。
　　２．产业转移加重部分地区产业同构。过度的产业同构是区域间重复建设和政府间恶性竞争的后果，一些地区资源环境、投资环境的高度“均质化”使得企业自然地集中于结构相近的地区，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地区的“产业同构”。如上海致力于发展国际大都市，因而将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转移到周边江苏、浙江，加剧了江浙的产业同构，使江浙市场存在过度竞争的隐患。
　　３．纯政策引致型迁移有可能带来经济负效应。目前一些地区政府为吸引更多企业入住，会提供极具吸引力的税收、奖励政策，但如果对于迁入的企业而言，仅仅是在税收方面享受到优惠，而其面临的资源、成本－收入结构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有所恶化，那么这种单纯的政策优惠引致型迁移只能是导致同样多的产值在区域之间的转移，甚至会出现巨大的迁移成本，而不会给全国整体经济带来增值效应。
　　４．地方政府存在“政策软肋”。首先一些迁出地政府面对企业迁出时缺乏应对措施，导致当地经济停滞，出现“鸟去笼空”的危机，甚至还导致产业断层；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对产业优先政策存在盲目、盲从现象，忽略自身条件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盲目引进某些不适宜发展的产业，导致“招商引污”。
　　５．产业聚集措施存在问题。以海淀区企业为例，在我们的调查中，有２１．４％的企业不愿意进驻企业聚集区内发展，其中９．９％认为竞争过于激烈、３．２％认为产品及服务容易被模仿、２０．１％认为场地租金过高、１６．６％认为顾客容易被分流等，还有部分是认为进入园区并不能获得较大经济效益。由此可见，企业是否愿意进入企业聚集区，关键在于区内的配套服务、管理体制、创新潜力等是否能够得以完善，目前我国集聚园区在承接工作上仍然存在经验不足、设施不齐备、协调机制尚未完善等问题。
　　五、企业迁移与区域经济特色的形成
　　随着我国企业迁移现象日渐频繁，规模性的企业迁移不仅影响着企业本身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产业转移，这对整个区域的发展以至于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良性的企业迁移有利于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为企业降低成本、获得关键资源、提供更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更大的发展潜力，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善、塑造各地经济特色、形成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在内外部环境协调作用下，总部经济和产业聚集是良性的企业迁移形成的两个典型现象。
　　“总部—制造基地”模式的迁移促进总部经济的形成总部经济通过形成“总部—制造基地”的空间布局，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间的分工合作。比如，企业一方面将总部逐渐迁至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有利于利用中心城市在科技、人才、信息方面的优势寻求更大的市场，满足企业规模扩大的需求，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实现中心城市的结构升级和功能提升；另一方面，企业将生产基地、研发基地等占地较大的部门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能有效降低企业成本，缓解中心城市人口、环境方面的压力，为新企业进驻腾出发展空间，同时也解决欠发达地区的就业需求，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企业总部的聚集俨然已成为拉动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９０年代后期以来，已经开始出现企业的总部聚集和生产基地的外迁浪潮，我国已经形成如北京ＣＢＤ、上海陆家嘴、广东东山区、香港中环区等多个总部经济聚集区，深圳、青岛、武汉、厦门等地也逐渐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战略。
   （二）企业的大规模整体迁移是形成产业集聚的动力产业集聚是生产相近或相互配套产品的企业密集地聚集在某个区域的现象。在规模经济的驱动下，分散在周围地区的相关性产业逐步向某一地区集中转移，同时产业的连带效应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进驻，但随着该地区的集聚发展，在达到某一饱和点时该地区的规模经济会出现递减趋势，这就致使一些相对劣势产业开始向更有利的区位转移，形成新一轮的企业迁移和产业集聚。　　图４　海淀区企业进驻产业集聚区原因产业集聚现象是由相关性企业大规模的集聚搬迁而成，从迁入迁出地区来看，有利于带动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聚集带，同时也为迁出地寻求最佳发展着力点提供充足空间；对于迁移的企业而言，能够获得更有利的创新氛围，同时降低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以本课题组对海淀区企业的调查为例，被调查企业中共有７８．６％的企业愿意进驻企业聚集区，在愿意进驻的企业中有２７．３％的企业是为享受集聚区内配套的完善服务而想进入区内发展，２６．３％的企业为了打造整体品牌，２１．８％的企业认为区内会便于企业间的交流。详见图４。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集聚现象也在我国逐渐显现：例如在湖北孝感市孝南区维达、恒安、中顺等企业的聚集带动了更多的纸业公司进驻，从而使孝感市逐渐成为我国华中地区最大的纸业集聚基地；娃哈哈、汇源、伊利、太子奶、贝因美等企业的集聚发展使黄冈市成为新一代的食品饮料产业地；另外还有北京海淀的ＩＴ产业集群、江西瓷器的产业集群、浙江绍兴温州的物流集群等等。
　　六、利用企业迁移、促进全国产业结构的空间优化　　
　　总部经济的形成和产业集聚现象的发生归根结底都是大规模企业迁移的结果，这说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迁移可以成为调整区域空间布局、优化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有效手段。但我们也看到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和盲目引资所引致的企业迁移只会导致经济总量、税收在区域之间的转移，并不会促使全国范围内经济总值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在整体经济转型发展中必然会面临区域经济布局的调整，为最大限度地减少调整过程中的损失，如何顺应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空间优化变得尤为重要。因此，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协调区域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区域间合作、引导企业迁移路径和迁移方向，使区域间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成为国家经济结构布局的手段。
　　１．拉伸产业链条进行区域整合。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看，我国东部地区仍然处于低端定位（张少军，刘志彪，２００９），中、低端产业的转移更会把中、西部地区压制于低端要素供应商的地位。因此，国家在规划区域布局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同时，也要通过发展东部地区的高新技术业、生产服务业延长国内产业链条，与世界高端产业接轨，通过高端产业的增加和产业链条的拉伸促进国内区域经济发展。
　　２．推进区域功能区建设，细化区域布局。国家发改委［２０１０］４６号文件表示要将我国打造成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四大主体功能区的空间布局。由于主体区的功能定位不同，在落实区域整体发展的战略上也要有所差异，如对于人口密集、开发强度较高的长江、珠江三角洲等优化开发区域，国家可以率先引导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部分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中西部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如成都、武汉等作为重点开发区域，政府应积极引导生产要素的集聚、工业化技术的升级，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而尚未具备较强承接能力的新疆、西藏地区，国家应致力于改善民生的政策落实，提高当地公共服务和生活条件。
　　３．优化区域间竞争模式。区域之间的协作性竞争是促进区域经济结构优化的有效方式。在强化区域竞争的同时，不能忽略过度竞争所导致的负效应（如地方保护主义、区域过度利益争夺等），因此在积极促进资源跨区域流动时，地方政府应明确各自的责权利，相互之间或由中央政府出面组织建立协调机制；同时中央应该加强对国家政策在各地区实施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完善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真正落实国家政策，优化区域间竞争模式。
　　４．发挥总部经济、产业集群的最大效益。从空间结构上看，总部经济和产业集聚构成了区域发展的发展极和动力，两者的出现存在一定的自然推力（如市场经济的推动），但重要的仍是人为推力即政府的协调推动。为促进总部经济的形成，政府应发挥沿海城市的比较优势，重视高新技术的培育、吸引更多的总部入驻，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发展，内陆地区政府以工业园、集聚园等为载体，做好对加工型、制造型企业的转移承接工作，沿海地区政府加快对内陆地区新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的引进。这样区域间相互优化扶持，同时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也由区域倾斜转向产业倾斜，从而以产业的裂变和聚合实现经济的扩张，发挥总部经济、产业集群的最大效益。
　　５．合理顺应梯度转移，缩小区域差距。企业迁移或产业转移中的“梯度”现象是区域发展的客观事实，但“梯度”的差异不能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顺序的出发点（左锐，２００５）。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在对落后地区的金融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支援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合理地顺应产业的“梯度”转移，避免区域间经济差距的拉大。
　　七、结论
　　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带来资源、要素的大规模流动，不仅影响着企业自身的发展，同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微观角度探讨区域经济的发展，并得出了以下结论。（１）产业转移和特定产业内的企业迁移是区域经济波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两者是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也是导致区域经济发生波动、区域之间经济同步化的主要推动力；（２）区域经济水平、空间容量和其自身的资源禀赋以及区域间的竞争性政策等因素影响了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的可能性和形式，企业对区位的选择成为企业获得关键资源、提高盈利能力的必要手段；（３）产业转移路径、企业迁移模式的差异对区域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良性的企业迁移在带来资源要素大规模流动的同时，更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空间分布上的产业集聚区，并促进总部经济的发展；（４）区域间的平衡政策有助于引导合理的企业迁移和产业转移，国家和政府的协调与合作更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在全国范围内的空间优化。
    参考文献：丁纪岗，２００６：《区域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中国计划出版社。卢建，１９９２：《中国经济周期实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李彦军，２００９：《产业长波、城市生命周期与城市转型》，《发展研究》第１１期。魏后凯 白玫，２００９：《中国企业迁移的特征、决定因素及发展趋势》，《发展研究》第１０期。宁晓青 陈柏福，２００８：《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１１期。孙广生，２００６：《经济波动与产业波动（１９８６－ ２００３）相关性、特征及推动因素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３期。陈建军，２００２：《中国现阶段产业区域转移的实证研究———结合浙江１０５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报告的分析》，《管理世界》第６期。左锐，２００５：《论我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优化的策略》，《经济问题》第１１期。张少军 刘志彪，２００９：《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动力、影响与对中国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中国工业经济》第１１期。Ｙａｏ，Ｓｈｕｊｉｅ　＆Ｚｏｎｇｙｉ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１），"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ｇｉｎｇ　ｃｌｕｂ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９（３）：４６６～４８４．Ｋｏｕｐａｒｉｔｓａｓ，Ｍ．（２００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ｙｃｌｉ－ｃａｌ　ｃｏ－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６：３０－４１．Ｋａｌｅｍｌｉ－Ｏｚｃａｎ，Ｓ．（２００１），"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５５：１０７－１３７．Ｂａｃｋｕｓ，Ｄ．Ｋ．（１９９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８４：８４－１０３．Ｐｏｎｃｅｔ　＆ Ｓａｎｄｒａ（２００４）"Ａ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ａｒｅａ？"ｍｉｍｅｏ．Ｋｉｍ，Ｓｏｙｏｕ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ｍｉｍｅｏ．Ａｓｈｅｉｍ，Ｂ．Ｔ．＆ Ａ．Ｉｓａｋｓｅｎ（２００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ｓｔｉｃｋｙ"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２７（１）：７７－８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