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传统理论认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一种重要表现，导致了资源配置非帕累托最优。内生外部性理论研究表明，外部性仅仅是合约外效应表现，根源于产权界定模糊不清或交易费用过高；合约内总效应与合约外总效应边际值相等时，即可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将外部性作为内生要素纳入签约行为之中，是有效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前提，庇古税仅仅是内生外部性理论分析范式中的一个特例。通过研究外部性与签约时机、未签约代理人数量、博弈方式、签约信息分布的关系，可以明晰外部性内生化过程机理。通过设计分而治之策略、定价方案、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菜单式合约与第三方合约，可以有效实现外部性内生化。
关键词：外部性　内生化　合约结构　交易费用　产权　　
　　对外部性问题的激烈争辩是经济学界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相关研究文献对外部性概念界定混乱，对外部性本质特征理解亟待深化，对外部性研究缺乏统一规范的分析范式。当前中国政府在推进完善市场化经济体制进程中，针对产业规制、环境治理、资源过度开发、征地拆迁、交通拥堵、政府机构与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等众多经济社会问题，采取了诸如征收“庇古税”、实施政府补贴以及其他各类规制行为积极调控市场运行，这些规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增进了社会福利？有没有统一规范的理论分析框架？正是基于这些现实背景，亟需理论界与政府规制设计者高度关注外部性理论研究新进展。
　　纵观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等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最近１０年尤其最近５年来，在标题中冠以外部性概念的优秀论文方兴未艾，诸如消费外部性、生产外部性、合约外部性、网络外部性、环境治理外部性、拥挤外部性、住房外部性、金融外部性、结盟外部性、区域外部性、全球化外部性、政府规制外部性、信息外部性等等。研究表明，外部性并非一定是市场失灵表现，也并非一定导致资源配置非帕累托最优，合约外部性源于合约内条款，最优合约往往是合约外经济与合约内经济的均衡结果，单方面的合约外效应无论有多大，均不能构成政府规制依据。外部性并非经济决策中的外生因素，而是应将其内生化，内生外部性理论逐步成为了当前主要的分析范式，庇古税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特例。通过研究外部性与签约时机、未签约代理人数量、博弈方式、签约信息分布的关系，可以明晰外部性内生化过程机理。通过设计分而治之策略、定价方案、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菜单式合约与第三方合约，可以有效实现外部性内生化。
　　内生外部性理论研究新进展
　　对外部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新古典经济学之父Ａ．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的论述。但最早对外部性展开系统研究的经济学家是福利经济学之父———Ａ．Ｃ．庇古。庇古认为，“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背离情况下，自由市场竞争不能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应由政府干预，对产生“边际社会收益”一方补贴，对产生“边际社会成 本”一方课税，即著名的“庇古税”。从庇古到Ｊ．Ｅ．Ｍｅａｄｅ、Ｆ．Ｍ．Ｂａｔｏｒ、Ｊ．Ｍ．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Ｓ．Ｗ．Ｃｒａｉｇ、Ｄ．Ｃ．Ｎｏｒｔｈ、Ｒ．Ｐ．Ｔｈｏｍａｓ、Ｐ．Ａ．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Ｗ．Ｄ．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Ｗ．Ｂａｕｍｏｌ、Ｗ．Ｏａｔｅｓ等众多著名经济学家描述了外部性这一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庇古主义者认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一种重要表现，导致了资源配置的非帕累托最优。
　　新制度经济学派批判庇古主义者在研究“边际社会净产值”与“边际私人净产值”关系时，假设了市场合约不可行，转而求助于政府干预，这正是其研究缺陷所在。其实，“边际社会净产值”与“边际私人净产值”之间的差额就是合约的外部性效应。所有经济活动均可看作是一种合约安排，对于所有类型的“边际社会净产值”与“边际私人净产值”背离，均能找到一种将背离消除的可想象的市场合约。每一经济活动可能存在多份合约，一份合约可能包含大量条款，决定着与资源运用各方面有关的一系列边际等式。投入与产出物质属性越复杂，合约条款就越复杂。当前关于内生外部性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外部性内生化签约行为、外部性内生化策略选择等方面。
　　外部性内生化签约行为
　　内生外部性理论研究关注一位委托人与多位代理人之间多边签约行为引发的外部性问题，通过分析外部性与签约时机、未签约代理人数量、博弈方式、签约信息分布的关系，探讨了市场合约外部性内生化过程机理。
　　签约时机。在签约时机与合约外部性关系方面，Ｍｏｌｌｅｒ（２００７）通过研究委托人要约博弈中同步签约与序贯签约行为发现，当外部性较弱且交易量较大时，委托人最优选择是与所有代理人同步签约；当外部性较强时，委托人应采取序贯签约策略，以弱化代理人的“外部选择权”（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ｐｔｉｏｎｓ）。在线性条件下，委托人对签约时机的选择偏好降低了合 约 效 率，损 害 了 社 会 福 利。 此 外，Ｓｅｇａｌ　＆Ｗｈｉｎｓｔｏｎ（２０００）、Ｇｏｍｅｓ（２００５）、Ｇｅｎｉｃｏｔ　＆ Ｒａｙ（２００６）、Ｂｌｏｃｈ　＆ Ｇｏｍｅｓ（２００６）发现，在负外部性情况下委托人最优选择是序贯签约；Ｇｏｍｅｓ（２００５）发现，当外部性为正时，将出现谈判延迟现象，此时采用同步签约是一种较优选择。
　　２．未签约代理人数量。在未签约代理人数量与合约外部性关系方面，Ｇｅｎｉｃｏｔ　＆ Ｒａｙ（２００６）的研究表明，当委托人与多位代理人之间的签约行为存在负外部性时，代理人的“外部选择权”效用取决于未签约的代理人数量，未签约的代理人数量越少，其“外部选择权”效用就越小，而委托人的签约成功率就越大。特别是签约代理人数量达到一定阈值时，剩余的未签约代理人可能因“外部选择权”成本过高而妥协签约。Ｓｅｇａｌ　＆ Ｗｈｉｎｓｔｏｎ（２０００）在研究排他性合约阻止竞争者进入时，也指出了委托人与多位代理人签订排他性合约后，竞争者由于与市场中剩余的少数未签约代理人签约的固定成本过高，而可能被阻止进入。
　　３．博弈方式。在博弈方式与合约外部性关系方面，合约博弈包括委托人要价博弈与代理人要价博弈，两种博弈方式决定了谈判力配置不同，前者的谈判力集中在委托人，即使代理人可以协调与沟通，委托人也可实施对自己有利的交易，甚至是无效率的交易；后者的谈判力集中在代理人，代理人对委托人实施最后通牒要价，但最终有效结果是不发生交易（Ｇａｌａｓｓｏ，２００８）。谈判力不均衡配置将出现无效的谈判结果。Ｓｅｇａｌ　＆ Ｗｈｉｎｓｔｏｎ（２００３）认为签约结果的多样性源于不同的博弈方式，并具体研究了这两种博弈方式下的均衡结果。其他多数文献研究的是委托人要价博弈问题（Ｓｅｇａｌ，１９９９，２００３；Ｇｅｎｉ－ｃｏｔ　＆ Ｒａｙ，２００６；Ｍｏｌｌｅｒ，２００７）。Ｇａｌａｓｓｏ（２００８）指出，这些文献假设委托人要价方式均为最后通牒要价，是外部性合约谈判中谈判力的极端配置方式，并非最优谈判机制。由此他放松此假设，认为委托人适时运用谈判技巧与代理人进行沟通协调有助于提高其支付水平，得到的谈判结果明显优于最后通牒要价博弈结果。Ｓｅｇａｌ（２００３）的研究也表明，随着外部性递减，代理人偏好的不可协调性与委托人的非歧视性要约对交易量的影响微乎其微；随着外部性递增，无论是否实施歧视性要约，代理人偏好的不可协调性均会降低总交易量。随着外部性递增，当与所有代理人进行相同交易时，委托人无法实施歧视性要约也将进一步减少交易量。当正外部性递增时，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不可协调性从整个社会来看会产生无效率的合约，而委托人的非歧视性要约迫使其必须与同类代理人达成相同交易量，由此导致了社会福利具有不确定性。当负外部性递增时，无论哪种情况，交易量均会减少，但却增进了社会福利水平。
　　４．签约信息分布。在签约信息分布与合约外部性关系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委托人对代理人能否实施歧视性要约、能否协调代理人的不同偏好，代理人之间能否沟通均取决于签约信息分布状况。Ｓｅｇａｌ（１９９９）研究了委托人可以实施歧视性要约以及可以协调代理人偏好的条件下合约外部性问题，研究表明，当委托人欲与代理人签订的合约信息可被所有代理人获悉时，委托人试图增加自身收益，将造成代理人效用减少，合约效率被扭曲，外部性导致其他未签约代理人缺乏预期签约信心，从而出现无效的均衡结果。当委托人根据其他代理人信息调整其与代理人的签约行为，而且当代理人拒绝签约时将给予严惩，委托人可以获得有效的均衡结果。Ｓｅｇａｌ（２００３）、Ｇａｌａｓｓｏ（２００８）的研究表明，代理人之间的沟通协调行为有助于减少无效率的合约。也有部分文献在考虑卖方歧视性要约与买方沟通两个变量基础上，研究了如何利用合约的负外部性签订排他性合约以阻止竞争者进入的问题。Ｓｅｇａｌ　＆Ｗｈｉｎｓｔｏｎ（２０００）的研究表明，当在位厂商不能对买方实施歧视并且买方之间缺乏沟通时，存在阻止进入的排他性均衡；当在位厂商可以实施歧视性要约时，不管买方能否沟通，均可有效实现合约排他性。Ｌａｎｄｅｏ　＆Ｓｐｉｅｒ（２００９）认为，当买方可以沟通时，在位厂商的歧视性要约可以提高合约的排他性；当在位厂商不能实施歧视性要约时，买方沟通将减少合约的排他性，同时买方沟通将诱导在位厂商更低的出价。在决策外部性、信息沟通与决策权最优配置关系方面，Ｂｅｓｔｅｒ（２００９）认为，决策者倾向于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给组织其他成员带来了外部性，直接影响了决策权配置效率。完全合约条件下，决策对组织成员产生的外部性成本与收益，通过完备的薪酬方案进行货币化转移，可以实现决策外部性内部化。不完全合约条件下，货币化激励并不能充分反映决策对其他成员收益与成本的影响。组织成员的偏好结构对组织决策权配置产生了重要影响，决策者难以充分考虑决策的外部性影响，导致决策者的目标与组织总体剩余最大化目标存在差异，为了实现决策的外部性内部化，决策权应该配置给那些决策行为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的个体。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不同成员在组织决策对其成本与收益影响方面拥有较多的私人信息，Ｂｅｓｔｅｒ（２００９）的研究表明，即使存在组织成员偏好的不对称信息，外部性补偿机制也可以通过货币化激励提高成员沟通意愿，使得私人信息得以真实披露，进而实现决策权的动态配置。当组织内多重决策之间存在互补性关系时，集权式决策权配置方式较为有效，反之，则宜采取分权式决策。
　　（二）外部性内生化策略选择
　　就委托人与多位代理人多边签约结果而言，Ｓｅ－ｇａｌ（２００３）认为，随着正外部性递增，委托人无法协调代理人的偏好时，从整个社会来看，将产生无效率的交易。Ｇｏｍｅｓ（２００５）的研究表明，在正外部性博弈过程中出现谈判延迟现象，将形成无效的均衡结果。Ｂｌｏｃｈ　＆ Ｇｏｍｅｓ（２００６）探讨了联盟成员退出联盟行为是否存在外部性的条件下联盟的形成与利益分配过程，发现了当退出联盟行为依赖于其他成员，即存在外 部性时，所有 的马尔科夫均衡均无效。Ｒａｙ　＆ Ｖｏｈｒａ（１９９９）研究显示，当联盟成员不能重新协商谈判时，联盟形成的结果呈无效性。Ｇａｌａｓｓｏ（２００８）也指出了谈判力的不均衡配置将出现无效的谈判结果。如何消除合约外部性带来的无效性，即从委托人角度如何消除合约外部性在代理人之间的影响，相关文献进行了重点讨论。内生外部性理论研究表明，分而治之策略、定价方案设计、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菜单式合约与第三方合约设计，可以有效实现合约外部性内生化。
　　分而治之策略。在分而治之签约策略方面，Ｂｌｏｃｈ　＆ Ｇｏｍｅｓ（２００６）研究表明，当委托人与多位代理人之间的签约行为存在负外部性时，委托人需要分步与代理人签约，他们研究了联盟的分步形成机制，委托人首先尽可能地与部分代理人签约形成联盟，以此减少剩余未签约人的外部选择机会，然后，再与其他未签约人签约。Ｇｅｎｉｃｏｔ　＆ Ｒａｙ（２００６）的研究表明，当委托人承诺不再向拒绝要约的代理人进一步提供要约时，存在唯一均衡。签约过程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诱惑阶段），同步向众多代理人提供富有吸引力的要约，可能是不同的要价；第二阶段（榨取阶段），委托人提供序贯要约，并且间断性地降低合约价值，直至接近代理人“外部选择权”的底价。合约价值的降低侵蚀了未签约代理人的收益，代理人无法承受委托人对他们利益的侵蚀，将被迫接受合约。随着外部性递增，如果委托人无法实施歧视性要约，被迫对所有的代理人提供相同价格，则无法实施分而治之策略，导致了交易量减少（Ｓｅｇａｌ，２００３）。不管买方能否沟通，在位厂商只要可以实施歧视性要约，通过分而治之策略有效利用买方之间的合约负外部性，即可阻止竞争对手进入，实现有效排他（Ｓｅｇａｌ　＆ Ｗｈｉｎｓｔｏｎ，２０００；Ｌａｎｄｅｏ＆Ｓｐｉｅｒ，２００９）。Ｇａｌａｓｓｏ（２００８）认为，分而治之策略的实施关键还在于委托人能否恰当运用谈判技巧，如果充分与代理人协调沟通，委托人的实际收益水平高于最后通牒要约博弈。
　　２．定 价 方 案 设 计。在 定 价 方 案 设 计 方 面，Ｓａｎｄｈｏｌｍ（２００５）认为，委托人通过设计合理的定价方案可以消除代理人之间的负外部性影响，以保证代理人行为选择的有效性。虽然委托人无法观测反映每一位代理人行为偏好的全部信息，但是代理人可以根据委托人设计的定价方案调整行为，无形中有效甄别了代理人行为偏好。研究表明，无论代理人存在什么偏好，只要代理人的总支付函数呈凹性及代理人的行为呈负外部性时，委托人即可设计一套定价方案保证代理人做出有效选择；而且，即使代理人数量庞大，其实施成本与难度也较低。对于现实中代理人的总支付函数是否存在呈凹性情况，Ｓａｎｄｈｏｌｍ（２００５）通过建模讨论了多个实例与应用，如高速公路拥堵，计算机网络拥堵，环境污染等热点问题，代理人的总支付函数呈凹性，表明代理人的总效用函数也呈凹性，由此得出了改进型定价方案收敛于总体最优。总支付函数呈凹性，在优化的定价方案下均能保证存在唯一均衡，但该凹性条件只适用于负外部性情况，不具有一般性，针对正外部性，可能不存在凹性的总支付函数，而且均衡解也并非唯一。
　　Ｓｃｏｔｃｈｍｅｒ（２００５）的研究表明，俱乐部会员之间的消费外部性，使得会员们不仅关注自身消费情况而且还关注俱乐部内的消费拥挤程度，通过不同方式的会员费定价，赋予会员不同权利与义务，可以有效地实现外部性内部化。设置与会员资格相对应的“消费集”及会员之间分享消费的行为条款，通过反映消费拥挤外部性的定价机制，鼓励或限制某些消费，可以有效消除负外部性或促进正外部性的产生。在具有外部性的社会网络中，如果消费者的消费水平直接取决于周边消费者的消费状况，垄断厂商向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消费者提供价格折扣，可以实现外部性内部化。针对垄断厂商可以实施完全价格歧视情况，Ｃａｎｄｏｇ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引入了网络位置函数用以刻画针对每位消费者索取的最优价格，该价格由三部分构成：与网络结构无关的基价、与该消费者产生外部性的强度相关的折扣价以及与该消费者受外部性影响的程度相关的溢价。针对垄断厂商只能对所有消费者实施统一定价情况，该文提出了一套关于消费者数量的多项式算法用于计算最优统一价。针对垄断厂商可以向消费者提供原价、折扣价二种定价情况，该文提出了一套解决“非确定性多项式难题”的近似算法，用于识别应该享有折扣价的消费者群体。研究表明，如果在任何可行的价格配置条件下厂商利润是非负值，则该套算法能够保证实现厂商最优利润的８８％以上。充分使用外部性信息实施定价策略的垄断厂商，由于实现了外部性内部化，其利润比不考虑外部性影响的垄断厂商高。
　　菜单式合约设计。在菜单式合约设计方面，有别于简单的点式合约，菜单式合约考虑了预期情况变化，即使合约发生了偏离，在保证代理人效用水平下，委托人也可以进行多样化选择，不管代理人如何预期和评估其他代理人的签约行为，均存在稳定的均衡结果，从而有效消除了合约外部性。菜单式合约反映了委托人偏好，引导不同类型的委托人与代理人进行不同交易，大大提高了代理人接受合约的程度，而无需关注代理人的预期。菜单式合约类似于机制设计，不同的是委托人类型源于其自身选择而非外生决定，既可将所有类型的委托人收益最大化，又可让代理人容易接受合约（Ｓｅｇａｌ　＆ Ｗｈｉｎ－ｓｔｏｎ，２００３）。Ｍｕｒｔｙ（２０１０）在Ｓｔａｒｒｅｔｔ（１９７２）研究生产性公共品、Ｂｏｙｄ　＆ Ｃｏｎｌｅｙ（１９９７）研究非生产性公共品的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外部性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表明，有害的生产性公共品存在技术上的非凸性，在这种情况下庇古税均衡并非是帕累托最优；非生产性公共品不存在技术上的非凸性，在资源总禀赋有限的条件约束下，市场不存在失灵。Ｍｕｒ－ｔｙ（２０１０）在Ｆｏｌｅｙ（１９６７，１９７０）的“公共竞争均衡”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半分布式机制”（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该机制允许代理人根据价格与数量信号做出选择，代理人的决策信息来源于其他代理人的偏好与特性，而政府也作为代理人，对所有其他代理人的部分子集特性做出反应。传统的庇古税单纯地通过影子价格传递信号的机制在非凸性经济环境中无法保证均衡的有效性，而“半分布式机制”所达到的均衡在通常的经济环境中（包括非凸性）均有效，可以实现均衡与效率的统一。
　　４．引入第三方合约。引入第三方合约实现责任延 伸，是 外 部 性 内 生 化 的 重 要 策 略。Ｔｉｒｏｌｅ（２０１０）探讨了庇古税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局限性，不完备金融市场上的侵权人可能没有足够的资产偿还其所造成的损失，导致赔偿判决难以执行，在此情况下，庇古税无法完全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合约，实现外部性内生化。债务企业为消除金融风险外部性，保证偿还能力，往往由金融中介作为担保进行融资，通过第三方实现责任延伸，提高风险补偿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外部性内生化。机动车交强险就是为保障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 获 得 及 时 有 效 的 赔 偿 而 设 置 的 第 三 方 合 约。Ｈｕｌｔｋｒａｎ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在研究高速驾车产生的车速外部性（如：交通事故）内部化问题时提出，通过引入第三方合约，驾车人与保险公司签订按车速支付保险费（Ｐａｙ－ＡＳ－Ｙｏｕ－Ｓｐｅｅｄ，ＰＡＹＳ）的条款，可以自动实现车速外部性内部化。他们认为，保险公司提供菜单式多样化选择方案，驾车人通过自我选择优化个人行为，其本质是针对危险性驾驶行为制定合理的定价方案。这种第三方合约的市场定价行为优于政府课税等行政干预行为，保险公司在识别驾驶风险、执行合约条款方面比政府更有经验。
　　５．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Ｓｈａｐｌｅｙ值被广泛应用于联盟收益分配问题研究。其核心思想是按照成员的边际贡献分配收益。如果不考虑外部性情况，在满足有效性、对称性、可加性、零局中人等四条公理基础上可得到唯一解。针对传统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未能充分考虑外部性收益的内部化分配问题，相关学者对Ｓｈａｐｌｅｙ值进行了补充和扩展。Ｍａｃｈｏ－Ｓｔａｄｌ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强化了对称性公理，要求成员同等权力获得同等收益，通过平均法重新加权形成了新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值，通过加入相似性影响公理———相同环境导致各方相同的博弈结果，确保了Ｓｈａｐｌｅｙ值具有唯一性。Ｄｅ　Ｃｌｉｐｐｅｌ　＆ Ｓｅｒｒａｎｏ（２００８）在研究存在外部性的联盟收益分配问题时，用配分函数替代了原先的特征函数，将边际贡献分解为固有边际贡献与外部性产生的边际贡献，固有边际贡献是成员离开联盟后进入其他联盟前的边际贡献，外部性产生的边际贡献是成员离开联盟加入另一家联盟后的边际贡献变化值。将可加性、零局中人这两条公理替换为弱边际性公理，在满足有效性、对称性、弱边际性三条公理基础上，总配分函数可分解为一个对称性配分函数与一个特征函数，由此求得了Ｓｈａｐｌｅｙ值的唯一解。Ｄｅ　Ｃｌｉｐｐｅｌ　＆ Ｓｅｒｒａｎｏ（２００８）认为Ｍａｃｈｏ－Ｓｔａｄ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在满足传统的四大公理基础上，由特征函数得到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值实质上可由配分函数的均值获得。传统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值反映了早期的联盟结构，ＭｃＱｕｉｌｌｉｎ（２００９）通过扩展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值对联盟外部性收益进行了内部化分配，同样用配分函数替代了原先的特征函数，并在传统的四大公理基础上增加了弱单调性、一般化规则、递归性公理，重新计算了Ｓｈａｐｌｅｙ值以有效分配外部性收益。
　　二、内生外部性实证研究新进展
　　（一）外部性内生化机理内生外部性理论认为，每一种经济行为均会产生效应，这些效应不仅包括合约内效应，还应该包括合约外效应，既包括正效应，也包括负效应。当合约内外总成本与合约内外总收益边际值相等时，即可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如果不考虑合约内成本或合约内收益，单方面的合约外成本或合约外收益无论有多大，均不能表明资源配置低效。除非证明政府干预行为与合约内外总效应边际值相关，否则，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行为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１．合约外部性源于合约内条款。合约外部性源于合约内条款，最优合约往往是合约外经济与合约内经济的均衡结果。在合约外部性内生化机理方面，Ｍａｙｅｒ　＆ Ｓｉｎａｉ（２００３）在研究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间美国主要机场起降飞机的拥堵外部性与飞机延误关系时指出，一味地征收“拥堵税”或实施单位时间流量控制往往会造成社会总体福利损失。机场拥堵造成飞机延误，致使乘客滞留时间延长、增加了乘客抱怨与流失率。然而，中枢型航空公司可以凭借中枢—辐射式航线结构带来的网络规模优势，为乘客提供更多的航线航班、缩短转乘机总时间、降低机场与航空公司运营成本，进而降低机票价格等方式实现拥堵外部性内部化。“拥堵税”或单位时间流量控制等政府干预行为，往往造成航运有效供给不足、中枢型航空公司凭借市场势力排挤其他公司、延长转乘机时刻表，恶化了帕累托最优条件，加剧了效率损失。美国政府取缔ＬａＧｕａｒｄｉａ机场单位时间流量控制虽然加剧了该机场拥堵外部性，但却增加了有效供给，提高了竞争效率，进而提升了乘客、机场、航空公司的福利水平。由Ｍａｙｅｒ　＆ Ｓｉｎａｉ（２００３）的研究推知，众多学者以行为主体“是否承担”自身行动引起的成本（或收益）作为界定外部性的标准，似乎不够妥当。这种表面上看似行为主体未承担自身行动引起的成本（或收益），可能是在合约内缺乏明晰的条款予以交代，这种在合约条款中未明确交代的成本（或收益），或许已经通过合约内明晰条款规定的收益（或成本）进行了平衡，是合约内收益（或成本）与合约外成本（或收益）的均衡结果。这样一来，行为主体已经内生地承担了合约外成本（或收益）。并非所有外部性均需要内部化，或许行为主体之间彼此提供了可以相互抵消的外部性。经济学的任务之一是，明晰外部性产生机理，以促进制度创新。外部性内部化的本质是新制度的产生，以提高经济效率与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２．外部性作为内生要素纳入签约行为。将外部性作为内生要素纳入签约行为之中，是有效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前提。Ｇｏｕｌ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的研究显示，大型购物中心的锚式商铺（Ａｎｃｈｏｒ　Ｓｔｏｒｅ）吸引了大量客源，为非锚式商铺销售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将刻画这种外部性的销量作为内生要素纳入商铺租金签约之中，相对于非锚式商铺而言，对锚式商铺设置较高的销量阈值与较低的按销量提取的租金费率，可以有效实现锚式商铺外部性内部化。Ｇｏｕｌｄ　ｅｔ　ａｌ实证研究了美国大型购物中心２５００余家商铺，发现无需缴纳租金的锚式商铺数量占统计的锚式商铺总数的７３％；占大型购物中心５８％空间的锚式商铺，其租金仅占总租金的１０％。非锚式商铺通过支付较高的租金获得了锚式商铺大量客源带来的外部性利益，锚式商铺通过少缴或免缴租金内部化了自身外部性。Ａｓｅｆｆ　＆ Ｃｈａｄｅ（２００８）研究了整体性产品被划分为多个单位交易（购物中心出售多个商铺）情况下，面对具有私有信息、不同外部性的多个买方时，如何实现整体性产品的各个单位最优配置问题。研究表明，买方成功购买一个单位产品的概率是关于其产生或分享外部性利益的递增函数，运用“序贯机制”（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可以实现大型购物中心商铺优化配置。购物中心先与外部性利益的产生者锚式商铺签约，以较低折扣价租赁商铺，实现其外部性利益内部化。另一方面，非锚式商铺作为外部性利益获得者需要支付较高租金。这种思路与Ｇｏｕｌ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的研究一致。不同的是，Ａｓｅｆｆ　＆ Ｃｈａｄｅ（２００８）的定价方式有所不同，序贯机制强调先与锚式商铺进行第一阶段谈判定价，其要价方式通常是最后通牒要价；第二阶段，以“首价密封投标拍卖”方式与非锚式商铺签约。然而，如果各个店铺之间的外部性不是足够大，对购物中心而言，这种序贯机制并非是最优机制。Ｒｏｃｈｅｔ　＆ Ｔｉｒｏｌｅ（２００３）、Ｃａｉｌｌａｕｄ　＆ Ｊｕｌｌｉｅｎ（２００３）、Ｓｕｎ　＆ Ｔｓｅ（２００９）、Ｒｙｓｍａｎ（２００９）、Ｌａｎｄｓ－ｍａｎ　＆ Ｓｔｒｅｍｅｒｓｃｈ（２０１１）、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等众多学者关于平台与双边市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将双边（或多边）市场用户之间的外部性作为内生要素纳入平台决策，平台双边价格可以不反映边际成本，平台不对称定价、交叉补贴、捆绑销售、限制用户多归属等策略行为，并非传统的规制经济学中排挤、驱除竞争对手的不正当竞争手段或市场垄断势力表现，并非降低了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平台作为一种市场合约，是实现双边（或多边）市场用户之间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组织形式与制度安排，平台开发商基于双边（或多边）市场特性所采取的一系列吸引各边用户参与的策略行为，并非局限于单边用户盈亏平衡，而在于各边用户联合实现全局最优化。当一项产品的价值随着消费该产品的人数增加而增大时，就产生了正的消费外部性。Ｉ．Ｐａｓｔｉｎｅ　＆Ｔ．Ｐａｓｔｉｎｅ（２００２）研究显示，引导消费预期的广告不在于向消费者传递本产品与其他厂商产品的本质差异，不在于说服消费者购买本产品，而旨在于使消费者相信其他人均将购买本产品。这类广告是实现正的消费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途径。在具有正的消费外部性市场上，当消费者之间不能有效沟通时，即使消费者完全理性，知晓关于产品价格、质量与性能的相关信息，引导消费预期的广告作为一种重要的信号传递工具，也能够引导、协调消费者对其他人购买决策的预期，形成趋同、从众的购买决策，强化了正的消费外部效应。将正的消费外部性作为内生要素纳入厂商广告、定价决策之中，短期内巨额的广告费开支可能高于厂商利润，然而，长期内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这类品牌，以收获正的消费外部效应；厂商也可以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提升竞争优势，从而实现消费外部性内部化，提高消费者与厂商总体福利水平。Ｇ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的研究表明，网络外部性是厂商进驻市场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内生要素。传真机、ＤＶＤ播放器、手机等新产品上市伊始，大量潜在用户持币观望，市场规模增长缓慢；当用户安装基础规模达到一定阈值后，网络外部性迅猛增加，吸引了大量用户竞相购买，引发马太效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 Ｓｋｒｚｙｐａｃｚ（２００６）构建的网络外部性产业双寡头动态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未来竞争中，市场领先者比追随者更能从新增用户中获得较大利益，包括未来获得更多的边际用户、对边际用户攫取较高价格。因此，在早期市场竞争中，领先厂商更有动力降低价格抢占市场，以收获网络外部性带来的巨大利益，同时，这也有助于其未来较容易地进入互补品市场及提供相关的附属增值服务。网络外部性强度影响厂商长期市场份额分布，较强的网络外部性导致较快的市场收敛速度，甚至出现由一家厂商主导市场情况；反之，较低的网络外部性导致市场收敛于均等的市场份额。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的研究发现，为实现网络外部性内部化，用户安装基础规模相近的厂商倾向于采取兼容策略；当用户安装基础规模相差悬殊时，大小厂商通过兼容策略实现网络外部性内部化所带来的利益不对等，大厂商倾向于选择不兼容策略，以阻止小厂商获取庞大的用户安装基础规模。Ｆｏｒｏｓ（２００７）、Ｇｒａｊｅｋ（２０１０）的研究也表明，拥有较大用户基础规模的厂商往往采取差别定价或价格歧视策略抵制网络间兼容，以独占网络外部性内部化收益。将网络外部性作为内生要素引入厂商决策之中，是新兴网络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思路之一。
　　（二）外部性内生化实现条件合约
　　外效应内生于合约内，是合约内效应在合约外的延伸表现。外部性内生本质特征，为类型各异的外部性提供了一套统一的分析范式———基于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内生化合约分析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杨小凯认为，张五常是内生外部性理论的开创者之一，其内生外部性思想被后来众多知名经济学家发展成为一般化的数理模型，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小凯也认为，应该以内生交易费用与外生交易费用概念取代外部性概念，或者将外部性内生化，并在自己开创的新兴古典产权经济模型中内生了外部效应。在外部性内生化实现条件方面，交易费用大小及产权配置状况决定了合约结构进而直接影响到合约外部性的内部化程度与方式，这是内生外部性理论重点强调的观点之一。
　　交易费用。在交易费用与合约结构、合约外部性内部化关系方面，Ｐ．Ｍｉｌｇｒｏｍ等著名学者将绩效测度费用与不精确测度造成的外部性之间两难冲突的观点模型化，研究了厂商计时工资与绩效工资问题。激励合约安排中存在激励强度与各种活动激励平衡度的两难冲突，如果完全以绩效定工资，绩效难以测度的工作将无人愿意承担。有效的折衷一般是以牺牲一定水平的激励强度达到各种活动的激励平衡，也就是说，在绩效测度难度高、交易费用大的情况下，最强的激励水平并非是合约最优条款。运用同样的思路分析政府官员的激励合约，完全依照容易测度的绩效（如ＧＤＰ数据）确定政府官员工资，很可能造成绩效难以测度的大量工作被政府官员忽视，从而扭曲了政府各项工作平衡，带来了社会整体福利损失（杨小凯，２００４）。Ｂ．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等经济学家将内生外部性思想发展成为复杂的数理模型，探讨了包括监狱、邮政在内的政府服务私有化问题，研究表明，绩效测度难度大，而且难以通过私营企业适当地将此服务与绩效容易测度的服务捆绑在一起形成市场合约时，就不宜私有化（杨小凯，２００４）。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将对当前中国新一轮政府机构与事业单位体制市场化改革起到重要的指导与借鉴作用。内生外部性理论认为，当合约内外总效应边际值不相等，减少或消除外部性以实现合约内外总效应边际值相等的交易费用小于合约内外总效应边际值差额时，减少或消除外部性才有助于增进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然而，至于是由政府规制还是由市场私有合约两种途径中的哪一种来减少或消除这种外部性，还取决于这两种途径本身内生的交易费用大小比较。天然高昂的交易费用导致的外部性，伴随新技术知识、新制度不断涌现，引发与之前不同的损益，以前难以内生化的外部性现在也逐步开始实现内生化。政府的任何行为都能够通过假设市场交易费用高、政府规制费用低这种简单方法而在效率基础上做出貌似合理的证明；随意或者经常暗含地运用这种假设是传统的社会成本分析中惯常做法，这对经济解释与政策指导非常不妥（张五常，１９７８）。将内生外部性理论与庇古税相提并论显然不合适。内生外部性理论为外部性问题提供了一套统一的分析范式，而庇古税仅仅是其中一个特例而已。庇古主义者是以理想世界为前提，假设政府知晓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全部信息，可以计算出受外部性影响的个人边际成本与收益，然而现实却远非如此；必须将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定在实际情况下，分析政府不同规制方案的效果优劣。现实中，由于庇古分析范式关于边际私人净产值与社会净产值难以度量，政府规制者往往更倾向于采用内生外部性分析范式。Ｂｉａｎｃｈｉ（２０１０）的研究表明，信用外部性极大地助长了金融脆弱性，带来了巨大的福利损失。由于庞大的信息搜索成本以及根据经济发展周期适时灵活调整的高难度，旨在实现信用外部性内部化的“状态依存税”难以付诸实施；如果采用４％水平的固定税制（相当于最优“状态依存税”的均值），不但降低了信息及税制调整成本，而且还能够增进７０％左右的福利水平。从Ｐａｒ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撰文综述的关于汽车外部性及调控政策研究思路中不难发现，为了降低汽车带来的１０余种负外部性，主流经济学文献关于征收燃油税、交通拥堵费、事故责任费、提高汽车排放与燃放效率标准、补贴新型环保燃料开发与节能汽车制造等一系列税费规制举措实施条件、障碍、福利损益比较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更多地采用了交易费用分析法，而非采用庇古关于私人净产值与社会净产值关系的分析套路。Ｃａｒｌ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通过构建一套职业体育联盟理论分析框架，指出了联盟及其所属球队在门票价格、赛程安排、球队转让等方面并不具备市场垄断势力，职业体育联盟运行规则是实现各个球队之间外部性内部化、避免相互“搭便车”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实证研究职业球队迁移主场地的外部性大小及与联盟策略选择的关系，该文指出，无需政府干预，职业体育联盟自身通过制定一系列限制迁移的规则，可以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美国各地法院在受理关于职业球队迁移主场地的诉讼时，更多地采用了基于交易费用分析法的“合理的准则”，在综合考虑拟迁移的目标城市人口数、拟迁移的经济前景预期、地区竞争平衡、硬件设施条件、球迷忠诚度、球队之间的竞争状态及城市收回投资期限等多种因素基础上，做出支持迁移主场地与否的判决。法院极少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条款规定的“特定行为”发生与否来裁定职业球队能否迁移主场地。尽管关于职业体育联盟在球队迁移主场地限制问题上给予豁免的立法建议不断被提出，但从未获得美国国会批准。这充分说明，解决职业球队迁移主场地的争端，需要依靠职业体育联盟自身制定的一系列限制迁移的规则这一市场合约来解决，而不是一味地依赖于政府或法律干预。
　　２．产权配置。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罗纳德·科斯（１９６０）指出，外部性并非单方向地某一方对另一方产生效应，而是具有相互性，究竟是允许谁对谁有权产生外部效应，取决于产权制度安排；当产权明晰、交易费用为零或非常小时，无需庇古税等政府干预行为，市场自由竞争的均衡结果能够自动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当交易费用非常大时，需要进行各种政策工具的成本收益权衡比较与选择，以推动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张五常将科斯分析法推向了极致，在产权、交易费用分析基础上，引入了合约结构，开创了内生外部性理论研究先河。在产权配置与合约结构、合约外部性内部化关系方面，Ｈａｎｓｅｎ　＆ Ｌｉｂｅｃａｐ（２００４）撰文分析美国大平原沙尘暴治理机制时发现，规模较大的私有农场更愿意主动采取诸如植树造林、设置防风带等措施实现沙尘暴治理外部经济内部化，规模较小的私有农场由于难以内部化自身采取治理措施带来的外部利益而倾向于选择不作为。由政府牵头，组建大区域水土资源保护区，引导各类规模的私有农场积极开展沙尘暴治理，已被实践证明是美国大平原沙尘暴治理外部经济内部化的有效举措。Ｅｓｔｅｂａｎ　＆Ｄｉｎａｒ（２０１２）在研究相邻区域地下水资源开采造成的外部性问题时指出，各个独立产权的相邻区域之间开展合作开采管理，可以有效实现外部性内部化。针对西班牙东部拉曼查区域地下水资源管理的实证研究表明，各个相邻区域之间采取完全合作开采模式，农场主总体收益与社会福利最高，如果采取完全不合作模式，总体收益与社会福利最低。由此推知，推进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家庭经营权适当集中，组建大区域范围的“治理合约”，对实现中国北方沙尘暴治理外部经济内部化将起到不可轻视的作用；对解决诸如水土资源保护、石油开采、公共渔场捕捞、地下水资源开采等“公共地悲剧”一般性问题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产权是签约权基础，产权明晰及科学配置是市场私有合约产生效率的前提，产权理论的形成与完善为内生外部性理论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纵观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理论、内生外部性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时间轨迹及论文引用关系，不难发现这一点。Ｂｒｅｎｎｅｒ（２００９）、Ｓａｎｔｏｒ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Ｃｈｏｉ（２０１０）、Ｌａｎｇｉｎｉｅｒ（２０１１）等众多学者关于专利与技术标准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传统意义上单一专利权配置模式作为实现研发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制度安排，难以适应当今计算机、通讯与互联网等信息产业技术标准发展要求。专利与技术标准日益融合，使得技术标准化过程必须重点解决专利权重新配置问题。技术标准体系的复杂性使得众多厂商难以独揽全部前沿技术，这些散落在不同厂商的专利在技术层面互补配套，多数专利往往还是一项产品开发无法逾越和绕开的必要专利；而且，随着技术标准完善与升级，往往需要在“基本专利”基础上开发“从属专利”。法律赋予专利权的“独占性”以及经济学关于资源依存理论的“专有性”程度不断提升，大大增强了专利权人谈判力，诱发其恶意收取高额专利费、威胁退出等机会主义“敲竹杠”行为。为了实现技术优势互补，避免法律诉讼，节约交易费用，厂商们发起组建技术标准开发联盟，遴选与评估散落在不同组织的必要专利，通过专利交叉许可、单边许可或免费许可方式组建“专利池”，联盟以“合理和非歧视”或“免费”原则打包对外许可，在为终端用户带来“直接网络外部性”同时，推动实现同一技术标准体系内各类中间件、兼容品、配套品之间“间接网络外部性”内部化。公共选择理论、利益集团理论、财政联邦主义学说等众多相关理论已经充分证实，政府干预行为本身也会产生巨大的外部性，政府寻租行为可能进一步恶化资源配置，带来更大的效率损失。当政府规制外部性与规制成本大于不规制带来的效率损失时，将会进一步恶化帕累托条件。针对环境污染征收庇古税这一典型的政府规制行为，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次优选择，取而代之的是更能提高治污效率的排污权市场交易机制。近年来，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由于不同行业领域社会福利贡献水平、治污成本、治污技术难度的评估与比较费用很高，针对不同排污领域的差别税率难以实施；如果采用同一排污税率又往往带来治污效率损失。正是由于存在各类观测成本、制定税率的协商成本等大量的交易费用，使得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由庇古税转向了市场私有合约———排污权交易机制。只要环境容量资源产权得以明晰，且能够得到完善保护，一个完备市场必然会使污染者与受害者之间产生以这种权利为对象的交易，从而引致这种权利的价格等于它给社会带来的边际损害，达到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将自动克服负外部性，形成均衡价格，实现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结 语
　　纵观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关于外部性研究的大量文献采用了内生外部性分析范式，内生外部性理论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生外部性理论形成过程中，涌现出产权学说、产权与交易费用学说、合约学说。产生外部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权模糊不清、交易费用过高。政府主要职责在于明晰产权、引导制度创新以降低交易费用，促成市场私有合约达成交易，而不是首先急于实施庇古税等规制措施。在产权界定模糊不清、因制度缺失而引发的交易费用过高的环境中，政府干预并非一定能够实现真正的外部性内部化，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损失。短期内在产权界定不清、交易费用过高的环境中诸如庇古税等政府规制行为不能从根本上取代界定产权、引导制度创新以降低交易费用、促成市场私有合约达成交易等政府长期行为。内生外部性理论为权衡市场———政府职能替代关系提供了统一的分析范式，指出了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过程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效率与福利水平的过程。制度创新是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途径。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环节往往是外部性泛滥的环节。在当前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更高层次上完善的进程中，内生外部性理论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Ａｓｅｆｆ，Ｊ．＆ Ｈ．Ｃｈａｄｅ（２００８），“Ａ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ａ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Ｒ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９（３）：７３１－７４６．Ｂｅｓｔｅｒ，Ｈ．（２００９），“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４１（２）：２６９－２９６．Ｂｉａｎｃｈｉ，Ｊ．（２０１０），“Ｃｒｅｄｉｔ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０（２）：３９８－４０２．Ｂｌｏｃｈ，Ｆ．＆ Ａ．Ｇｏｍｅｓ（２００６），“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ｐ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２７（１）：１７２－２０１．Ｂｒｅｎｎｅｒ，Ｓ．（２００９），“Ｏｐｔｉｍ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ｔｅｎｔｐｏｏｌ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４０（３）：３７３–３８８．Ｃａｎｄｏｇａｎ，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ｗｉｔｈ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６０（４）：８８３－９０５．Ｃｈｅｎ，Ｊ．Ｗ．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Ｒ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０（３）：４５５–４８５．Ｃｈｅｕｎｇ，Ｓ．Ｎ．Ｓ．（１９７０），“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　ｎｏｎ－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３（１）：４９－７０．Ｃｈｅｕｎｇ，Ｓ．Ｎ．Ｓ．（１９７８），“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ｓ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ｈｏｉ，Ｊ．Ｐ．（２０１０），“Ｐａｔｅｎｔ　ｐ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ｐａｔｅｎ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１（２）：４４１－４６０．Ｄｅ　Ｃｌｉｐｐｅｌ，Ｇ．＆ Ｒ．Ｓｅｒｒａｎｏ（２００８），“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７６（６）：１４１３－１４３６．Ｅｓｔｅｂａｎ，Ｅ．＆ Ａ．Ｄｉｎａｒ（２０１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２５Ｓｅｐｔ，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０６４０－０１２－９６０２－２．Ｆｏｒｏｓ，Ｏ．（２００７），“Ｐｒｉ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１４（１）：８５－９７．Ｇａｌａｓｓｏ，Ａ．（２００８），“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４３（１）：５５８－５７０．Ｃａｒｌｔｏｎ，Ｄ．Ｗ．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ｓｐｏｒｔｓ　ｌｅａｇｕ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１２（１）：２６８－２８８．Ｇｅｎｉｃｏｔ，Ｇ．＆ Ｄ．Ｒａｙ（２００６），“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３１（１）：７１－１００． Ｇ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Ｊ．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Ｔｈｅ　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７（１）：４–１５．Ｇｏｍｅｓ，Ａ．（２００５），“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ａ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７３（４）：１３２９－１３５０．Ｇｏｕｌｄ，Ｅ．Ｄ．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ｍａｌｌ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８７（３）：４１１－４２２．Ｇｒａｊｅｋ，Ｍ．（２０１０），“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２（２）：１３０–１４３Ｈａｎｓｅｎ，Ｚ．Ｋ．＆ Ｇ．Ｄ．Ｌｉｂｅｃａｐ（２００４），“Ｓｍａｌｌ　ｆａｒｍｓ，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ｓｔ　ｂｏｗｌ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１２（３）：６６５－６９４．Ｈｕｌｔｋｒａｎｔｚ，Ｌ．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ｐｅｅｄ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ｔ？Ａ：？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４６（６）：９２６－９３７．Ｌａｎｄｅｏ，Ｃ．Ｍ．＆ Ｋ．Ｅ．Ｓｐｉｅｒ（２００９），“Ｎａｋｅ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９（５）：１８５０－１８７７．Ｌａｎｄｓｍａｎ，Ｖ．＆Ｓ．Ｓｔｒｅｍｅｒｓｃｈ（２０１１），“Ｍｕｌｔｉ－ｈｏｍｉｎｇ　ｉｎ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７５（６）：３９–５４．Ｌａｎｇｉｎｉｅｒ，Ｃ．（２０１１），“Ｐａｔｅｎｔ　ｐｏｏ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４９（４）：１０７０－１０８２．Ｌｉｎ，Ｍ．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８（２）：１７１–２０２．Ｍａｃｈｏ－Ｓｔａｄｌｅｒ，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ｒｐｌｕｓ：Ａｎ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ｌｅｙ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３５（１）：３３９－３５６．Ｍａｙｅｒ，Ｃ．＆ Ｔ．Ｓｉｎａｉ（２００３），“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ａｉ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ｄｅｌａｙ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９３（４）：１１９４－１２１５．ＭｃＱｕｉｌｌｉｎ，Ｂ．（２００９），“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ｈａｐ－ｌｅｙ　ｖａｌｕ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４４（２）：６９６－７２１．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Ｍ．Ｆ．＆ Ａ．Ｓｋｒｚｙｐａｃｚ（２００６），“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９（３）：６２１－６４８．Ｍｏｌｌｅｒ，Ｍ．（２００７），“Ｔｈｅ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３３（１）：４８４－５０３．Ｍｕｒｔｙ，Ｓ．（２０１０），“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ｎｏｎ－ｃｏｎｖｅｘｉｔ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４５（１）：３３１－３５３．Ｐａｒｒｙ，Ｉ．Ｗ．Ｈ．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５（２）：３７３－３９９．Ｐａｓｔｉｎｅ，Ｉ．＆ Ｔ．Ｐａｓｔｉｎｅ（２００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３（３）：９１９－９４３．Ｒｏｃｈｅｔ，Ｊ．Ｃ．＆Ｊ．Ｔｉｒｏｌｅ（２００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４）：９９０－１０２９．Ｒｙｓｍａｎ，Ｍ．（２００９），“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３（３）：１２５–１４３．Ｓａｎｄｈｏｌｍ，Ｗ．Ｈ．（２００５），“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７２（３）：８８５－９１５．Ｓａｎｔｏｒ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Ｐａｔｅｎｔ　ｐｏｏｌｓ　ａｓ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ｔ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５３（１）：１６７－１８３．Ｓｃｏｔｃｈｍｅｒ，Ｓ．（２００５），“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ｒ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ｃｌｕｂ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５（１）：２３５－２５３．Ｓｅｇａｌ，Ｉ．（２００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１１３（２）：１４７－１８１．Ｓｅｇａｌ，Ｉ．＆ Ｍ．Ｄ．Ｗｈｉｎｓｔｏｎ（２０００），“Ｎａｋｅ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０（１）：２９６－３０９．Ｓｅｇａｌ，Ｉ．＆ Ｍ．Ｄ．Ｗｈｉｎｓｔｏｎ（２００３），“Ｒｏｂｕｓ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７１（３）：７５７－７９１．Ｓｕｎ，Ｍ．Ｃ．＆ Ｅ．Ｔｓｅ（２００９），“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ｖｉｅｗ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６（１）：４５－６４．Ｔｉｒｏｌｅ，Ｊ．（２０１０），“Ｆｒｏｍ　Ｐｉｇｏｕ　ｔｏ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７７（２）：６９７－７２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