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对制度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综述基础上，利用 1952～ 2010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以及计量分析方法，认为产权、政府、开放性这三大制度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关键。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推进经济全球化。
关键词:经济增长; 制度; 产权; 政府; 开放性
Property Rights，Government，Free State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Abstract: Institutional factor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Based on the a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t，we can use the time － series data of the 1952 ～ 2010 tosum up through the gray relational analysis method that property rights，government and the free state is the key to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ead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largely need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fun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accelera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institution; property rights; government; free state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0 多年间，中国各项事业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按照 1990 年不变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 1952 ～2010 年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8. 2%。其中，1952 ～1978 年间的 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6. 1%，1978 ～ 2010 年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9. 9%。在进出口方面，全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1950 年的 11 亿美元左右增加至 2010 年的2. 9 万亿美元。在产业结构方面，全国一、二、三产业结构比由 1952 年的 50. 5∶ 20. 9∶ 28. 6 转变为2010 年的 10. 1 ∶ 46. 8 ∶ 43. 1，三大产业结构得到了明显改善。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00 元左右增加至 2010 年的19109 元; 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从最初的 45 元左右增加至 2010 年的 5919 元，城乡恩格尔系数由解放初期的 80% 与 90% 下降至 2010 年的 35. 7% 与41. 1% 。“十二五”及更长时期内，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我们对以往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进行总结，并结合本国的发展实际，探讨本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进而更好地推进改革与发展，逐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制度与经济增长
　　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践，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纳为技术决定、制度决定和其他因素决定三种理论体系。其中，技术决定论包含了以生产力、知识、资源禀赋等作为增长源泉的理论; 制度决定论包含了以制度、社会分工、组织结构等作为增长源泉的理论; 除此以外，我们将以信念、地理、文化等因素作为增长源泉的理论归入其他因素决定论。借鉴韩国等文化传统相关性较强的国家的发展实践，以及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认为其他因素决定论无法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对于制度与技术而言，我们认为两者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方面最终都是边际递减的，关键取决于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的边际效应比较。换句话说，制度与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程度是交替的，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动态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还远没有达到，技术只能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122013 年第 4 期影响，探讨几十年以及更长时期内的经济增长，一国或地区的体制安排则成为着重考虑的因素。在制度因素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产权作为一国或地区体制安排中的基础性制度，并以此解释国家的经济增长。诺思更是在产权理论基础上以信念为枢纽，引申出了产权、国家、意识形态，以此作为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三大基础性因素。另外，奥尔森的“大政府”理论、布坎南的自由主义理论等则更关注于政府本身以及政府与产权的相互制约。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虽然没有直接引入产权概念，但他的所有权概念与产权又具有相通性，或者说，所有权是产权微观概念的宏观解释。林毅夫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本质上属于政府决定论，它同样强调政府本身的重要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产权与政府一直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制度因素探讨中所关注的重点。从另一方面说，结构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也从不同视角得出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以此来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实践，如“二元结构论”、“大推进论”、“贫困循环论”、“经济发展阶段论”、“两缺口理论”等。在这些理论中，他们同样得出了制度因素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只是他们将这种制度因素归因于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并且更加强调工业化以及二元结构转型的重要性。其中，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以“工业化”为节点，认为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依次经历六个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政府都具有相应的社会责任，应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现状选择相应的发展战略，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以“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为节点，把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经济制度以及政府等。受斯密和杨格的影响，杨小凯在《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一文中，利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得出了分工演进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同样强调了工业化以及二元经济转型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对于开放性而言，在多数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均将其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外在变量，即通过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作用。但开放绝不仅仅是对外贸易的发展，它更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体制状态，并通过影响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体制安排作用于劳动分工、资源配置、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为关键的是，开放并不会必然地由政府所内生，也不会必然地被产权所取代。综上所述，本文将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因素归纳为五类，即产权、政府、开放性、工业化、二元经济转型。而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这五类因素并不是同等重要，甚至并没有发挥基础性作用。对于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如何对此作出理解，将直接影响到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 1952 ～2010 年间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一) 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分析为分析产权、政府、开放性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影响程度，本文结合 1952 ～2010 年间的宏观经济数据，首先采用对数据要求不高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测算出上述五类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关联度，经济增长情况( Y) 以中国的实际人均 GDP 表示，为了数据的一致性通过 GDP 平减指数换算为1990 年不变价; 产权指标( P) 结合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以非国有化率表示，结合中国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最终以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来反映; 为了更好地反映激励机制及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政府有效性指标( G) 以市场化收入分配即非国家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反映; 开放性指标( F) 以国家进出口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 工业化指标( I) 以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与非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平均值表示; 二元经济转型( D) 本文用二元对比系数衡量，即通过传统劳动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现代劳动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反映。相关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考虑到在不同时间段各体制因素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差异性，将 1952～ 2010 年划分为 11 个时间段分别进行测算，具体如表 1 所示。表 1 反映出产权、政府、开放性三大体制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关联度较高，而工业化、二元经济转型则相对较小，与我们的理论分析相吻合。在产权、政府、开放性这三类因素中，1952 ～1978 年间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较为突出，这恰好反映了当时政府积极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历史事实; 1979～ 1984 年间即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体制改革在农村推行时，产权与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于体制的影响程度更大; 1985 ～1992 年间当价格双轨制作为一项过渡性制度安排实施时，有计13马利军，李东霖: 产权、政府、开放性与中国经济增长表 1 人均 GDP 与各体制因素的灰色综合关联度时间段灰色综合关联度产权 政府 开放性 工业化 二元经济转型1952 ～ 2010 0. 782 0. 800 0. 742 0. 502 0. 6301952 ～ 1978 0. 798 0. 812 0. 719 0. 504 0. 5681979 ～ 2008 0. 704 0. 721 0. 746 0. 506 0. 6051952 ～ 1957 0. 799 0. 814 0. 716 0. 525 0. 6091958 ～ 1978 0. 763 0. 785 0. 718 0. 557 0. 6631979 ～ 1984 0. 750 0. 767 0. 718 0. 533 0. 6131985 ～ 1992 0. 731 0. 738 0. 743 0. 520 0. 6481979 ～ 1992 0. 733 0. 757 0. 749 0. 512 0. 5891993 ～ 2001 0. 706 0. 713 0. 705 0. 547 0. 6331993 ～ 2010 0. 716 0. 723 0. 721 0. 565 0. 6202002 ～ 2010 0. 707 0. 706 0. 735 0. 652 0. 622注: 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划的商品经济逐渐被接受，国内市场开始逐步放开，开放的体制状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渐趋明显; 1993～ 2010 年间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逐渐增大，产权改革不断进行，并作用于经济发展，开放的体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深远。另外，通过表 1 可以看出，产权作为一国或地区体制安排的基础性因素在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并没有发挥出明显突出于政府与开放的作用，这有待于产权改革的继续深化。另外，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实施的是赶超型的工业化战略，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扩大化、“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以及政府职能的越位，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与产权、开放是相互作用的，传统计划体制下的政府职能越位使得产权、开放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这更凸显了传统计划体制下的无效政府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也说明了产权、政府、开放性必须协调发展及互相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才可持续。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产权、政府、开放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需要做进一步细致的研究。为此我们结合 1978 ～2010 年间的宏观数据对制度与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计量分析。
　　( 二) 改革开放以来的产权、政府、开放性与中国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高速增长中体制改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借助于包含技术的 C—D生产函数对此进行分析。在该函数中，产权( P) 、政府( G) 、开放性( F)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资本、劳动以及技术的产出弹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通过三大体制因素的相互协调起作用。因此，我们在参考刘元春等学者对制度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将 C—D 生产函数扩展为:Y = kα0+ α1lnP + α2lnG + α3lnFLβ0+ β1lnP + β2lnG + β3lnFAγ0+ γ1lnP + γ2lnG + γ3lnF( 1)其中，经济增长 Y 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表示;资本 K 在 2006 年以前的数据采用王瑞泽( 2006) 数据，2007 ～ 2010 年的数据通过指数平滑法得到; 劳动力 L 使用历年就业人数; 技术进步 A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即大部分 R＆D 支出来自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以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科学研究的部分表示。为了数据的一致性，将上述历年数据换算为1990 年不变价①。同时，设资本产出弹性为:α0+ α1lnP + α2lnG + α3lnF ( 2)设劳动产出弹性为:β0+ β1lnP + β2lnG + β3lnF ( 3)设技术产出弹性为:γ0+ γ1lnP + γ2lnG + γ3lnF ( 4)对扩展的 C—D 生产函数取对数后，进行计量回归，得到各参数值如表 2 所示。表 2 1979 ～2010 年的计量回归参数值参数 系数 T 值α0－ 22. 001 － 3. 275α1－ 1. 053 － 1. 294α25. 939 3. 512α30. 218 1. 372β0－ 1. 987 － 1. 976β10. 285 2. 484β20. 143 2. 213β30. 105 3. 261γ049. 933 4. 587γ11. 539 2. 525γ2－ 12. 156 － 4. 730γ3－ 0. 673 － 1. 350通过上述参数值中的 T 值，结合平稳性检验，可以看出该回归结果整体是有效的。通过表 2 中的系数值，得到 1979 ～2010 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本、劳动、技术的产出弹性序列值，如表 3 所示。
　　由各序列弹性值可以看出:( 1) 由产权、政府、开放性引致的资本产出弹性值在 1979 ～ 1993 年间不断上升，尤其是在 1988 ～1993 年间资本产出弹性大于 1。此时，劳动产出弹性值较低，技术产出弹性则更为恶劣，经济增长主要14①在具体数据中，1979 ～ 2006 年间的 K、L、A 采用孙浩在《制度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数据，2007 ～ 2010 年间的资本 K 通过指数平滑法得到，劳动力 L 与技术进步 A 的数据来源于 2008 ～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3 年第 4 期是投资驱动，如何加快技术进步与创新及发挥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还不是当时体制改革的重心。
　　( 2) 1993 ～2000 年间资本产出弹性值不断下降的同时劳动产出弹性不断上升，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技术进步产出弹性的恶化局面得到改善。这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最终被接受，并成为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产权的不断改革及国内国际市场的继续扩大使得民营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开始逐步放开，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从而大大推动了当时的经济增长。
　　( 3) 2001 年以来，资本的产出弹性继续下降及劳动与技术的产出弹性逐渐增大并超过资本产出弹性，尤其是技术产出弹性在中国加入 WTO 后明显上升。这表明随着开放性体制状态的逐渐形成，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促进比较优势的发挥、分工细化、资源优化配置、技术进步等体现出来，而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权利的逐步明晰化又优化了劳动激励机制，增强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加入 WTO 后，中国在加大技术引进力度的同时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自主研发创新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其成果应用于社会各方面，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 4) 由资本、劳动与技术产出弹性值的变化可以发现，以投资带动的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步趋于下降，而以高附加值的劳动、技术为主的服务业、信息产业等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大。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以产权、政府、开放性为基础的体制改革中不断得到优化升级，并作用于经济增长，成为经济绩效得以改善的重要原因。四、产权、政府、开放性与中国经济增长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基础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所有制关系又是核心因素，而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微观实现形式又源自于不同的产权制度所决定的各行为主体间的利益关系，从这方面而言，产权是决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因素。产权明晰经济活动才会更加稳定与持久，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才更为有效，并逐步成为社会主态，进而不断促进一国或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而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如冰岛的发展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孤立的产权制度并不能保证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绩效得到持久改善，只有政府本身在不断改进的同时充分界定产权，真正做到产权明晰，并以政府的合法强制性保障其有效实施，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才会真正实现。结合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发展实践又可以看出，政府本身的特殊性使得其对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双向性。国家只有真正将政府纳入法律的约束下才能表 3 1979 ～2010 年以体制因素计算的各要素产出弹性值时间 资本产出弹性 劳动产出弹性 技术产出弹性1979 0. 662 － 0. 248 1. 1061980 0. 791 － 0. 199 0. 7481981 0. 898 － 0. 163 0. 4591982 － 13. 186 － 0. 502 29. 2871983 0. 925 － 0. 15 0. 381984 0. 806 － 0. 092 0. 4971985 0. 78 － 0. 021 0. 41986 0. 846 0. 012 0. 1991987 0. 958 0. 037 － 0. 0741988 1. 069 0. 061 － 0. 3441989 1. 043 0. 061 － 0. 2911990 1. 051 0. 091 － 0. 3731991 1. 12 0. 115 － 0. 5621992 1. 127 0. 148 － 0. 6411993 1. 245 0. 118 － 0. 8161994 1. 056 0. 245 － 0. 6981995 1. 069 0. 238 － 0. 7071996 0. 946 0. 247 － 0. 4771997 0. 86 0. 259 － 0. 331998 0. 819 0. 241 － 0. 2111999 0. 744 0. 246 － 0. 072000 0. 701 0. 265 － 0. 0292001 0. 5 0. 28 0. 3432002 0. 411 0. 299 0. 4822003 0. 402 0. 324 0. 4432004 0. 352 0. 345 0. 4972005 0. 462 0. 345 0. 282006 0. 371 0. 354 0. 4432007 0. 234 0. 352 0. 7212008 0. 17 0. 345 0. 8652009 0. 174 0. 353 0. 862010 0. 162 0. 372 0. 883
　　从根本上防止政府本身的职能越位，不断弥补市场缺陷，进而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开放经济，固步自封的经济是不可能获得持续稳定发展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证明，无论它们在发展初期的开放状态如何，最终都历史性地选择了开放性经济，封闭经济最终将被历史所淘汰。在开放的体制状态下，产权以及政府本身等一系列体制安排会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或变革，从而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不断细化劳动分工、改善产业结构、促进竞争的有效性，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活动中的各行为主体又会借助于利益导向机制不断拓宽自己的行为选择空间，由区内到区外、由国内到国外，最终实现全球间的要素自由流动; 在不断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更加拓宽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从而形成产权、政府、开放性的良性循环。在这一循环15马利军，李东霖: 产权、政府、开放性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三种因素相互作用但无法取代，三者中任何一种出现滞后或不协调于其他两者，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阻碍甚至停止和倒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能够出现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不断进行的产权改革、逐步的开放自由以及政府的角色转变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中国在“十二五”以及更长一段时期内，若欲继续提升在国际中的竞争力，逐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在以下方面努力。
　　( 1) 继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对体制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可以看出，产权的基础性作用在中国的体制安排中需要进一步巩固。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需要逐步完善基础性生产要素的财产权力，真正做到所有权与使用权、处置权与收益权的协调统一，在缩小不同群体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基础上充分保障所有者的产权收入，进一步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建立更为有效的监督检查机制。
　　( 2) 加强政府职能创新，防止职能越位。中国多年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着眼于未来，中国政府应进一步明确与市场的界限定位，适时调整政府管理方式，由以往注重直接、微观管理逐步向间接、宏观管理方式转变，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与宏观管理水平，着重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将重点放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逐步实现政府管理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此同时，政府本身既要保持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要灵活应对随时变化的外部环境，逐步实现可靠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有效均衡。
　　( 3) 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79 ～ 2010 年间的要素产出弹性序列值中技术进步的产出弹性不断增加，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当今社会的技术进步表现为既要不断加大创新型技术研发的力度，又要实现要素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加快诱致性制度变迁，更大幅度地降低交易费用，努力达到要素自由流动，从而更好地发挥要素比较优势，实现更广更深范围内的规模经济，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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