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西方人口控制论是以误读马尔萨斯人口论为理论基础的，事实上，马尔萨斯并不主张人口控制。但是，无论马尔萨斯人口论还是西方人口控制论，都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马克思从社会有机整体出发，认为以物为根本尺度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无限制地追求资本增长，是世界人口与资源危机的总根源。这一思路对于构建“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总体布局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如何解决增长与非增长的矛盾上，中国传统智慧有可能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马尔萨斯; 马克思; 中国传统智慧; 人口控制; 资源危机
Certain Perspective of The 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Crisis － Longitudinal Argument on Malthus，Marx，and Chinese Traditional Wisdom
Abstract: Western population control theory based on misreading Malthusian population theory，in fact，Mal-thus does not advocate population control. However，no matter Malthusiasts or Western population cybernetics，hasa very strong ideology，never politically neutral. Marx from the organic whole of society，hold that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to the matter as a fundamental scale unrestricted pursuit of capital growth is the main source of theworld population and resource crisis. This line of thought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building “Five in One”of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overall layout. However，on how to resolve thecontradictions of growth and non － growth，the Chinese conventional wisdom may make its own unique contribution.
Key words: Malthus; Marx; Chinese traditional wisdom; population control; resource crisis 
　　一、马尔萨斯解决人口与资源危机问题的视角
　　在西方人口控制论者看来，造成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增长———地球上人太多了，除非人口削减到一定数量，不可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早在 1972 年，罗马俱乐部研究人员就警告人类: 一方面，人口呈指数增长;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导致富人更富，穷人则得到更多的孩子，于是，土地短缺，粮食不足，水土流失，淡水枯竭，不可再生资源被大量消耗……［1］1992 年以 1700 名世界著名科学家名义发表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明确指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导致的自然资源压力抵消了为可持续未来所做的一切努力，人类要想停止对环境的破坏，必须限制人口增长。”［2］
　　今天，控制人口增长以解决资源危机问题，仍是西方媒体的主流观点。
　　人口控制论的理论前提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在西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被简单地归结为这样一句话:“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3］由此出发所能得出的解决当代资源危机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削减人口数量、减少对地球的索取。因此，少生、不生，少增长、不增长，就成了人口控制论者为我们提供的世界发展之路。
　　但是，西方人口控制论者至少在两个方面误读了马尔萨斯:
　　首先，马尔萨斯并不认为世界人口将增长到不可收拾的程度。细读《人口原理》( 1798 年) 就会发现，马尔萨斯所关心的实际上并不是人口问题，而是哲学问题。这个哲学问题的核心是: 人性是可以完善的吗? 18 世纪的欧洲充斥着各种进化思想，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人是可以完善的”观念，1789 年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就是这种人类不断进步的理念，这是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然而贵族阶级却把它当作灾难性的后退。马尔萨斯《人口原理》要说明的是:“如果我们的前提是正确的，则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否定全体人类的可完善性。”［3］这个前提就是人口原理。其逻辑是: 人口增长总比食物的增长速度快得多，每当食物严重短缺的时候，贫困与罪恶就会泛滥，从而大量削减人口，削减之后的人口得到丰足的食物，人口再次快速增长，接下来，贫困与罪恶再次发挥作用，如此循环反复。显然，马尔萨斯旨在发明一条关于人口的生物学定律为他的哲学预设服务。在这个意义上，马尔萨斯根本不相信生命的种子能“挤满几百万个地球”，他说得很清楚: “贫困这一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3］
　　其次，马尔萨斯并不提倡人口控制。把马尔萨斯人口论理解为人口控制论，不仅当代西方学界普遍如此，马尔萨斯同时代人中这样理解的也不少。［4］但是，人口控制并不是马尔萨斯的主张，事实上，马尔萨斯是反对人口控制的。作为牧师的马尔萨斯甚至认为避孕是“不自然的和不道德的”，这一点，早在《人口原理》第一版就说得十分清楚。在《人口原理》第五版，马尔萨斯更明确地说道: “对任何人为的和非自然的人口控制模式，我都一直特别反对。这不仅因为它们是不道德的，而且因为它们消除了工业必要的促进因素。”［4］292
　　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尔萨斯一直强调的观点是:经济要发展，必须以人口增长为前提。马尔萨斯发现，过剩人口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由此产生的生活压力使工人阶级心甘情愿地接受最低工资，这是资本积累所必需的。
　　降低人口出生率以减少资源消耗，这种解决资源危机的思路，不属于马尔萨斯。不过，只有在马尔萨斯之后，人们才在人口与资源问题上展开了持久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 资源危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不断增长的人口对于地区发展究竟有利，还是有害?
　　上世纪 60 年代，丹麦经济学家埃丝特·博斯特拉普( Ester Bosterup) 在《农业增长的条件: 人口压力下的农业变革经济学》( 1965 年) 一书中认为，粮食需求引起人口变量的改变，而不是人口压力推动粮食生产，因此，不断增长的人口并不必然导致土地贫瘠和大饥荒，反而会促进农业繁荣。［5］博斯特拉普的观点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味: ( 1) 成为发展障碍的，不是人口过剩，而是人口不足; ( 2) 贫瘠地区生产力的提高将导致人口出生率自然降低; ( 3) 适当的政策引导能够解决而不是恶化自然资源危机问题。
　　表面上看，博斯特拉普的研究与马尔萨斯完全相左，实则不然。上文表明，马尔萨斯早期人口理论的侧重点是哲学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后，尽管马尔萨斯仍然认为人口增长将带来贫困，但他认为这种贫困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需的。马尔萨斯与博斯特拉普都不主张人为削减人口数量。不同的是，后者并不认为人口增长必然带来贫困，而且生产力的提高将导致人口出生率自然降低而不是相反。
　　西方人口控制论关于更快地降低人口出生率以解决生态危机的思路显然与马尔萨斯不同，也与博斯特拉普不同，但西方人口控制论的思路仍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人口膨胀、资源危机的当代，难道不应该更快地削减地球人口数量吗?是通过人口控制削减人口数量以降低资源消耗，从而赢得良性经济发展，还是通过足够的人口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然后迎来人口出生率的自然降低? 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中国在执行了 30 多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当代西方学界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太多的理论支撑。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人口与资源危机的见解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
　　马克思解决人口与资源危机问题的视角
　　马克思一开始就站在了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的对立面，在他看来，《人口原理》根本就是“一个歌功颂德的小册子”，［6］但是，终其一生，马克思都没有摆脱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与资源危机问题，马尔萨斯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使马克思重视。
　　马克思认为，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但人口对社会的作用性质取决于人口数量与质量是否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适应，人口因素及其作用还取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因此，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去合理地计划人口生产，更要密切联系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去考察人口问题以及人口与资源危机问题。
　　马克思并不否认，当社会对自然环境的改变能力还处在很低阶段时，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口数量确实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存在状态。但是，马克思认为，只要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改变它的自然环境，人口影响就取决于社会关系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纯粹数量。马克思批驳了那种人口增长总比经济增长来得快的观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按照与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而相对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一个存在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口危机的实质并不是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资源危机的实质也不是资源总量的急剧消耗，实际上，二者都是社会危机的反映，是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本身出了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受到当代学者的诸多指责，许多人认为马克思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本身的不合理性，没有认识到自然资源的客观有限姜锡润，杨根龙: 人口与资源危机问题的若干视角性。这是不公允的。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资源无限论者”，他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更多的资源将被开发出来( 如果考虑到马克思的时代背景，这一点本无可指责) 。但是，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源问题不会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瓶颈，相反，马克思极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短缺问题。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不能有效地利用它，所以才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一点也不能浪费。
　　换句话说，马克思看重的，不是自然资源有多少和还剩下多少，而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已有的自然资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不到这一点。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导致资源危机的原因除了资本主义竞争、资本主义私有制、无限度的资本增长的欲求和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应用之外，还主要有两个，一是无法控制的自然条件，一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
　　那么，能不能通过科学技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 答案是否定的。
　　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迅速地增加了物质产量，扩大了已有物质的用途，而且创造出了新的物质材料。［7］按照这样的思路推理，科学技术的发展势必能够解决资源危机问题。当代技术中心论者就是这样看待资源危机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只要科学技术达到足够发达的水平，新的物种、新的资源就会不断涌现，人类的未来十分乐观。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样理解马克思的。但是，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的真实思想被蒙蔽了。马克思确实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在一般意义上，马克思也承认科学技术进步的无限潜力，然而，马克思并不孤立地看待科学技术进步，而是把科学技术放到社会整体层面上进行考察。从作为有机整体的生产过程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工业和农业生产的严重失衡，反而加剧了资源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看到了科学技术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的到来。
　　在马尔萨斯及其信徒发现抽象人口规律的地方，马克思教导人们看到导致人口与资源危机的社会因素。资本主义越发达，资本增长的规模和能力也就越大，人口与资源危机问题也就越严重。解决的根本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走社会联合之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8］928
　　对于陷入究竟是削减人口、控制地球资源消耗，从而赢得良性经济发展，还是通过足够的人口资源促进经济发展，而后迎来人口出生率的自然降低之困局中的当代西方学界来说，马克思在人口与资源危机问题上的见解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人口与资源危机不是单纯的生物学、生态学问题，单纯地调控人口系数解决不了资源危机问题，任何人口与资源危机问题都必然与社会有机整体相关。实质上，以纯粹科学技术自称的西方人口控制论也不是纯粹的科学技术问题，正如加拿大学者安哥斯和布特拉( Ian Angus，Simon Butler) 指出的，两百多年来，人口太多始终意味着穷人太多，而穷人太多又通常意味着非白色人种穷人太多，西方人口控制理论“现在不是而且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9］210
　　我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务必从中汲取智慧。我国人口计划生育理论与西方人口控制论的理论基础根本不同，前者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观，后者则是马尔萨斯主义或新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观。这一点，当年马寅初先生提出他的“新人口论”时就已说得很明白，但仍需不断强调。只有不断强调，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人口观的理论自觉，才能有效地避免把“计划生育”理解为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演化为单纯的“人口数量控制”，才能从社会有机整体层面而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处理人口与资源危机问题，才能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提供足够的理论空间，才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新理念中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中国传统智慧解决人口与资源危机问题的视角
　　近年西方学界开始探索“非增长”的经济模式是否可能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研究，资本的基本逻辑是增长，不增长，就灭亡。正是无限度的资本增长的欲求导致了当今世界的人口危机、资源危机与生态危机。那么，能不能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一种非增长的经济? 加拿大学者维克特教授( Victor) 创制了一个当代经济运行的计算机模型，然后让这个模型发生扭曲，使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包括消费、生产以及人口) 在 2010 年以后逐渐停止增长。为了避免失业，把工作周缩短到四天，从而创造更多的机会。同时调高了对富人的征税，为穷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施行碳税，不鼓励石化燃料的使用，等等。结果如何呢? 在运行几十年后，只有就2013 年第 4 期业率稍微下降( 4%) ，大多数人的生活标准提高了，温室气体排放下降到了远远低于京都协议的水平，经济则达到了一种“停滞”状态。［10］
　　维克特告诉人们，非增长的经济可以实现。但是，维克特并没有回答资本是否以及如何消除了其基本逻辑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一旦实现了非增长的经济，也就意味着消除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那么，消除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之后，世界经济就可以“非增长”了吗? 回答是否定的。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基础上，实现这一基础的前提仍然是经济总量的增长，没有经济总量的增长，最多“均贫富”，而不能“共同富”，更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类似乎陷入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困局。
　　究其实，这是陷入以物为最高诉求的社会发展理念的结果。人口和资源危机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不合理实践所导致的直接恶果，而这种不合理的实践首先是一种在错误观念指导下的实践，而这种错误观念就是以物为根本尺度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追求的是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的占有，从而导致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度的索取，并最终导致了资源危机。从历史和现实看，以物为根本尺度的社会必然存在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张力问题，如何化解这一张力，西方国家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更多可借鉴的东西。相反，倒是中国这个东方国家在长期物质生活水平极低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合理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和现实经验。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儒家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道家的代表人物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自然事物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这种思想反映了农业文明时代，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相对和谐的状态，也表达了中国哲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理想追求，对今天我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人口与资源危机问题仍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以“清末怪杰”著称的辜鸿铭曾讲过这样一件事情。辜鸿铭在张之洞门下作幕僚时有一位好朋友兼同僚、曾任晚清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梁先生告诉辜鸿铭，当他首次被任命为汉口道台时，心中充满着希望，发誓要努力奋斗成为一个达官贵人，穿上饰有红钮扣的华贵官服。当他得到这个官位时非常快乐，这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看重官服，也不是因为从此可以发财，而是他的升迁能使远在广东的母亲感到欣慰和欢喜。［11］儿子的升迁让母亲感到很有面子，正是这种“面子”不仅给母亲带来了欣慰和欢喜，而且也使儿子体验到幸福。这是一种不需要物质就能带来幸福和快乐的心灵生活、情感体验。
　　辜鸿铭进一步指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依靠高尚的情感获得幸福感的生活。但是，追求一种心灵的生活并不是传统中国智慧的特质，一切民族在初级阶段都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中国智慧的特质在于，中国人在过着一种心灵生活的同时还具有一种理性的力量，一种成年人的智慧，二者的结合铸就了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因此，中国人的幸福感决不是纯粹物质的东西所能提供的，相应地，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只要达到心灵和理智的和谐，人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了。
　　一个追求心灵与理智和谐的民族，在其社会进程中必然形成以恬静、幸福、和谐的心境为主要诉求的社会发展理念。这与以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为最高诉求的社会发展观有着本质区别。如果说西方文明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遭遇的一直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发展难题( 中国近代以来也是如此) ，那么，在中国传统智慧面前，这个问题并不存在。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讲求物质财富，中国人对于财富的追求欲望一点也不比西方人差，但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在中国文明中从来没有占核心地位。
　　上世纪 20 年代，罗素曾写过一本书，叫《中国问题》，关注了类似的问题。罗素说，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却比英国人更快乐。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国家的立国之本比我们更宽厚、更慈善的观念。”［12］罗素所谓“更宽厚、更慈善的观念”，实际上就是辜鸿铭说的心灵与理智的和谐。中国人把生活的最终追求定位在心灵的满足上，而不是对物质的拥有和支配上( 尽管拥有和支配物质也是获得心灵满足的一种方式) 。这样的民族不会向大自然提出过分的要求，只能在满足最低物质要求时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一点上，中国智慧又是与马克思相通的: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6］928 －929
　　我们并不主张饿着肚子要面子。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个社会，只要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只要物质财富还不足够丰富，人类就永远不能摆脱物质的束缚，就永远处在物质生产领域姜锡润，杨根龙: 人口与资源危机问题的若干视角这个必然王国。因此，物质的差距需要用物质增长的方式来解决，并最终解决“面子”与幸福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路。［13］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经济仍保持着强劲增长势头。但是，长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人口与自然资源危机问题一如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那样，中国近年也有了切身感受。继续强调无限制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不行的，倡导非增长的经济，也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认为，从以物为根本尺度的社会发展理念中解放出来，强调人的精神尺度，引导人们追求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讲一讲中国精神，是一种有效的致思路向。
　　解决人口与资源危机问题的视角应该是多向度的、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片面的。人口与资源危机是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所造成的直接恶果，而不合理的实践首先是由错误的社会发展观念所指导的。因此，应该破除以物为根本尺度的社会发展理念，强调人的精神尺度，追求人的幸福和精神快乐，保持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合理结构，主张人对物质财富和对自然的适度的合理需求，在人类的合理需求和在自然系统的生态平衡所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有节制的物质能量交换，在实践中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导致人口和资源危机的实践是在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实践。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利益分化和利益对抗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而私有制是它的典型形式。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妨碍人们正确地运用自然规律的。它会导致人的疯狂的物欲、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应用、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缺乏对人口的合理调节，因此，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进行革命，对不合理的社会关系进行改革，以建立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解决人口和资源危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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