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历史梳理的方法，揭示了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处在上升－下降－上升的动态变迁之中。１９世纪初以前，凭借“大国效应”所致的较多赋税收入等条件，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德治”维系的经贸交往圈。１９世纪至２１世纪初的近二个世纪，中国主导的经贸交往圈渐被西方“军政”维系的世界体系所替代，成为“工业西方、农业中国”格局下边缘化角色；同时，利用全球化、比较优势等条件，中国展开了自我重塑的努力，随“中国制造”的崛起，在中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转向了“中国制造、西方符号”。２１世纪初以来，随着综合国力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显现有所作为的大国机遇。今后，中国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和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不但会遇到资源、环境、人口等要素引发的经济结构提升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压力，而且更会遭遇西方各国的干扰和一些新兴国家的挑战。
关键词：经贸交往圈　边缘化　自我重塑　有所作为
　　一、引言
　　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与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密切相关。据麦迪森的估计，中国经济实力不是一开始就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１４００年之前，中国不管在人均产量，还是经济总量都一直领先于世界，之后中国的人均产量虽然开始落后于西方，但经济总量却一直到１８２０年还占据世界总量的３２．９％；随后两个世纪，中国经济实力才全面落后于西方（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０７）。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实力又由“一穷二白”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转变。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必然要求“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十二五规划建议，２０１１）。当然，如何改革才能使国际经济秩序趋向于更加公正合理？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Ａｎｇｅｌ　Ｇｕｒｒｉａ所指出的那样，“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所处的时代时，可能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像中国的崛起那样引人注目。可是，当他们进一步放开历史视野时，他们将看到那不是一个崛起，而是一个复兴”（麦迪森，２００９，“序言”）。由此可见，我们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目前的问题上，还要追溯到引致目前现状的历史缘由深处。“中国今天的根本问题，不能只靠研究当代的情况来了解，还必须历史地去进行探索，也就是还要试图解决那些由于我们时代所需要而提出的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发现那些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冀朝鼎，１９８１，第１页）自然，要合理把握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中的未来格局、正确处理与之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厘清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发展中的地位变迁脉络。
　　“对中外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研究，近年来虽有所发展，但仍显薄弱。”（王建朗）从已有的成果来看，有关中外经济关系的研究明显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在时段上，成果多数属于古代、近代和现当代中的 某个断代领域，通史式研究鲜少。古代中外经济关系研究相对薄弱，成果基本集中在“华夷观”（何芳川、费正清）、朝贡贸易（滨下武志等）；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中外经济关系整体评价与中国近代中外经济关系（汪敬虞），以及与近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有关的领域，如中国国际收支研究（陈争平）、中外贸易研究（武堉干、何炳贤、郑友揆、陈争平等）、中外投资研究（Ｒｅｍｅｒ、吴承明、杜恂诚等）、技术引进（李约瑟、杜石然、郭金斌、林庆元等）、中外旅游业发展（张俐俐）、中外近代化比较（章开沅、桑兵、马敏、朱英等）；现当代中外经济关系则是断代研究中最为丰富的，几乎与新中国相关的重要纪念年份都有相关专题式论著出版与发表。通史式研究很少，且在内容上也没有涉及到有关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变迁，仍然是以贸易、投资、人员交往等内涵分阶段叙述为主（丁长清等）。此外，就是在中国经济通史著作的某个章节中也有所涉及。二是在内容上，已有的研究成果侧重国际关系（何芳川等）、对外关系（马士、张志宏、章开沅、陈尚胜等）等视角，从经济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较少，且还以某一时段，尤其以中西分流之间为主，如《白银资本》（弗兰克）、《大分流》（彭慕兰）、《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华民、张宇燕、文贯中等）。三是在地域上，有关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中地位变迁研究的成果体现在国别或某一地区，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张小明）、中英关系（林庆元等）、中日关系（王洛林等）、中美关系（陶文钊、何兴强等）、中俄关系（黄定天等）。而从区域变迁整体考察的成果很少，且还以西方世界的崛起为主、附带中国的地位变化（樊亢、宋则行等）。由此来看，对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变迁进行长时段、全球化等视角进行系统分析方面尚不充分。本文力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经贸交往圈－边缘化与自我重塑－有所作为”为线索，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深入分析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是如何变化，从中揭示中西经济发展的路径差异。
　　“德治”维系的经贸交往圈
　　对外经济关系的产生，从理论上来说，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国家的产生以及商品生产与交换。事实上，对外经济关系的展开还经历了很长一段非主权国家时代，即氏族社会后期到国家形成之间。伴随各部落的扩张而衍生出部落之间的交往，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一个各部落之间交往的规则，而该规则不论是在部落、还是在现代国家之间都是建构在实力较强者（得势者）的权利、利益与观念为基础上的一个非中性的交往秩序。而受制于所处时代经济基础的差异，实力较强者在对外经济交往秩序中所建规则的维系基础明显不同。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夏朝以后，尤其到商、周时期，各部落之间的交往已经出现了“德治”的痕迹（《尚书·禹贡》）。所谓“德治”，是由弱小部落对势力较强部落文功德化规则的服膺，“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较强部落者的理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军政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即“伐谋不服才伐交，伐交不服才野战，野战不服才攻城”（张木生，２０１１，第２４８页）。因此，对不满规则叛乱部落的挑衅，对方在万不得已才借助于“军政”，而在征服挑衅者后又主要不是依靠军事占领和直接派人治理来维系，仍然是要落败者服从取胜者的“德治”规则和接受“进贡”的条件下继续进行治理。显然，部落之间的经济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德治”化的延伸，由此，我把它们之间的经贸交易活动规则界定为有别于民族国家形成后的世界体系，即“德治”维系。所谓“德治”维系，是指在对外经济交往活动中，主要不是以建立在自身军事政治实力的强迫、征服、威慑基础上，而是以道德约束为主、文化为纽带、非正式制度为表现形式的规则或体系。该规则不是按照生产分工的方式来区分中心与外围国家或地区的，而是以中国在该区域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优势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经贸交往秩序。在这一规则下，中国统治者所追求的并非“经济人”目标，而是一种对华夏的认同感。　　图１　“德治”三角
　　萌芽于部落之间的“德治”规则随春秋战国的争霸活动而推向了高潮，渐趋形成了一个以实力强弱为纽带的权利影响圈。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之后，“德治”内涵在经济等方面获得了进一步扩充，同时该规则也从中国内部扩展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经济交往的秩序。中国的“德治”维系之所以能够从国内延伸到 周边国家和地区，是跟“德治”三角密切相关，即“天下与四夷”的观念、“德治”式的经济交往制度和官方主导的经济交往方式———“厚往薄来”，如图１。
　　从图１来看，“德治”维系对外经济交往格局事实上是在“天下与四夷”观念上展开的，该交往明显存在单向思维，交易双方是平等，即如宋朝的胡安国所指出的那样，“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宋］胡安国）维系“天下与四夷”观念秩序的则是“德治”维系下的非正式制度为表达形式的规则，在该规则下，“天下与四夷”的经济贸易交往形式自然就集中到官方主导下的经济交往上，“厚往薄来”则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隐含条件。而中国之所以可以用“厚往薄来”式的交往方式，是跟中国的大一统、相对封闭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国家财政的“大国效应”等因素密切相关。“统一的帝国，只要能有效地控制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就能使小农经济极其有限的剩余，像涓涓细流汇成大海一样，集中到国家手里，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程念祺，２００６，第１４８页）这样，中国在“德治”规则的往外推广之时，便有可能以优越的文化为纽带、适当借助经济力量规范和约束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经济关系，即中国历代王朝所营造的一种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格局———“德治”维系秩序。在这一秩序下，中外经贸交流在表面上是一视同仁的，实际上，受中外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还存在明显的圈层性差异：一是汉文化圈，即形成中的中国。该圈尽管处在核心地位，但其区域范围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存在一个不断融合和分化的趋势，即在某一历史阶段属于“外”的民族和地区，在另一历史阶段又融合到中华民族之中。反之，一些曾经属于“中”的民族和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会以“外”的面貌出现。（张志宏，１９９０）显然，在每一时期内，该区域的经贸活动尽管是从核心地带往外延伸的，但在这一区域的经贸交往多以区域的“均衡”发展为目标，手段上更多依赖“重农抑末”、商业性调配和移民，而区域内的经济交流则以市场功能的“泛行政化”和民间高利行业不断被纳入到“官办化”的过程表达出来。二是汉文化同化圈，即与邻近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朝鲜、越南、琉球、缅甸，是“德治”体系相对稳定的基本成员。由于这一地区与汉文化圈存在较强的政治、文化联系，因此中国与之交往是建立在“德治”为形式的经济体系之中，以朝贡贸易为主、互市为辅来表达。三是非汉文化圈，即除上述地区以外的区域，主要与中亚、西方各国，尽管也以朝贡贸易为载体，但更多是以非官方的市易形式表现出来。中国与该区域的经济交往不像前面两个区域，较少受到交易规模、来华频率等方面的限制；同时，它们与中国的交往受制于地方官员约束较多，在唐宋时期按照政府规定缴纳一定的税额，而明清时期则受中央政府政策约束较大，往往是一个闭关的区域。
　　在上述三圈的经贸交往中，由中国的核心区域沿着汉文化的亲疏关系往外扩散，形成一个依附在中外政治、文化交往关系上的经贸交流圈。“通过礼仪将外邦‘番王’纳入中华帝国尊卑有序的体制之中，……外邦君主们通常在中国朝中获得一个职衔，中国方面还会赐给他符印在该国公文中使用，而这些公文自然都奉了中国朝廷的正朔。中国的‘天子’对外邦的统治则抱着一种父亲般的关怀态度，确认该国的新主，有时也会发兵帮助外邦抵御外敌，还常常在两国交易中做出让步，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向‘番邦’提供教诲与训诫。”（费正清，２００９，第１５１页）处于中心地位的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德治”归属以制度的形式加以规范，汉化圈对中国的经济交往则是在中国官方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约定的路线和规模进行。在非汉化区域，中国与交往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交易，西方各国希望获得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物品，而中国则渴望获取金银等贵金属。由此来看，三大圈之间的交流基本不是生产要素的交流，而是以物品的流通为主。在汉文化圈内的经济交往，虽然属于国内的范围内，但在历史的演进中却是一个不断被纳入的过程，因此在不同时期区域交往有着不同的方式，基本上却是以地方税收或纳贡的形式往中央集中；在汉化圈的经济交流中，中国尽管掌握着主动规制彼此行为方式的权利，但在实际交往中则多以被动形式表达，由此也决定了中国与它们之间的经济交流往往处于逆差之中；而与非汉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来往，中国基本按照各自所需的目的展开长期拥有了顺差的地位，获取了大量的白银等贵金属。
　　在“德治”维系的经贸交流圈中，通过汉文化圈、汉化圈、非汉化圈的恩威传递，处于核心地位的汉文化圈受到“众星拱月”式的捍卫，但汉文化圈－汉化圈－非汉化圈之间的认同体系并不是建立在条约协定和军事统治基础上，而是依赖儒家道德和文化优越前提的“德治”条件下。由此，该体系的支撑基础是建立在汉文化圈内相对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以“怀柔”方式把中国权利核心的“恩威”传达到外围。三圈之间的互动，促使了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不断把自身在农业经济时代所创造的技术等领先的“资源组合”输送到外围两圈，为后者的社会提升、转型，以至以后的中西分流铺垫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由此，在与中国的经贸交往过程中，中国不但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巨大影响，而且给欧洲也造成了持久、深远的影响。在１７－１８世纪，“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往神驰。”（托克维尔，１９９７，第１９８页）显然，在缺乏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汉文化圈与其他二圈之间地形地势的隔离，确保了中国在与其他二圈之间经贸交流地位的稳定与优越性。然而，伴随中国与非汉文化区域交流的不断扩大，中国“怀柔”的物质基础日益维艰，此时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并没有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新制度以适应新的变化，相反，在国内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等压力下，为了维持长期形成的优越天朝地位和超稳定的“德治”结构，中国不但在经济基础，而且在对外交流等方面都转向了“内敛化”的状态中。
　　然而，中国渐趋“内敛化”的表现，则不断遭遇外围两圈的冲击，冀以扩大经济交往的规模、频率和范围，但对于以农业收入为核心的财政体系显然无法满足外来国家不断扩大交往规模的欲望。自然，中国对外来的不满便实行了强有力的压制，这种方式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国内以农业赋税为核心的经济基础，加大了政府与下层民众的矛盾。因此，当西方国家的势力直接触及中国“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之际，在天朝上国、地大物博思想等约束性条件下，长期处在中外经济关系中心地位的明清王朝，为了维持“德治”的超稳定结构和长期形成的优越地位，便对新来者实行了相对隔离的政策，由此也逐渐疏远和隔绝了与西方国家的交往。这是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与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内在矛盾的必然结局，显示出当中外经济关系的地域由中国在亚洲扩展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困境。
　　世界体系对“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的替代　　
   “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下的中外经贸交往范围的扩散与收缩基本与中国赋税体系等要素密切相关，自然在缺乏现代赋税制度的条件下，中外经济交往格局难以持续扩展，反而呈现以政治为核心的周期性波动趋向。在此过程中，处在经贸交往圈中心地位的中国历代官僚阶层，由于长期缺乏周边国家或地区强有力的竞争，在中国内部难以产生一个制度“竞争择优”的机制以推动国内制度的优化，自然他们会不断地强化官僚统治的格局，努力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和社会的稳定趋势，以巩固和强化自身利益不受损失。而长期的超稳定格局，进一步使官僚阶层陷入到一种虚幻的优势陷阱中，对外来的新生事物和外部的冲击力量则以“奇技淫巧”等观念加以蔑视，甚至当它们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之际，一开始他们还可以进行积极反击和主动探索。面对１６世纪以来国内人地紧张、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等局面，明政府一方面大力压制汉文化圈内的经济商品化行为，对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派出大量的税吏，苛之以重税；另一方面则还精心组织了以郑和为核心的远洋船队，试图通过政府为动力的海外航行以宣威海外及兼寻海外的金、银等贵金属，结果是政府先后花费巨额费用、航行七次，遍及南洋各地，远达红海沿岸和非洲西海岸，虽然部分达到了扬威海外的目的，但没有找到政府所需的贵金属，同时还导致了国内铜钱等的大量外流，“永乐年间每年遣内官到外国和西北买马收货，每次带出铜钱几千万”（彭信威，２００７，第５００页）。自然，国内钱荒现状与海外探索而毫无所获的困惑，以及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赋税体系与国内军政开支剧增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政府中止对外航行的活动就水到渠成。之后，为了维持国内稳定和统治利益，明清王朝被迫把新来者日益阻隔在国门之外，对于拒绝融入中国文化或不按照中国礼仪行事的行为，中国直接加以排斥。
　　随着１４５３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君士坦丁堡的占据，则标志着中西方之间长期经贸交往格局的中断。自然，对东方物品产生依赖或偏好的西方世界不得不另外寻找通道以获取“东方的物品”。“寻找物品”的动机却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以及由此也意外地“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新市场。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西方国家对此所采取的策略并非一致的，一些国家因对外扩张获取了大量的金银等贵金属而通过寻找转运贸易来满足意外市场需求，而一些国家则从“寻找物品”转向“寻找自身制造”，并渐趋改变了中西之间的传统经贸格局，使东方在西方长期“寻找”的格局变迁中陷入到西方按照自身利益所构建的世界体系之中。在这一激烈变幻的进程中，针对 西方势力日益深入中国的局势，明清政府如果继续采取传统方式处理与西方不断变幻的交往关系则难以适应，为此，中国逐步选择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推行封闭措施以保障自身的优越性。在这一转变之际，中国尽管仍然能够依靠自身长期积累的优势以维护经贸交往圈的主导性地位，但长期采取隔绝的措施则造成中国与西方差距开始拉大，在西方向现代化迈进之时，中国日益落后，最终在西方以现代赋税制度为基础的“军政”维系的世界体系面前，沦为边缘化的角色。所谓“军政”维系的世界体系就是以军事政治强权为支撑、经济实力为纽带，按照西方国家的比较利益优势原则分工的，并以西方国家内部法律延伸为约束的、契约型为主、正式制度为表现形式的经济交往秩序。该秩序明显不具有中性特征，西方国家在国际生产分工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实际建立在西方军政“三角”（如图２）基础上。战争则是西方社会演变的主旋律，形式上渐趋以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依托，按照西方的比较利益优势原则强加给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人为构建起一个中心－外围的经贸交易秩序。　　图２　军政三角变动图
　　图２表明西方崛起的前提是军事政治强权，政府日益成为军事力量的核心或载体，通过对外战争或掠夺占有了广大的殖民地（土地瓜分完后，则转向对市场、资源等瓜分），拓展市场并控制经济，从而不但在地理上成功地实现了克服西方各国内部资源等不足所引致的探索范围有限的条件，满足了自身资源不足的新机会，而且还额外地创造了强大的军政需求和广阔的海外市场。市场的拓展，不但直接推动了西方内部的技术、贸易创新以满足来自不断扩大的地域和市场需求，而且还完全改变了西方国内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使它们由长期产品短缺（相对于东方的贸易而言）而努力对外寻找商品的动力转向了寻找内部生产物品以满足外来市场的需求。伴随西方各国由消费者向制造者和贸易者角色的转换，为了保障贸易和商业等方面的“畅通”、对外部市场的独占，获取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的供应和销售产品的市场准入，西方各国必然更进一步强化“军政”实力和制度创新，以确保自身利益的安全和对外经贸活动的垄断、控制。如此循环演进，就构建起一个不同于中国“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的交易格局。
　　这一过程，“西方的学术，西方的心理，西方的制度建设，乃至一切都离不开其赫赫武功”（张木生，２０１１，第１９７页），“强大和集中化的国家对欧洲核心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可缺少的，而哪些能发展成强国，哪些却发展为较弱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绝对）是对国与国之间军备竞赛的反应所带来的后果，而非因为既有的经济条件。”（琳达·维斯，２００９，第１３页）显然，西方的崛起是完全不同于中国“德治”维系下的自然延伸，而是借助“军政”手段主动往外扩展来实现的。“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０９，第２８页）以殖民扩张方式不但获得了自身土地无法承载的各种原材料，而且还在新大陆获得了大量的贵金属。把贵金属向中东和东南亚、印度、中国等地的输出，换回了大量的香料、棉花和棉制品、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从而降低对欧洲土地密集产品的依赖，避免了“马尔萨斯陷阱”，节约了大量的土地；同时，对外扩张还为西方各国制造了一个庞大的海外市场。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它们不得不深化内部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创新。这不但扫清了经济发展的障碍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且还进一步加强了“军政”实力和对外部世界扩张的欲望，并使外围越来越依附于它们。然而，这一变化并没有改变欧洲政治中心多样化的格局，“同时存在许多相互竞争的国家，其中，每一个国家都因实力所限，不可能产生进行帝国战争的梦想，同时，也都害怕来自其他国家的经济和军事竞争，不敢对本国人民的财富妄加征敛。”（内森·罗森堡，２００９，第１１２页）这一局面，一方面促进了欧洲内部各国的制度性创新，以确保自身的优越性而不至于被别国所替代；另一方面则更加依附外围的扩展，以消化国内创新和扩展所造成的成本。凭借此种“军政”实力，英国等西方国家渐趋构建起一个与中国“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规则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改变了全世界的经贸交流方式，使世界分化为中心－外围模式，“国家间的竞争和军事财政间接帮助了促进海外人口在新大陆的重新定居，并帮助把移民安置在一种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他们（不像，比方说，中国边疆地区的移民）会发现很难从一 种 输 出 品 的 集 中 生 产 中 转 移。”（彭 慕 兰，２００３，第２４８页）
　　与此相反，中国历朝所推行的“德治”维系，基本以“文化”为纽带，实行均衡的稳定发展模式。“清政府鼓励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和手工业发展，不仅是作为一种文化观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作为一种使能够可靠纳税的富裕民户数量最大化的手段。”（彭慕兰，２００３，第２３４页）原先依靠经验而促动的领先世界的技术发明，在西方以试验为基础的科技创新中日渐衰落下去。为了推销日益增多的工业制成品，西方国家急剧扩张自己的海外势力范围，中国也就从早期西方寻找商品的对象日益转变成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工业原材料的来源地。“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法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马克思，１９７３）最终，英国借助清政府禁烟的口实，在１８４０年后凭借“军政”手段撕开了中国的大门，而１８４２年《江宁条约》的签订更是标志着中国开始陷入被边缘化的漩涡。伴随中国被西方边缘化的过程，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中的中心内核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中国占优的经济关系，在经过两个多世纪的过渡后，到１８８３年左右开始完全卷入到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之中。在这一体系下，西方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借助“军政”实力，把各种工业制品输送到中国。在此过程中，西方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利益和对产品的需求，一旦遇阻，就借用“军政”手段进一步冲击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的经济结构以之适应西方经济发展轨迹，同时，为了满足西方工业化需求，更是把西方各国所需的原材料从中国输往西方；而中国内部则根据受西方冲击的程度，形成了一个国内的“中心－边缘”区与西方的世界体系相交结。在此交往网络中，中西交流分工明显：西方从事附加值高的工业制造和加工，中方则为西方提供加工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即“工业西方、农业中国”的格局，同时，承担西方工业品的消费场所。中西方之间的上述分配格局，决定了西方能够在很长时间内控制产品市场价格和要素市场价格。在两大体系的交流中，西方各国凭借“军政”实力不但掌握了世界市场的定价权，而且按照自身利益诉求逐步确定了与中国经济交往的规则和内涵。同时，西方还依靠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控制了中国国内的商品流通网络。在此之间，中外经济关系完全显示出以农业经济为支撑的中国在西方诸国进入到工业化之后很快就被边缘化，成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交往秩序中，中国仅仅充当了西方列强的机制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集散地的功能，获取要素“红利”中的极其微小的漏出部分，西方则不仅获取了非对等性规则下的制度“红利”，而且还占有了要素加工、产品流通的“红利”。
　　自我重塑的艰难历程
　　伴随“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的主导地位向“军政”维系的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化转化，中国内部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一些仁人志士展开了一场自我重塑的努力，以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所谓自我重塑，就是指渐趋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外围的中国，通过自身内部的“追赶”努力以寻找和营造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崛起之路，促成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重新接近或回到国际经济舞台之中，剔除西方所强加于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款，成为国际经济交往秩序的参与者和制定者。自我重塑的努力活动过程，中国既是一个不断“纳入”到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被动参与者和遵守者的进程，也是逐步改善或改变被动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角色、重新回到或主动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设计和制定者行列，最终实现公平、公正、平等地享受制度红利的目标过程。这不但体现在以西化为核心的强国探索活动，而且也认识到现代化是经济实现飞跃的必由之路。经济要现代化，工业化则是其必要条件。丧失经贸交往圈地位、成为西方世界一个被动组成部分的中国，要想走上工业化之路，必然无法像西方那样借助海外之地以转嫁工业化的成本和国内矛盾、获取工业化所需资金等要素，只能通过如下两种途径：一是向国外输送农副产品等原材料以获取资金或引进外国资本，二是把农业积累（包括民间储蓄）转化成工业化资金。前一种途径，在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中国长期处在入超之中（郑友揆，１９８４），不但无法像日本那样通过出口来获取外汇以引进工业化所需的技术、机器设备和短缺的原料，反而消耗了大量来自劳工出国所取得的侨汇和出口各种农副产品的宝贵外汇，助长了城市的消费和城市的超前发展，制约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与土地的分离。而来自国外的投资，则大多投向了财政收支短绌的历届政府，很大程度上挤出了私人投资。同时，外资在华设立的各种企业凭借在华的特权，极大地躲避了中国政府法律等干扰，在制度真空中往往获取了巨额利润，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中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本以附股等形式流向外资企业，这不但助长了外资企业对中国企业的压制，而且还促使外资企业以利润等形式向国外的转移，加剧了中国工业化资本的短缺程度；后一途径，则受中国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影响，在皇权等制度性条件的约束下，无法为企业提供足够资本，故近代中国的工业资金积累主要来自那些买办、军阀、官僚，以及受内地动乱等因素影响而移入城市租界的地主等人的资金，这些尽管也曾在一战后给中国工业的发展带来短暂的黄金发展期，建立起一些富有影响力的企业集团，但好景不长，很快就在南京国民政府官僚化及抗战所约束而萎缩。
　　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偏向某一集团。当然，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基本是围绕工业化的路线展开的：新中国建立初期，制定了重工业发展战略，但在缺乏国外资金支持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认清国内外条件的基础上，制定了“三大改造”、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等策略，把农村地区的粮食、资金等各种生产要素剩余成功转向了工业的发展，建立起一批种类齐全的重化工业，但导致二元结构体制的形成和延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重工业化策略的逐渐完成，中央逐步确立了改革开放策略，大力推进以“民生”为核心的地方工业化步伐。在自我重塑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给予了外资超国民待遇、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势，以及土地、劳动力成本低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条件和沿海、沿江地区的区位优势，引致了西方很多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为特征的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由此造成西方国家的产业升级，实体性企业出现“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空洞化趋向，促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向全球化经营转化，扩张成众多的跨国公司，成为今后左右中国企业的载体，使西方国家原先形成的“工业西方、农业中国”经济交往规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时，西方各国技术、资金、品牌和销售渠道等广义生产要素向中国输出所产生的中国“制造工厂”的局面，中国开始替代发达国家早先形成的大多数传统产品的输出地位，转向西方各国输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以及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中外经济交往格局的变化，中国虽然以要素“红利”的方式换得经济的崛起，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但中国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预支环境和透支人口、资源、能源等要素“红利”基础上的结果，而以出口为导向的对外经济交往尽管获取了大量外汇，但我国的经济结构却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之中。西方则凭借中西交往的国际经济交往规则，长期获取制度性“红利”。如此格局，中国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长期维持极低的劳动力价格、环境污染恶化、资源能源严重消耗等，使中国实体经济难以实现长期持续发展，同时，从对外贸易中获取的外汇，则因受美、日、欧盟等发达国家某些服务、高技术等产品输出限制和禁运约束，大多数不得不以外汇再投资的方式流向欧美，反而成为它们资本市场上的低成本资金来源，并以此为基础反向购买中国企业的权益股份，从而达到操纵和控制中国实体经济的目的。由此可见，在自我重塑的过程中，中国虽然渐趋改变了边缘化中形成的“工业西方、农业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格局，形成了“中国制造、西方符号”的国际经济局面，但处于债权国地位的中国并没有改善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仍然被排除在制度“红利”的享受者中，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债权也无法形成对他们经济的制约，反而成为它们维持霸权的低成本资金来源基础。五、重构国际经济秩序的策略选择２１世纪以来，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的初步完成，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也日益提升，积极参与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行动之中。毕竟，按照西方标准构建的旧国际经济秩序是以西方国家利益为依托，由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不平等交易为依托的国际交换体系、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体系组成。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该体系尽管在世界各国经济力量、政治条件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出现了不断改善的趋向，但该体系的不平等、不公正、非对称等内涵则远远没有消除，给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伤害、损失和灾难。显然，旧秩序的规则与中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上的日益上升不相吻合，要求重构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西方各国制造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转移，造就了各国内部的工业化生产力体系不完整：发达国家某些制造业的转移，以及它对国际能源供应和市场的依赖，使其国内经济生活必须依靠全世界的生产活动来维系；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往“两头在外”，其经济发展也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科技、资本和市场，同时也依赖其他发展中国家。”（鲁品越，２００２）世界各国内部的生产、贸易等经济活动的相互依存格局，促成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性主题，但受国际经济秩序控制和主导权的分配差异影响，现实世界并不和谐，各种矛盾仍将在一定条件、范围内激化，与世界经济相关的种种危机事件仍不断发生，如２００７年以来的美国次贷危机尚未完全复苏，欧债危机又接踵而来；美国债务上限争论所引发的美国债信下调，又引发了全球股市危机……，如此种种，看似与中国经济无直接关联的事件，但它们所引发的危机却以“蝴蝶效应”般震撼中国的经济，吞噬我们长期所积累的财富，严重危及我们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自然会随自身经济地位的提升和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话语权的增强，要求改变过去那种以西方利益为核心构建的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一个相对合理、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维护自身利益，推动世界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维护与改变的困境，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提升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机遇，但也会遇到来自西方各国的干扰和新兴国家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复兴尽管是在和平条件下的自我重塑，但中国经济力量的提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旧有均衡态势。此种格局，必然会影响到西方构建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某种程度的“担忧”。显然，中国经济的复兴不但会引起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器物”层面的摩擦，而且还会引致制度、观念等层面的多维冲突和摩擦。同时，中国经济的复兴又是在被西方边缘化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自我重塑来实现，自然中国经济的复兴是无法依靠西方国家的施舍，而是必须依靠自身独立自主的力量来完成的。然而，当前中国的和平崛起无法离开世界，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又必然会受到自身资源禀赋、国际已有的经济秩序和中国的发展模式的制约。在此条件下，中国要想构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必然完全不同于已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所谓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指在必要的软硬实力支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按照“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推己及人”的大爱胸怀为基础，以“和谐共赢”为目标，通过对话、合作等方式处理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金融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交往规则。在这一规则下，我们必须舍弃西方式的“军政”思维、随意干预别国内政和独立主权，努力实现和谐共赢的经贸交往目标，世界各国以自身经济发展条件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沿用“共同而有区别”的方式承担相应的交往成本，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经过“和平与发展”路径实现经济复兴的中国，自然，对今后所谋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可能建立在不断修正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基础上。“欧洲，接着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侵略成性的扩张主义者，它们的触角遍及世界；而中国的发展不过限于她所在的大陆，尽管在全球化时代，这种状况会发生改变，但没有什么理由认定中国会成为“西方二号”。（马丁·雅克，２０１０，第３４３页）中国所设想的国际经济秩序应该是按照中国自己的利益、历史和现实环境，兼顾国际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来规范经济贸易交往规则下渐趋形成的。也就是说，上述所定义的国际经济交往规则不是按照西方“军政”维系的世界体系来划分彼此的经济利益，而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彼此和谐共赢的经贸交往规则或秩序。具体来说，中国未来的目标可以按如下方式来表达：一方面，中国可以凭借日益成熟的“循环经济”，增强产能扩展中绿色、环保导向，逐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形成一个以较高环保标准、极低污染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核心，良好物质生态循环支撑的可持续经济实体；同时，对“自我重塑”过程中形成的、以经济为导向的发展之路中出现的不良人文环境加以改善，构建一个以人的良好生态可持续的软实力体。这样，我国不但能够渐趋克服现代化探索过程中造成的环境、资源、能源等物质生态环境和诚信等人文环境的不可持续问题，实现由量到质的转化，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或发展模式转向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之中；而且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提升的过程，把改革开放初推行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为“共同富裕”，只有民众富裕了、具备足够购买力，才能扩大内需，真正实现内需导向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替代，减少对外的依赖和降低外部风险的影响。在突出发展战略性行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中，渐趋掌握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行业或产业核心技术、管理、品牌、市场网络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各种创新性条件，达到改变与发达国家的经常贸易账户内容，以出口中形成的外汇为依托，通过主权基金、采购外交等手段，掌握和控制发达国家的某些大型企业，借助中西政治权利差异实现制度上的“经济换政治”目的；同时，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人民币贸易结算全国推行的基础上，扩大中外经济交流中本国货币贸易结算范围，以降低对发达国家主权货币的依赖，减少当前汇率制度造成的损失。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在开展与发达国家建立高新技术合作区、国内推行“市场换技术”的时机，力争把人民币与技术、采购外交等标的物挂钩以降低目前单纯外汇再投资的方式，促成中国在资本市场中全球性投融资中心的形成。另一方面，经过“走出去”、对外援助等方式，特别是利用渐趋扩大、成熟的国内市场和在实体经济中的核心要素的占有条件，中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流中渐趋择取一条错位竞争的路径，实践上形成一个与中国紧密相连的互利的经济发展网络；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让人民币与资源和能源产品的价格、对外援助等方式相挂钩，渐趋使人民币在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中形成事实上的货币媒介，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以中国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兼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和谐发展为依托基础上构建的对外经济交往网络，将彻底改变自我重塑中形成的经济交往格局，把建立在要素“红利”基础的交往格局转变为制度“红利”的基础之上。上述中外经济交往网络的构建还会遭遇巨大阻力，也会产生众多的误解或误读，但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无法阻挡的进程，同时，在这一进程中，西方维持了几个世纪之久的“军政”维系的世界体系仍然会干扰、阻碍中国“和谐共赢”的发展模式。当然，为了减少阻力，我们可以利用现有条件和机会，采取分步推进的策略以最终达到上述目标：一是促成现有国际体系的变革，提高中国在现有国际经济机构中的影响力和执行力，使现有国际机构的决策更加透明、公正化，渐趋消除早期“军政”主义色彩和现实执行中所附带的各种不公平的条款。针对近年来西方各国加大对我国产品的干预和阻碍，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ＷＴＯ的条款展开“有利、有节、有理”的抗争，以维护自身的正当经济利益。二是有步骤地推进区域性经济集团建设，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这一过程，不但要完善与现有的区域经济集团的关系，如提升与东南亚自贸区、亚太经合组织（ＯＰＥＣ）的关系；而且加快参与新的区域经济集团的构建，如把“上海合作组织”渐进变为自贸区、推进中日韩的自贸区建设，并在条件适宜时进一步扩充为东北亚自贸区、扩充和提升“金砖五国”（ＢＲＩＣＳ）的合作领域和空间。三是在中国产业进入全球消费品市场低端的前提下，我国企业可以利用“走出去”的机遇，首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建立相关企业、行业的生产子公司，以在市场、技术等层面形成对中国的依赖和降低来自低端产业同构化所引发的争端；接着渐次打开和占有发达国家中低端市场基础上，稳步迈入高端市场。四是大力提升以中国文化为载体的软实力体系，积极、主动地向外界阐明中国所主张的“和谐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内涵，避免给外界造成误解，真正使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透明化。五是加快和深化国内经济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尽快由要素型向效率型、创新型方式转换，提升经济结构，有重点、有目标地打造一批具有国际比较优势、掌握核心技术前沿的新兴产业，以此形成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和主导型的行业，同时，在影响巨大的传统产业中，充分利用我国的规模经济、庞大市场等有利条件，促进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以带动我国在这些行业中的研发和技术水平。六是不断加快中国国内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真正提升广大民众的购买力，突出中国市场的国际性特征。显然，通过这些措施，不管今后如何变化，该网络终将会在中国不断增加世界责任的事实中得到世人的认可。我们在转变交往格局时，力争享受制度红利的同时，也承担与此对应的责任。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轨迹。１９世纪初以前，中国从最初的发源地中原地区开始，按照文化扩散和民族融合等方式，沿着农业经济发散的区域逐步形成了“德治”维系的经贸交往圈。在这一区位中，中国在中外经贸交往活动上虽然处在主导性地位，按照中国对外交往需求特征决定着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但对外经贸交往行为事实上仅仅是作为政治、外交的一个依附，中国长期所谋求的是政治红利而非经济红利。明清之后，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加深，受早期中外经济关系中的超稳定体系和以农业为条件的经济基础约束，在随后的几百年中逐渐被以工业为经济基础的西方世界体系所边缘化。中国不得不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来决定中外经济交往的内容，即使在中国展开自我重塑努力之时，中国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在中外经济交往活动中依然延续了边缘化中的角色，在整个国际经济交往中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在世界上话语权的日益增强，中国开始具有重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机遇，自然而然，中国在中外经济交流中的角色也开始呈现向某些主导性变化，自主地展开了重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策略选择。从这一变迁过程来看，该过程不但说明了“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俞可平，１９９８，总序）而且更加充分地证实了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必须具备强大的、以经济实力为支撑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而过去中国建立在“德治”等软实力基础维系的经贸交往圈，因为缺乏足够稳定、强大的经济实力而只能是在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存在的特殊产物。当前，针对我国经济实力提升所引发的中国是“中等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大国的争论，我们必须从中国国情和国内外环境出发，“……时刻注意经济发展的趋势、动向和存在的问题。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不管外界‘捧杀’我们，还是‘棒杀’、唱衰我们，我们都要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且要走好走稳。”（温家宝）我们既要按照自身利益来改善中外经济交往中的规则，向世界宣示“和谐共赢”的理念，更要注重自己经济发展中的可持续道路，形成一个建构在强大软、硬实力基础上、相对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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