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对中国以低消费、高储蓄为特点的经济结构失衡提出了一个理论解释。在政治锦标赛的框架下，地方政府成为生产型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表现为更偏好于投资生产性的公共品，挤压其他非生产性但和民生福利紧密相关的支出项目。生产型政府一方面会加大自身部门的储蓄( 投资) 倾向，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性公共品对企业部门形成补贴，从而会进一步加大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以及企业部门的再投资倾向，最终导致低消费和高储蓄的经济结构。当国内储蓄率增长过快而国内投资因为金融抑制和投资回报率下降等原因无法跟上时，国内就会形成净储蓄，即经常账户盈余。
关 键 词 地方政府 政治锦标赛 结构失衡
　　一 引言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 GDP 年均增长率超过 9% ( 国家统计局，2011) ，但是，自 2000 年以来，中国遇上了结构失衡的问题。学术界已经对中国结构失衡的原因提出了一些解释，本文则试图从地方政府竞争这一角度来解释中国结构失衡的三个方面: ( 1) 国民储蓄率上升; ( 2) 企业和政府储蓄率上升; ( 3) 净储蓄( 经常项目盈余) 上升。
　　中国政府体制的一大特征是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政治锦标赛( 周黎安，2004、 2007; Xu，2011) ，其核心是 GDP 的竞争。在政治锦标赛下，地方政府演变为“生产型政府”，即重生产、轻分配的政府。表现在支出结构上，就是偏向于投资生产性的公共品，挤压其他非生产性但和民生福利紧密相关的支出项目。这样的支出结构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和就业，但是也导致企业利润的增加速度大于劳动收入的增加速度，其直接影响就是增大了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而减小了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进一步，企业部门在此基础上会对“生产型政府”未来的生产型公共品投资做出期望估计，从而愿意拿出更大部分的生产增加值用于资本再形成。这样，一方面企业部门生产增加值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企业部门储蓄倾向( 即企业储蓄/企业部门生产增加值) 也会提高，从而导致企业部门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提高。①在可支配收入份额降低的条件下，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就会下降，且居民储蓄占国民总储蓄的比例也会下降。最后，政府部门会在政绩激励下加大自身投资或者通过资本转移直接补贴企业部门投资，导致政府部门储蓄倾向加大，在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不变的条件下就会导致政府储蓄率提高，而政府收入份额的加大只会进一步提高政府储蓄率。
　　本文在一个世代交叠( 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OLG) 模型中加入地方政府间政治锦标赛这一因素来刻画上述过程，并得出主要结论: 随着政治锦标赛激励的加强，国内生产总值会增加，居民部门储蓄率会降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各自的储蓄率都会提高，且国民总储蓄率会提高，国民总消费率会降低; 另外，当政治激励导致国民储蓄率足够高时，金融摩擦和资本边际回报下降会导致投资增速无法跟上储蓄增速，这样就会出现净储蓄即经常账户盈余，且净储蓄会随着政治激励强度加大而提高。在现实中，“生产型政府”的表现非常明显，尤其以地方政府为甚。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地方政府往往采取各种措施和政策吸引企业落户和投资。政府首长更像是地方经济的 CEO，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招商引资，而不是为当地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了吸引资金、鼓励生产，地方政府往往会对生产者开出一系列优惠条件，如在基础设施方面做到“三通一平”、“七通一平”甚至“九通一平”; 再如税收优惠、地方银行配套贷款、帮助招聘工人等等。政府的这些行为，事实上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公共品提供的范畴，使得地方政府变成了“生产型政府”。张军等( 2007) 、方红生和张军( 2009)就通过检验得到结论: 中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的标尺竞争导致其在财政支出方面更加热衷于基础建设和生产型投资，反而偏离了公共财政型政府的本质。
　　从全国的数据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生产型政府”的表现。首先是政府财政收入和 支出的增速长期超过经济总量增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总收入和支出分别从 1994 年的 0． 52、0． 58 万亿元上升到 2009 年的 6． 85、7． 63 万亿元，其名义值增长约 12 倍，年均增速为 18． 6%。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值从 4． 8万亿元上升至34． 3 万亿元，上升幅度约为6． 1 倍，年均增速为14． 0%。其次是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体现为地方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支出的上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全国各地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出的增速超过了财政支出增速约2 个百分点，而这已经是建立在全国财政支出增速超过 GDP 增速 4． 6 个百分点的基础之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 1994 年的 9． 2% 下降至 2003 年的最低点 7． 1%，此后虽然有所回升，但在 2006 年也仅回升到 7． 9%。
　　文献中对于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现象的解释大体可以分成以下三类:
　　第一类认为，中国的结构失衡是人口和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姚洋( Yao，2011)认为，中国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了人口的双转型，即劳动人口占比的增加和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由此造就了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了企业利润，增加了出口，同时也抑制了消费。与此相关联，Feenstra 等( 1999) 认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社会保险的低覆盖率促发了国内居民高储蓄率，从而导致经常账户盈余。李稻葵等( 2009) 则从中国工业化发展角度来解释国内低消费率。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是农业占比随着工业化加深而下降，工业占比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所以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劳动报酬占 GDP 比例会随时间呈现出 U 型变化。这个规律也适用于国内总消费水平。白重恩和钱震杰( 2009) 通过对 1995 ～ 2003 年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进一步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产业结构变化降低了这一期间全国劳动收入份额。
　　第二类从金融抑制的角度解释中国的内外失衡。Song 等( 2011) 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所有制偏好，国有企业虽然效率低于民营企业，但只有他们可以得到银行贷款。可是，国有企业无法吸纳全部储蓄，中国因此出现净储蓄。徐建炜和姚洋( 2010) 把金融业纳入比较优势的分析范围，它们的经验研究表明，中国相对于美国的金融比较劣势( 或制造业比较优势) 可以解释 1990 年以来中国对主要欧美国家贸易盈余的 17%。
　　第三类从政府对经济的扭曲角度给出了解释。Huang 和 Tao( 2010) 认为，中国商品市场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但是要素市场( 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环境、能源) 存在很 大程度的价格扭曲，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并最终导致了内外部经济失衡。Yu( 2007) 认为中国政府鼓励出口的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汇率控制和出口退税等等，是导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重要原因。李扬和殷剑峰( 2007) 在对中国 1992 ～ 2003年间资金流量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中国国民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应该归结于政府和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上升; 政府对于企业的各种补助是造成企业利润率和再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政府直接投资水平的上升以及对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再调整的忽视，一起造成了政府储蓄率的上升。Chen 和 Yao( 2011) 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居民消费占 GDP 比例的影响，发现两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以上三类解释在逻辑上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互为补充。它们虽然都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是又都有所不足。人口双转型可以解释中国居民和企业储蓄的上升，但是不能解释政府储蓄为什么很大。工业化进程虽然可以得到劳动收入占 GDP 比例的 U 型规律，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消费率会如此之低( 日本和韩国虽然也出现过 U 型规律，但他们在最低点的消费率仍然高于中国目前的消费率) ，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企业和政府储蓄率会呈稳定上升趋势。汇率低估和鼓励出口政策虽然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却无法解释内部结构失衡。最后，要素价格扭曲理论无法推导出企业和政府储蓄持续上升的结论。从传承关系来看，本文是对第三类文献的完善。具体而言，我们的工作对现有文献做出下面两项贡献: 首先，我们给出了政府经济扭曲政策的一个成因，并同时解释了国民储蓄率、企业和政府储蓄率以及净储蓄率三者的上升。其次，我们发展了政治锦标赛的理论，发现了它对经济的扭曲作用。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 在第二部分，我们通过对国民账户相关数据进一步整理来分析和探讨中国的结构失衡现象及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部分给出理论模型的基本设置。第四部分详细分析和求解模型，给出模型的关键性结论，并对模型结论进行简短的说明。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 结构失衡现象
　　中国的结构失衡现象具体表现在最终消费占 GDP 比例的持续下降以及资本形成率和净出口率的持续稳定上升。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1990 ～2009 年间年均居民消费率为41． 90%，在56 个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中位列倒数第二，同时期 30 个高收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的年均居民消费率为 56． 64%。①简单来说，中国结构失衡现象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最终消费率偏低、资本形成率和净出口率偏高。如图 1 所示。②但是对于 GDP 结构中的消费和储蓄，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分解。具体来说，借助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分栏，我们可以将最终消费分解为居民最终消费和政府最终消费。另外，借助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我们可以将国内经济主体大致分为三个部门: 企业部门、③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那么国民储蓄就可以分解为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终消费的分解情况。通过对现有数据的整理，可以发现居民消费占最终 消 费 比 重 由 1978 年 的78． 6% 下 降 到 2010 年 的71． 3% ; 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比重由 1978 年的 21． 4% 上升到2010 年的 28． 7% 。再结合最终消费率的下降，可以得到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在下降，即从 1978 年的 48． 8% 下降到 2010 年的 33． 8%; 政府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是先升后降，从 1978 年的13． 2%上升到 2001 年的 16%，之后略有下降，到 2010 年降至13． 6%。所以可以认为中国最终消费率下降的直接原因就是居民最终消费率的下降。
　　虽然居民部门消费占比下降明显，但通过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计算，可以发现造成中国国民储蓄率上升的最主要动力其实是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的上升，而居民储蓄率则长期相对稳定并没有表现出很明显的变化趋势。具体来说，企业储蓄率从 1992 年的 13． 3% 上升到 2008 年的 21． 6%，政府储蓄率从 1992 年的 5． 9% 上升到2008 年的 8． 2% ，并在 2007 年达到最高值 10． 7%，居民储蓄率在 1992 年为 21． 1%，在 2008年为 22． 5%，虽然略有上升但是可以认为是相对稳定的。
　　通过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整理，我们可以发现作为GDP 结构中最终消费主体的居民部门，不仅在初次分配中可支配收入比例下降，而且在此基础上的再分配也没有改善。虽然居民部门的消费倾向从1992 年开始有所上升，但是仍然不及可支配收入下降造成的影响，所以体现在居民最终消费率上就是持续下降。①这一局面在2005 年之后更加严重，因为在 2005 年之后居民部门的消费倾向开始下降，伴随着继续下降的可支配收入比例，导致更加明显的低最终消费率。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提升，企业部门将绝大部分可支配收入用于再投资，②政府部门则将越来越大比例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投资或者资本转移，③所以才导致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的持续上升。 表 1 各部门在国民初次和再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居民部门 政府部门 企业部门初次分配 最终分配 初次分配 最终分配 初次分配 最终分配1992 68． 39 69． 23 15． 53 19． 22 15． 78 11． 551993 67． 74 67． 76 16． 83 19． 32 15． 43 12． 911994 67． 68 66． 8 16． 4 18． 61 15． 92 14． 591995 68． 75 67． 94 15． 35 17． 42 15． 91 14． 651996 67． 23 69． 29 15． 53 17． 15 17． 24 13． 571997 65． 71 68． 13 16． 17 17． 51 18． 12 14． 371998 65． 61 68． 14 16． 87 17． 53 17． 53 14． 331999 64． 98 67． 11 16． 95 18． 58 18． 07 14． 312000 64． 36 64． 81 16． 69 19． 54 18． 94 15． 652001 63． 53 63． 78 18． 36 21． 08 18． 11 15． 142002 65． 28 65． 18 17． 48 20． 49 17． 25 14． 322003 63． 2 62． 28 17． 98 21． 85 18． 82 15． 472004 57． 67 57． 84 17． 84 20． 38 24． 49 21． 782005 59． 59 59． 41 17． 48 20． 55 22． 93 20． 042006 59． 02 58． 73 18． 59 22． 75 22． 39 18． 522007 57． 91 57． 52 19． 52 24． 06 22． 57 18． 422008 57． 22 57． 12 17． 52 21． 28 25． 26 21． 6图 5 政府部门储蓄倾向 图 6 企业部门再投资率
　　现象如此，问题却不仅仅如此。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已经长期保持高水平且随时间呈明显上升趋势，但由于国民储蓄率太高导致中国仍然剩余不少净储蓄。一个国家的净储蓄多不是问题，问题是能否把储蓄投资到高回报的项目上。然而，中国经常项目盈余的投资效率不高。经常项目盈余主要以官方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而为了安全考虑，官方外汇储备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各国( 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国家) 回报率极低的政府债券。比如，美国政府国债的年利是 2%左右，而中国国内的贷款基准利率远高于此，民间借贷的利率更高，因此，我们的净储蓄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此外，在维持固定汇率的前提下，大量经常项目盈余还会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由于中国的贸易结算主要用美元，为了维持和美元的固定汇率，中国人民银行( 下文简称央行) 就不得不大量买进美元，从而增加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投放。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央行不得不发行央行息票对冲货币投放，从而承担大量利息支出。对冲成本决定了央行的对冲操作是有限度的，而且，由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海外热钱不断涌入，更加剧了央行的压力。
　　第二，居民收入和消费比例的下降意味着民众福利没有和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反过来，企业和政府的收入增长速度却高于 GDP 增长速度;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势必违反经济增长的初衷，而且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深化社会矛盾。
　　综上，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最终消费占GDP 比重的持续下降以及巨额经常项目盈余，而直接原因就是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以及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储蓄倾向加强。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现象越来越突出，其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就势必要求我们弄清到底是哪些深层次原因导致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三 模型设定
　　考虑一个典型的世代交叠模型( 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 : 任意个体在自身的第一期工作( 每个人固定提供一单位劳动) ，然后将收入分成消费和储蓄，该个体第二期的消费则为前一期储蓄所带来的回报。①所有个体都享有同样的效用函数，具体如下:Ut=( c1t)1 －1θ－ 11 －1θ+ β( c2t +1)1 －1θ－ 11 －1θ( 1)
　　其中 β 为折现因子，θ 为跨期替代弹性，并假设 θ ＞ 1 ，在此情况下个人储蓄是储蓄回报率的非递减函数。以代表性个体为例，c1t代表个体在年轻时的消费水平，c2t + 1代表该个体在年老时的消费水平。
　　虽然每个个体都固定提供一单位劳动，但是不同个体的劳动方式却是不同的，具体来说社会上存在两种类型的人。第一类人没有企业家资质( 可以认为是普通工人农民) ，他们可以选择参加自家小规模生产( 自己替自己打工) 或者被企业家雇佣参与到大规模生产，该类型个体总数为 N ; 第二类人具有企业家资质，而且这种资质可以通过父辈传递到子辈，具有企业家资质的个体可以雇佣普通工人为其企业工作，该类型个体总数为 1。
　　地区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还有地方政府。假设地方政府由一个领导官员负责，每一期地方政府获得税收 τYt，然后政府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原则将税收分配于消费和生产性公共品投资。②实际生活中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既包括明显的生产性公共品，也包括生产意义不那么明显的公共品，我们在这里将不考虑后者的投资，因为生产性公共品能够在短期内直接通过乘数效应创造产值，还能帮助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建立优势地位。相比之下，非生产性的公共物品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周期才能体现作用，所以地方官员基于任政治前途考虑会更偏好于对自身而言外部性更大的生产性公共品投资。最后来看官员的行为动机，领导官员的效用来自于两部分，第一部分即是 消费所带来的效用。①第二部分是政治锦标赛的结果所带来的效用: 任意一期内政治锦标赛中获得胜利的地方官员将获得一个政治奖励( 升迁可以理解为政治奖励的一种) ，而政治锦标赛获胜条件就是该地区的总产量高于其他所有同层级地区产量。另外，为了将一个有限期任职的官员的效用函数写成无限期的形式，②假设任意时期末该官员都有 η 的概率离开政界或者说从观察样本中消失，那么任意一个官员的期望在职期限就是 1 + 1/η 期。
　　对于两种生产方式，自家小生产满足生产函数 yHt= GλγtnHt，其中 Gt代表生产型公共品水平，nHt为劳动投入，并假设 λ，γ ∈ ( 0，1) 。由于该生产方式实质是自己替自己打工而不涉及雇佣其他人，所以 nHt= 1 即 yHt= Gλγt。大规模生产方式可以利用私人资本也可以雇佣其他劳动力，所以生产函数为 yFt= GγtkαFtn1 －αFt，此生产函数不同于前者生产函数的地方在于: 首先，大规模生产能更有效的利用生产型公共品，体现在0 ＜ λ ＜ 1 ; 其次，大规模生产方式可以利用私人资本，即生产函数中含有 kFt这一项;最后，该生产方式可以雇佣其他劳动力，即 nFt是一个内生选择变量而并非一个固定值。在本模型中我们假设私人资本折旧率为 0，对于私人资本折旧率的设定丝毫不会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这一点从后面的数学证明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到。
　　对于不具有企业家资质的个体而言，在( 自身) 第一期可以选择自己替自己打工，即自家小生产方式获得回报 yHt= Gλγt，也可以选择替大企业打工获得回报 wt，③在后面我们将会证明无论其选择哪一种劳动方式所获得的( 税后) 回报都是一样的，即有wt= ( 1 － τ) yHt。在获得劳动回报后个体可以将其一部分用于当期消费 cW1t，其余部分 sWt储存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并获得固定的总回报率 R ，所以一般劳动者的跨期预算约束为 cW1t+ cW2t/ R = wt，再结合目标函数( 1) 式便可以得到一般居民的最优储蓄函数 sWt= ζWwt，其中 ζW= ( 1 + β－θR1 －θ)－1，R 代表毛回报率。对于一个企业家而言，他在( 自身) 第一期以企业经理的形式参与到自家企业生产中，提供一单位劳动力或企业家能力并获得回报 mt= φΠt，其中 Πt为该企业在当期的生产利润( 总产出扣除掉税收部分以及雇佣的劳动报酬部分) ，φ 为企业经理获得的利润占比 ( φ ＜ 1) ，其余部分的企业利润归老企业家( 年轻企业家的父辈) 所得，这个假设也保证了经理人和企业所有者目标一致的原则。年轻企业家在第一期末的储蓄 sEt既可以存储在银行 也可以投资于自家企业资本形成，另外该企业家还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 lEt，两者之和即为下一期该企业的总资本量 kEt +1= sEt+ lEt。
　　银行或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从一般工人或者年轻企业家手中获得存款，之后要么贷款给国内企业生产要么用于购买外国债券。本模型假设银行或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金融市场上，所以存款利率等于贷款利率，即无论是贷款给国内企业还是用于购买国外债券，单位资金回报率都为 R 。另外，我们假设由于政策因素或者信息不完全因素银行不能完全自由的贷款给国内企业，具体来说银行会根据企业家的私有资本来按比例划定贷款上限，即满足 RlEt≤ σt·( sEt+ lEt) ，参数 σt可以理解为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本模型中视为外生变量。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个借贷约束条件，因为上文假设私人资本不会折旧，所以即使企业家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利润( 显然，如果利润为负的情况下年轻企业家是不会通过向银行贷款而继续从事企业生产的) ，那么在第二期时企业家的资本至少还有 sEt+ lEt，但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相信企业家的资本只有 σt部分是值得信任而被视为可靠的还贷资本金。
　　最后，我们具体来刻画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我们考虑一个两地区竞争模型，多地区竞争模型情形与此类似，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在两地区模型中，假设某一期P 地区领导官员在没有因为意外概率 η 离职的条件下，且该地区的产量又高于另一个地区 Q 的产量，则该领导人将获得政治奖励 Vt。需要说明的是，这个 Vt应该理解为两地区竞争中胜者和败者的奖励差额，而不仅仅是胜者获得的奖励，其中也应该包含败者受到的处罚部分。另外我们假设政治锦标赛的奖惩力度会以一个外生的速率加强，即满足 Vt +1= ( 1 + μ) Vt，①因为在不同时间段上只有当奖惩大小和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时，政治锦标赛鼓励地方官员发展生产的这一机制才能起到作用，在本模型中，为了简化处理我们将这一增长率设为外生。Gt代表 t 期时地区内的生产型公共品水平，gt代表 t 期时地方政府对于地方生产型公共品的投资，另外我们假设生产型公共品没有折旧，所以前者是一个存量概念，而后者是一个流量概念。最后，对一些指标做解释说明: 令 ps代表地区 P 在 s 时期的政治锦标赛中获胜的概率。那么，一个代表性地区 P 的领导人在面对两地区锦标赛时最优化问题为:②max( g0，g1，g2． ． ． ){ c0+ p0V0+ ∑∞t = 1( 1/( 1 + ρ[ ])t( 1 － η)t( ct+ ptVt) } ( 2) s． t: ct= τYt－ gt( 3)Gt +1= Gt+ gt( 4)Yt= yFt+ ( N － nFt) yHt( 5)小写字母代表人均或企业平均水平，大写字母代表经济总体水平，如 Yt代表的就是地区内当期总产出水平。另外，地区 P 在政治锦标赛中获胜的概率 pt满足以下条件:pt= prob［( YPt+ εPt) ＞ ( YQt+ εQt) ］ ( 6)ε 既可以理解为生产过程中的随机干扰项也可以理解为统计误差。本模型中假设任意时期任意地区的误差项 ε 都服从同一分布 F( ε) ，①且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地区间的误差项独立不相关。
　　四 模型求解和主要结论
　　我们采用逆推式的两步法来求解企业最优化问题: ( 1) 在给定当期资本投入量的基础上( 上期的投资水平决定了当期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投入量) ，企业主会选择如何调整劳动投入量以及决定其工资水平，并由此求出企业利润表达式。( 2) 在已知不同资本投入量带来利润回报的基础上，企业主会如何在上一期决定最优的投资水平。
　　首先，对于一个企业经理而言，在给定企业资本总量 kEt的条件下通过选择工资率wt和雇佣工人数 nFt来达到企业利润最大化。在一个劳动力相对富足的环境下企业主不会开出高于 ( 1 － τ) yHt= ( 1 － τ) Gλγt的工资，同时也不能开出低于 ( 1 － τ) yHt= ( 1－ τ) Gλγt的工资，所以最终均衡时必有 wt= ( 1 － τ) yHt= ( 1 － τ) Gλγt。那么，企业最优化问题可以写成:Πt( kFt) = maxnFt{ ( 1 － τ) GγtkαFtn1 －αFt－ wtnFt} ( 7)s． t: wt= ( 1 － τ) yHt= ( 1 － τ) Gλγt( 8)解得:nFt= kFtG( 1－λ) γαt( 1 － α)1α ( 9 )将式( 9) 代入到 yFt= GγtkαFtn1 －αFt可得:yFt= kFtG( 1－λ+αλ) γαt( 1 － α)1 －αα ( 10 ) 同理可以得出利润表达式:Πt( kFt) = α( 1 － τ) yFt= ρFtkFt( 11)ρFt可以看成是企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具体形式为:ρFt= α( 1 － τ) ( 1 － α)1 －ααG( 1－λ+αλ) γαt( 12)由( 12) 式可以明显看出企业部门的利润率是地方生产型公共品的增函数。
　　企业利润中有一部分要拿出来作为企业经理人的劳动报酬即 mt= φρFtkFt，所以企业主的可得利润是 ( 1 － φ) ρFtkFt，此时企业主的可支配收入是 ( 1 － φ) ρFtkFt+ kFt，但是其中有一部分要还贷给银行 RlEt －1，所以站在年轻企业主的角度来看( 即 t － 1 期的经理人角度) ，他现在每一块钱的存款都可以在未来给自己带来 ( 1 － φ) ρFt+ 1 的回报率，同样也适用于来自于银行的贷款，只有当 ( 1 － φ) ρFt+ 1 ＞ R 时年轻的经理人才有动力在下一期继续做企业。
　　根据( 12) 式，可知存在 G－当 Gt +1＞ G－时有 ( 1 － φ) ρFt +1+ 1 ＞ R ，在这种情形下( 准确说是在预料到这种情形下) 年轻企业家就不会将存款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而是选择以投资自家企业的方式来处理储蓄。
　　当然，从后面的模型分析可以知道 Gt的大小和地方政府投资生产型公共品的激励大小 Vt相关，在 Vt足够大的情况下必然满足 Gt＞ G－。
　　进一步，年轻企业家如果在( 自身) 第一期将储蓄 sEt投资于自家企业，另外还通过银行获得借款 lEt，那么下一期该企业家的收入即为 ［( 1 － φ) ρFt +1+ 1］( sEt+ lEt) － RlEt。用消费量来表示，即:cE1t= mt－ sEt( 13)cE2t= ［( 1 － φ) ρFt +1+ 1］( sEt+ lEt) － RlEt( 14)
　　又因为在 Gt +1＞ G－时即 ( 1 － φ) ρFt +1+ 1 ＞ R 时，企业家必定会尽量多的从银行获得贷款，即满足 lEt= σ·sEt/ R －( )σ，再将式( 13) 和式( 14) 代入到式( 1) ，可得企业家的储蓄倾向函数:ζEt= 1 +R［( 1 － φ) ρFt +1+ 1 － σ］R －[ ]σ1 －θβ－( )θ－1( 15)类似于非企业家储蓄倾向的定义，记 ζEt为企业家的储蓄倾向，则 sEt= ζEtmt。结合以上内容可得到跨期私人投资转移方程为:kFt +1=RR － σφρFtζEtkFt( 16) 因为当 Gt +1＞ G－时有 ( 1 － φ) ρFt +1+ 1 ＞ R ，所以当 Gt +1＞ G－时 ζEt＞ ζW=( 1 + β－θR1 －θ)－1，即:kFt +1≥RφρFt( R － σ) ( 1 + β－θR1 －θ)kFt( 17)由( 17) 式结合( 12) 式可知，存在 G^当 Gt＞ G^时必有 kFt +1≥ kFt。综上，令 G*=max( G－，G^) ，则当 Gt＞ G*时有 kFt +1≥ kFt，最后结合( 9) 式和( 10) 式可知同时成立的还有 nFt +1≥ nFt以及 yFt + 1≥yFt。至此，便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命题。
　　命题1:当地区内生产型公共品数量足够高即 Gt＞ G*时，年轻企业家在 t 期的储蓄方式是将未消费的资本全部再投资于自家企业并且通过银行获取可借贷资金的上限水平 lEt= σ·sEt/ R －( )σ; 进一步的，在此条件下企业家的储蓄倾向会高于普通居民的储蓄倾向即 ζEt＞ ζW，且企业家的储蓄倾向会随着未来地方生产型公共品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即 ζEt/ Gt +1＞ 0 。
　　命题 1 的前半部分可以通过前面的模型推导而得，对于命题 1 的后半部分可以这样理解: 当企业资本回报率相对较高或者银行借贷相对受限时，企业家只能通过缩减自身当期消费从而通过自身储蓄来提供下一期的生产投资，此时企业家的储蓄倾向就会大于一般工人的储蓄倾向，而且企业家储蓄倾向会随着未来企业部门资本期望回报率的提高而提高。又根据( 12) 式，企业单位资本回报率实际上是当期生产型公共品Gt的增函数，所以上述事实在 Gt足够大时等价成立。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地方政府在当期的储蓄部分 gt可以对总产出起到两方面的影响: 首先可以直接增加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效率，这一点可以通过两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函数明显得到; 其次政府通过加大生产型公共品的投资还可以吸引企业家加大自身部分的资本投资力度( 同时加大劳动力雇佣) ，这一点可以通过命题 1得到。两方面结合起来都可以拉动地区总产出，而且还会进一步改变收入分配格局。
　　命题 2:当地方生产型公共品水平足够高即 Gt＞ G*时，随着公共性生产品 Gt的增大，地区总产出会增加，企业部门收入占 GDP 比例越来越高，居民部门收入占 GDP比例越来越低。
　　可以这样理解命题 2，随着公共品生产品的增大，企业会加大雇佣劳动力也会加大自身资本投资，所以劳动力会逐渐从自家小生产方式转移到大规模生产方式，而后者相对于前者属于更注重资本投入，相应的劳动收入占比也会越来越小。根据( 12)式我们也可以发现，当 Gt＞ G*时，企业部门资本回报率 ( 1 － φ) ρFt+ 1 高于普通工人储蓄的回报率 R ，且随着 Gt的增加 ρFt的增长速度快于普通工人劳动工资 wt的增长速度，两者相结合导致企业家收入和普通居民收入之比越来越大。
　　以上两个命题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即地区内生产型公共品的水平要足够高即要满足 Gt＞ G*。那么，当生产型公共品的初始水平不及 G*时地方政府是否还有动力通过连续的公共投资将其提高到 G*之上呢? 进一步的，当生产型公共品水平达到 G*后，地方政府是否仍会不断持续投资呢? 下面一个命题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回答。
　　命题 3:随着政治激励的逐步加强地方生产型公共品的水平会越来越高，即当 G0＜ G*时地方政府会在有限期内通过公共投资将地方生产型公共品水平提高到 G*，并在之后的过程中不断投资生产型公共品。
　　命题 3 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地方生产型公共品的提供水平很低即 Gt＜ G*，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地即使具有开办企业条件的个体也不会选择投资开办企业，因为此时办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还不及银行存款的回报率，所以当地的生产方式完全是自家小生产模式; 之后随着政治激励的不断加强，地方政府也会不断加大地方生产型公共品的投入力度，最终当 Gt＞ G*时地方上就会出现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进一步的，在此之后政治激励如果还在不断加强，那么相应的地方生产型公共品供应还会不断提高，办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也会相应提高，从而促使企业主加大资本投入和扩大招工从而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吸引到第二产业。另外，结合命题1 和命题 2 的内容可以发现，与整个发展过程相一致的还有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份额比以及企业部门的储蓄倾向。最后结合命题 1、命题 2 和命题 3 就可以得到命题 4:
　　命题 4:随着政治激励的逐步加强会出现以下结果: 地区总产出增加，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上升，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企业部门储蓄倾向加大，政府部门储蓄倾向加大，企业储蓄率上升，政府储蓄率上升，国民储蓄率上升。
　　由命题 2 和命题 3 可知，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虽然总产出会不断增加，但是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会越来越高，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会越来越低。另外结合命题 1 可知，当生产型公共品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企业部门的储蓄倾向会越来越高且高于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再结合收入分配比例的转变就可以得到: 企业部门储蓄率越来越高，居民部门储蓄率越来越低，①两者之和越来越高。
　　最后，随着政治激励的加强政府部门的储蓄( 投资) 倾向也会越来越强，②再结合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始终保持不变，所以政府储蓄率会越来越高。综合以上内容，国民储蓄率也会越来越高。最后，我们来求解地区净储蓄的表达式。净储蓄等于该地区的储蓄和投资之差，储蓄可以分成政府储蓄、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 我们将企业家的储蓄视作企业储蓄) ，投资可以分成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在我们的模型中政府储蓄永远等于政府投资，所以净储蓄就等于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之和与企业投资的差。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本文考虑的是 OLG 模型，所以社会上的非政府储蓄是年轻一代居民和企业家的储蓄与年老一代居民和企业家的储蓄之和，具体来说，此时的非政府储蓄可以写成 St= SYt+ SOt，因为个人只活两期所以个人年老时的储蓄就等于年轻时的储蓄的相反数，那么 St=SYt－ SYt －1。进一步的，年轻一代的储蓄 SYt既包含一般年轻居民的储蓄 ζWGλγtN ，还包括年轻企业家的储蓄 SEt。企业投资可以认为是两期资本存量之差即满足 IFt= kFt +1－kFt，结合上文的内容知道 kFt +1= σSEt/ ( R － σ) ，最后结合式( 11) 和( 15) 便可以得到净储蓄的最终表达式( 经过整理和化简) :CAt= ζWN( Gλγt－ Gλγt －1) －σR － σ［ζEtφα( 1 － τ) yFt－ ζEt －1φα( 1 － τ) yFt －1］ ( 18)因为 ζEt＜ 1 ，所以当 σ ( 代表的是金融市场发达程度) 相较而言足够小时，CAt就是 Gt的增函数。③随着地方生产型公共品的增加，总产出会加速增大从而带动总储蓄增加，而金融摩擦的存在使得总投资的增速跟不上地方储蓄的增速，并最终形成净储蓄即经常账户盈余。
　　命题 5:随着政治激励的逐步加强: 地区会出现净储蓄，且净储蓄值会越来越大。
　　五 总结
　　本文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对中国以低消费、高储蓄为特点的经济结构失衡提出了一个理论解释。在政治锦标赛的框架下，地方政府成为生产型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表现为更偏好于投资生产性的公共品，挤压其他非生产性但和民生福利紧密相关的支出项目。生产型政府一方面会加大自身部门的储蓄( 投资) 倾向，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性公共品对企业部门形成补贴，从而会进一步加大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以及企业部门的再投资倾向，最终导致低消费和高储蓄的经济结构。当国内储蓄增长过快而国内投资因为金融抑制和投资回报率下降等原因无法跟上时，就会形成净储蓄，即经常账户盈余。
　　上面的分析表明，结构失衡来自于体制结构问题，要做结构调整就必须进行体制改革。事实上，结构的严重失衡就是重启改革议程的契机。
　　首先，要削弱乃至废除 GDP 挂帅的政绩考核模式。其次，要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强化政府的公共性质，强调民众的参与程度。民众的参与虽然不能解决政府的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降低政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的比例。一个公共财政型政府和一个生产型政府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目标是单一的，即经济增长，而前者的目标是多样的。在多样的目标下如何进行取舍，是公共财政型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更透明的公共财政制度以及更大的民众参与程度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必由之路。具体来说，为了进一步突出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既要深化公共产权收入制度改革，又要尽快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制度，最重要的是建立编制、执行、监督相制衡的预算管理体制。
　　展望未来，在国际上，我国面临如何从国家规则的从属者到国际规则制定者的转变; 在国内，我国面临着如何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一个较为富裕国家的转变。这两个转变是我国经济增长所促成的，但是，他们不可能由经济增长来完成，而需要我们从理念到实践各个层面的跨越式变化。增长模式的转变是这些变化之一，其核心是从“生产型”增长转变为“福利型”增长，而其中的关键是政府转型，即从“生产型”政府转变为一个关注提高民众福利的政府。
　　参考文献:白重恩、钱震杰( 2009) :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第 3 期。方红生、张军( 2009) : 《中国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 观察与解释》，《经济学( 季刊) 》第 8 卷第 3 期。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 2009) : 《GDP 中劳动份额演变的 U 型规律》，《经济研究》第 1 期。李扬、殷剑峰( 2007) : 《中国高储蓄问题探究———基于 1992 ～2003 年中国至今流量表的分析》，《经济研究》第 6 期。徐建炜、姚洋( 2010) : 《国际分工新形态 金融市场与全球失衡》，《世界经济》第 3 期。张军、高远、傅勇、张弘( 2007) : 《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第 3 期。周黎安( 2004) :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第 6 期。周黎安( 2007) :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 7 期。Chen，Binkai and Yao， Yang． “The Cursed Virtue: Government Infrastructural Investment and HouseholdConsumption in Chinese Provinces． ”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1，73( 6) ，pp． 856 － 877．Feenstra，R． ; Hai，Wen; Woo，W． and Yao，Shunli． “Discrepancies in International Data: An Applicationto China － Hong Kong Entrepot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1999，89( 2) ，pp． 338－ 343．Huang，Yiping and Tao，Kunyu．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in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2010，9( 3) ，pp． 1 － 36．Song，Zheng; Storesletten，Kjetil and Zilibotti，Fabrizio． “Growing Like China．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1，101( 1) ，pp． 196 － 233．Wei，S． and Zhang，X．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 Ratesin China．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9，119( 3) ，pp． 511 － 564．Xu，C．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1，49( 4) ，pp． 1076 － 1151．Yao，Ya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Export － led Growth and Its Double Transition of DemographicChange and Industrialization． ” Asian Economic Papers，2011，10( 2) ，pp． 52 － 76．Yu，Yongding． “Global Imbalances and China． ”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2007，40( 1) ，pp． 3 －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