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化转型改变的不仅仅是企业的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模式，还会赋予企业的空间集聚形态以更为明显的网络特性。本文在社会网络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基于2001~ 2020年沪深上市制造业企业和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检验了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企业集聚网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空间作用边界为50公里，该范围内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均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二者在推进生产率提升中还具有明显的协同效应和相互强化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外溢效应是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且多样化知识外溢的作用明显强于专业化知识外溢；集群内知识学习网络的发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和金融危机冲击均有效强化了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及其协同效应；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所在行业类型及所有制性质等方面。本文不仅为研究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数字经济下的企业集聚形态转变提供了证据。关键词：企业数字化 集聚网络 全要素生产率 空间互动 知识外溢一、引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我国政府根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心任务而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此背景下，培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优势、推动效率变革，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近年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和快速发展极大提升了生产和生活的数字化、便利化水平，有效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效率的稳步提升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陈晓红等，2022；江小涓、靳景，2022）。 数字化转型使经济活动在提升信息传输和知识扩散速度、降低信息不对称及交易成本、提高资源的精确配置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戈德法布、塔克尔，2019；田秀娟、李睿，2022）。 然而，任何企业都需要在既定的空间组织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等部门的渗透、应用和推广，改变的不仅仅是企业的生产方式、治理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还会对企业的空间组织形态和空间作用方式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不仅使企业间联系更为密切，获取外部资源和信息更为便捷，对资源的空间配置更为精准，而且进一步增强了企业通过空间集聚和面对面互动来获取隐性知识的趋势，从而能够对企业间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发挥乘数倍增作用（罗森塔尔、斯特兰奇，202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等，2022）；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还能够使企业对既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等要素进行有效整合，并通过信息追踪和数字验证功能增进其与周边个体间的信誉和联系（戈德法布、塔克尔，2019），进而在企业间形成更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络根植于特定地域组织内的本地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能够有效保障市场机制的有序运行及市场效率的充分发挥，从而与集聚效应产生协同效率（卡佩罗，2016）。 可见，在数字经济作用下，集聚的空间组织形态更具有关系网络特性，形成了兼具市* 本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空间集聚优势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理论机制、效应识别与政策优化”（基金号：72073071）及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资助项目（基金号：D 202062045）的资助。姜竹青为本文通讯作者。集聚网络视角下企业数字化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韩 峰 姜竹青集聚网络视角下企业数字化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经济学- - 54DOI:10.19744/j.cnki.11-1235/f.2023.0136《管理世界》2023年第11期场与社会属性的集聚网络。集聚网络是既定空间范围内企业之间以及不同行为者之间在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具有集聚效应和网络外部性的空间组织形式。其中，集聚效应体现了集聚网络的市场属性，而网络外部性则反映了集聚网络的社会属性。在市场属性方面，企业为获得更高生产率优势而在空间中集聚，空间邻近性使企业间建立起密切的市场关联关系，促进了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和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在企业间的有效转移（卡塔利尼，2018）；在社会属性方面，企业间的不断相互作用，也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和忠诚关系，由此形成根植于这一空间集聚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关系邻近性或网络外部性使处于关系网络优越位置的企业在机会识别、外部数据获取及资源整合和利用方面更具优势（彭正银等，2019），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企业间知识的传播、学习和外溢效应（巴科洛德等，2023）。 此外，集聚组织中由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还有助于维护信任关系的稳定性，进而降低知识外溢、集体学习和创新过程的风险及不确定性，确保经济主体市场效率和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卡佩罗，2016）。 因而，集聚网络中市场和社会两方面属性相辅相成，协同提升了企业的知识外溢效应和生产效率。而在与企业数字化的关系方面，集聚网络通过发挥市场和社会两方面属性的协同作用，不仅能够利用集聚效应使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间的隐性知识得到有效传播，而且可以借助网络外部性进一步增强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获取、整合和利用各类知识及信息资源的能力，并保障集聚效应和知识外溢效应的有效发挥，从而强化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集聚网络的集聚效应和网络外部性增强了企业生产率优势，同时集聚网络也通过发挥市场和社会两方面属性的协同作用强化了企业数字化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二者在企业生产率提升中存在明显的交互影响效应。基于集聚网络视角探讨企业数字化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不仅能够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空间集聚形态变化，揭示数字化驱动下知识转移的内在机制，而且有助于刻画数字化转型中集聚效应和网络外部性耦合协同的内在逻辑，从而为打造数字经济发展及企业生产率提升新优势，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目前关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文献多采用基于既有研究结论进行逻辑推演的方式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且在重要机制的分析中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导致特定条件下各类研究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莫衷一是。此外，已有研究更多考虑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生产经营方式变革的作用，并未注意到数字化转型给企业空间组织形态和空间格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这种空间组织形态变化可能给企业数字化战略带来的调节效应。本文聚焦空间网络互动和知识外溢机制，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构建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推导分析数字化转型和集聚网络通过提升企业间空间互动频率，进而发挥知识外溢效应（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以及二者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协同作用机制，从而为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本文综合利用2001~ 2020年沪深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年报文本数据、上市企业微观地理信息数据、董事在其他企业兼任董事数据以及上市企业财务数据等多套数据，基于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的综合视角探讨了二者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背景下，企业间仍需在一定空间网络范围内保持频繁地相互作用以获取知识外溢和递增收益；该范围内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均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二者在推进生产率提升中具有明显的协同效应和相互强化作用。样本期内，知识学习网络的发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和金融危机冲击均有效提升了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促进作用，从而体现了数字化转型和集聚网络在促进企业转型发展中的韧性和稳定性。本文研究对于深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渗透与融合，打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化新优势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与多数研究侧重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不同，本文从集聚网络视角切入，揭示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空间集聚形态变化以及知识转移的内在机制，从而为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次，与已有研究多基于逻辑推演方式进行理论机制分析不同，本文结合社会网络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集聚网络纳入统一的理- - 55论框架，探讨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通过企业间的空间网络互动和知识外溢效应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不仅为研究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而且从空间互动及知识外溢方面进一步拓展了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在指标测算方面，本文使用上市制造业企业微观地理信息数据以及董事是否在其他企业兼任董事的信息、专利被引数据测算企业集聚网络指标，并使用上市制造业企业年报文本数据测算企业数字化水平，为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微观量化依据；最后，现有文献在探讨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外溢效应时并未具体分析不同类型知识外溢的内在逻辑，本文在理论推导的基础上，从专业化知识外溢和多样化知识外溢两个方面拓展了知识外溢机制的维度，更为细致地识别了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二、相关文献综述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的新型经济形态（陈晓红等，2022）。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明特征是数字技术的应用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企业生产中发挥关键作用（史丹，2022）。 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搜索成本、复制成本、交通成本、追踪成本和验证成本，提升企业对信息等数据要素的获取、处理、整合及应用能力（戈德法布、塔克尔，2019；江小涓、靳景，2022），进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创新风险，强化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及知识外溢（田秀娟、李睿，2022），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首先，数字环境下的信息搜索成本更低，有助于扩大搜索的潜在范围和质量（张，2018）；其次，数字产品能够以零成本复制，从而使数字产品或数字技术使用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特征（蔡莉等，2019）；其三，数字商品和信息的运输成本接近于零，深刻改变了地理距离在经济个体空间互动中的作用①（刘向东等，2019）；其四，数字技术使追踪任何一个经济个体的行为信息变得更加容易，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个性化和一对一市场的建立（兰布雷希特、米斯拉，2017）；最后，数字技术使身份验证变得更加容易，数字验证可以更容易地验证数字经济中任何个人、企业或组织的信誉和可信度，有助于形成彼此信任、相互联系的稳定关系网络（伊科诺米季斯、耶齐奥尔斯基，2017）。 由数字经济的以上特征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强化了经济个体间信息获取、传输和使用的便利性（福尔曼、范·泽布罗克，2019），提升了经济个体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和协同效率，并促进了基于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传统的集聚经济理论强调面对面知识交流在经济个体间信息传输、技术外溢及企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卡塔利尼，2018），因而与具有较长距离的经济个体相比，知识交流和学习效应更容易在较短距离的经济个体间产生（罗森塔尔、斯特兰奇，2020）。 密集的集聚环境有助于降低信息交流成本和不确定性、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经济个体之间的接触速度和频率（巴科洛德等，2023）。 经济个体间每一次新的接触和相互作用，不仅提供了知识交流和学习的机会，而且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和关系，形成了根植于这一集聚的空间组织内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将集聚环境中的不同个体紧密联系起来，在相互合作中形成了一系列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卡斯特尔诺沃等，2020），有助于维护彼此的忠诚和信任关系，阻止和规避生产经营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确保经济主体市场效率的充分发挥。地域性集聚的企业网络从两个方面共同提升了知识传播速度和企业间学习效率：一是通过市场关系进行正式的知识交流，空间邻近性是企业间建立密切市场联系并产生集聚效应的重要保障；二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的非正式知识交流，关系邻近性或网络外部性是这种网络关系建立及推动知识有效转移的制度安排（特拉诺斯，2020）。 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非正式制度又促进了市场效率和集聚效应的有效发挥，从而使企业集聚组织兼具市场和社会双重属性（卡佩罗，2016），形成企业集聚网络。可见，空间邻近性和网络外部性加强了经济主体之间的协同效率，而集聚网络中经济主体间频繁的相互作用则是这种协同效率产生的重要机制。由此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和集聚网络在加强经济个体间相互作用，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会不会替代企业集聚，而在分散环境下实现企业间的高频率互动呢？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本文发现尽管数字化转型能够使企业克服时空距离，便利地获取知识及信息，从集聚网络视角下企业数字化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经济学- - 56《管理世界》2023年第11期而对地理距离和空间集聚具有一定替代作用，但从获取知识或信息的有用性、知识的属性特征及企业所处集聚网络位置等方面来看，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对生产率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协同效应，而非替代效应。首先，从信息或知识的有用性来看，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在获取有用信息方面具有协同性或互补效应。数字化转型虽然能够使企业以较高效率获得大量信息和知识，并可以利用智能化技术对信息进行筛选、甄别（尹振东等，2022），但事先若未对信息来源或拥有有用信息的对象进行有目的性的筛选，则会使大量无用信息充斥，带来较大的信息甄选成本（包括相关设备成本和时间成本等）。 而集聚网络中的企业与周边企业之间天然地存在密切业务往来，并通过投入产出关联、技术外溢、网络关系等集聚机制联系在一起（罗森塔尔、斯特兰奇，2020）。 处于集聚网络中的企业无需通过繁琐的筛选过程，便可从相互关联的企业中便捷地获取有用信息和知识，从而提升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水平。可见，集聚网络保障了企业的有用信息来源，从而强化企业数字化的信息获取能力；而处于集聚网络中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能够进一步增强企业间的关联效应，从而提升有用信息和知识的传输效率。其次，从知识的属性来看，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在隐性知识传播和面对面互动中具有互补性。知识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显性知识是能够被编码、复制，并以正式、系统的方法（如规则和程序）进行明确传达和转移的知识（阿布巴卡尔等，2019）。 由于显性知识多是标准化的专业性知识，且易于以明确的形式来表达，因而能够通过数字化手段克服地理限制进行长距离传播（福尔曼、范·泽布罗克，2019；葛、刘，2022）。 而隐性知识是内含于知识学习者自身、通过经验学习的知识，其特点是难以表达、形式化和交流（秦等，2021）②。这类知识是一种高度语境化、多样化和复杂化、难以编码甚至无法编码的知识（奥利维拉等，2022），只能通过直接的面对面接触来获得，无法通过信息或数字技术进行常规化和远距离传播（马莱茨基，2021）。 与显性知识相比，隐性知识普遍被认为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福尔曼、范·泽布罗克，2019；普列切罗、格里利克，2023），因而即使在数字化环境下，企业也需要集聚在一起，以获得更多面对面交流和隐性知识的机会，提升自身创新水平和竞争优势。此外，数字化转型在提高显性知识传输效率、提升信息交流和相互作用频率的同时，也会导致跨空间传输信息和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成本增加，从而增加了地理集聚和面对面沟通的相对重要性。数字化作用下，经济个体间高频率的信息传输，不仅导致信息的数量、种类和复杂性在随之增加，而且也使得处理这些复杂事务所需的隐性知识数量在不断提升。由于隐性知识传递本质上需要面对面接触，因而长距离信息传输所涉及的机会成本将随着所产生信息的数量、种类和复杂性增加而不断提高（戈坎等，2019）。 这就需要进行短距离的面对面接触以降低不断增加的沟通成本，提高隐性知识转移效率。这种现象的例子在国际商业银行业务中比较常见，比如许多新型金融产品的高度复杂性使得供需双方要进行繁复的面对面谈判才能够保证其得到有效供应（科恩，1998）。 戈坎等（2019）指出，尽管信息和通信技术发生了深刻变革，但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来传播知识是不完整和不充分的，空间分离的个体之间仍需要面对面接触以获得更多潜在的隐性知识。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未使地理距离的作用消失（巴蒂斯顿等，2017），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布局的地理集中趋势和集聚经济效应、网络效应的发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等，2022）。最后，从企业所处集聚网络位置来看，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在推动企业获取网络优越位置、提升信息传输和知识交流密度及强度方面具有互补性。一方面，处于集聚网络中的企业数字化进程不仅有助于提升其所处网络节点与周边企业信息交换的广度、频率和强度，强化面对面沟通和集聚效应，还能够通过信息追踪和数字验证功能提升其与周边个体间的信誉和可信度（戈德法布、塔克尔，2019），增强集聚网络的稳定性和网络外部性。另一方面，数字环境下企业在集聚网络中所处位置差异也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产生影响。集聚网络是企业与其他企业及不同行为者之间在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的关系网络系统，反映了企业传播、交换各类数据、信息和技术，以及与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其他互补组织间进行合作的能力。企业集群中较高的集聚网络发展水平能够使企业与供应商、企业与下游企业或客户间产生较强的归属感和关系协同性，进而建立起稳定的市场和合作关系（贝尔索·马丁内斯等，2020）。 这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互动过程中的信息不对- - 57称和交易成本，提升数据、信息等资源的获取、整合及利用能力，而且能够有效缓解外部不利冲击，减少与创新相关的不确定性（哈金斯、汤普森，2014；马可·拉贾拉等，2022），有效推进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技术外溢效应。可见，在企业数字化水平既定情况下，具有较高集聚网络发展水平的企业在数据资源获取、整合和有效利用，以及数字技术研发推广方面将更具优势。综合而言，数字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完全替代空间集聚在企业间相互作用、面对面交流和知识外溢中的作用，二者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和生产率提升中相互强化、互为补充。数字化转型强化了企业的集聚经济效应和网络外部性，而集聚网络则加快了数字技术传播、推广和应用，提升了数字化转型中企业对信息、资源的获取及处理能力。将二者割裂开来的独立研究必然忽视某些重要的协同影响机制，无助于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和企业的转型发展。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关于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相关研究，均重点阐述了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杨慧梅、江璐，2021；赵宸宇等，2021；特拉诺斯等，2021；涂心语、严晓玲，2022），并未注意到企业所在空间组织形态或空间格局变化对其数字化转型效应带来的影响，也未基于统一框架、在理论和实证上对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的协同作用机制进行系统探讨。本文拟通过结合社会网络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将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纳入统一框架，构建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探讨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及其协同效应，以期对现有研究进行有益补充。三、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本部分将在社会网络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通过影响企业间相互作用强度和知识外溢，进而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提供依据。（一）理论分析框架1 . 企业生产方面由于数字环境下隐性知识转移仍需要在既定空间范围内进行，因而我们假设一定空间范围R 内分布有N家企业，每个企业均可从与其他企业的互动中获益。经济系统中代表性企业i 使用技术（或全要素生产率）A i和劳动力li 进行生产，生产函数为：（1）其中，y i 为企业生产的产品产量③。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依赖于其获取、掌握知识的能力。企业拥有的知识一方面来自自身的知识学习和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其周边企业的知识外溢（葛、刘，2022）。 经验和好的想法可以通过企业及个人间的互动和沟通在企业间传播，这不仅能够直接作用于企业生产过程、提升要素生产率，而且有助于降低单位成本，使企业获得规模报酬和递增收益（普列切罗、格里利克，2023）。 空间知识外溢既可以是来自同一行业内部不同企业间的专业化外溢，也可以是不同行业企业间的多样化外溢。专业化知识外溢反映了同一行业内研究人员、企业家及高技能人才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知识外溢和学习过程，即知识在致力于解决类似或具有较高相关性问题的企业或个人间的溢出（格拉泽等，1992），这类知识往往是易于编码、标准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多样化知识外溢则是企业通过与其他行业互动来获得多样化、互补性知识的过程，有助于扩大企业获取知识的种类和广度（张，2018）。 多样化知识具有较高的复杂性、不易编码，因而更需企业或个体间频繁地互动来促进其实现有效传播和外溢。知识溢出的存在能够克服单个企业下的规模报酬递减问题，使企业生产率在与其他企业空间互动中得到提升。以S 表示企业从外部获取的知识外溢，则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进一步表示为：（2）其中，A 0 代表除空间知识外溢效应外，企业从其他途径获取的技术；η 为空间知识外溢的产出弹性，是经济系统中决定知识外溢重要性的关键参数，且0 ＜η ＜1 。根据社会网络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空间知识外溢水yi= AiliAi= A0Sηi集聚网络视角下企业数字化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经济学- - 58《管理世界》2023年第11期平与经济个体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密切相关。企业间接触频率和强度的增加意味着企业在一定时间段内与越来越多的其他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