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用微博？他们的微博使用会否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与角色认知？如果有，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如果没有，那么是什么在主导他们对职业角色的想象与认知？ 一、新闻从业者的社交媒体使用以微信和微博为代表的网络社交媒体是当下最为重要的意见表达和情感分享平台之一。它彻底颠覆了传统媒体一对多的单向传播模式，推动了更加专业与开放的新闻传播范式的建立。在议题设置与影响舆论的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社交媒体也从多方面深刻影响着新闻生产过程和传播机制。社交媒体的兴起极大地挤压了传统媒体机构生存与发展的专业空间。从专业新闻记者的角度来看，社交媒体一方面作为新的民间舆论场提供了大量新闻线索，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专业记者的功能。在微信已日益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即时聊天工具的同时，微博也成为了大量传统媒体机构和专业记者扩大自身影响力的不二选择。由于微信的相对私人化，现有的新闻从业者社交媒体使用研究更多地将注意力置于微博的使用上。彭兰将记者微博在新闻生产者中扮演的功能概括为：新闻的直播平台、新闻线索的集合地、新闻的延展空间、网络评论的激发器和信息流向与流量的调节阀[2]。周葆华较为全面地探究了新闻从业者对于社交媒体的运用，并将之区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工作性的运用、表达自我的舞台和“后台披露”的运用。如果说前两种运用分别代表了记者作为专业性从业人员和普通公民的身份，那么“后台披露”就是这两种身份共同作用所导致的特殊表达。从新闻现场的讯息发布，到采编过程中的感情流露，甚至到媒介机构或新闻行业的“内幕”，后台披露成为当今新闻从业者不可避免的一种表达方式[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并不会消解原有社会场域中的权力关系与文化逻辑。在记者的微博实践中，传统的组织力量仍然具有强大的效力。即使在社交媒体语境下，职业记者与媒介组织的关系仍然是值得探讨的核心议题之一。表面上，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的话语实践看似脱离了新闻组织的审查程序，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微博等社交媒体能够给予记者个体更大的专业自主性，从而更加有利于重塑专业主义精神[4]。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当记者以职业身份亮相于微博之上时，其所属的媒介组织对其微博活动的影响力并未消失，一方面媒介组织通过对记者微博活动的管制直接影响其微博使用，另一方面，记者依据媒介组织的态度来进行自我监管[5]。换言之，不同媒介组织的价值取向、利益需求和市场定位导致了职业记者在微博实践中的不同表现。吴涛和张志安也指出，不同性质的媒体组织中调查记者使用微博的频率不同，他们在通过社交媒体扩大报道影响力和扩展人际圈上的使用也同样受到所属媒体性质的影响[6]。相较于普通记者，调查记者，尤其是在微博上声望较高、影响力较大的调查记者会更多地使用微博来“服务于自己的生产实践、声望建构、公共表达乃至社会动员” [7]。作为致力于“报道社会现实”、“推进社会进程”与“监督政府”的“扒粪者”，调查记者往往具有更强烈的抗争精神，因此，他们在微博上往往更为活跃，在职业理念中也“更加强调对政府和其他权威保持怀疑的对立性角色” [8]。与此同时，微博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名望与关注，这种激励又进一步反过来影响调查记者的微博实践。总体而言，当前有关于新闻从业者社交媒体运用以及更宽泛的新媒体使用研究，主要从“创新扩散”和“技术采纳”视角着手，更多将重点置于技术层面，而忽视了组织因素、社会情境以及专业理念等综合因素。事实上，新闻从业者的社交媒体运用，不仅意味着新闻领域技术层面的发展与变革，同时也与社会情境、传播生态以及从业者认同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为了更好地呈现新媒体语境下复杂的新闻场域，本文希望在探讨中国当代职业记者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媒介角色认知的基础上引入对组织关系与记者属性的思考。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不同性质的媒体组织中的职业记者对于博士生新论4微博的使用有显著不同。二、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认知长期以来，新闻从业者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西方新闻界和学术界争论和探讨的热门话题。研究表明，记者如何看待并认同自己的角色，不仅可能决定新闻报道的风格与内涵，也会影响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9]。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反映其对媒介报道功能的期待、新闻价值观的特征，对于其职业行为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个人因素都大[10]。探究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认知，有利于把握新闻从业者的心理状况和价值倾向，尤其是在新媒介的大背景之下，对于更内在化地了解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状态变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西方，专业记者的角色认知最初被概括为“中立”和“参与”两种[11]，经过韦弗和维尔霍伊特的发展，这种划分被进一步扩展为信息传播者、解释者和对立者[12]。此后，新闻从业者对于自己在新闻实践中的角色认知越来越多元，但其角色基本定位不脱“中立”与“参与”两大模式。而在西方业界，“客观中立”是其普遍认可的主流价值与基本理念。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环境和行业状况会导致新闻从业者角色认知的差异。陆晔和潘忠党认为，中国历史上“文人论政”的传统、共产党“喉舌媒体”的传统和“源自西方却被‘本土化’了的独立商业媒体的传统”共同打造出一个多元和不稳定的特殊的中国新闻话语场域[13]。在中国媒介变革的历程中，与西方记者不同，中国记者对职业角色的期待往往体现出较为强烈的参与者色彩。与此同时，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理想伴随着媒介市场化的逐步深入而进一步被内化入当代中国商业化媒体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理念之中。政府、市场和职业理想之间不断的推拉与此消彼长构成了当代中国新闻从业人员复杂的话语空间，“参与”和“中立”的新闻理念之争仍然构成当今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议题。Lee通过分析当代中国职业记者的三种角色指出，中国媒体的主要功能仍是启蒙和宣传，而非提供信息[14]。周裕琼则认为，中国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正由宣传教化角色主导转变为信息监督角色主导，且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种转变[15]。张志安等人的研究也产生了相似的结论，他们将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区分为监督与影响、服务与娱乐、宣传与动员以及提供信息四种，并指出新闻从业者普遍认为媒介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信息[16]。白红义则认为，虽然在中国调查记者职业角色中有从倡导向中立转变的趋势，但随着微博平台的出现，这种职业角色会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面向。[17]这些观点大致勾勒出中国新闻从业者媒介角色认知的三种主要类型——传播者、监督者和宣传者。基于以往研究，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H2：“提供信息”是当今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认知中最重要的角色功能。三、新闻从业者的微博实践与角色认知此前研究发现，人口变量等因素对新闻从业者角色认知的预测力不高，但记者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则会对他们的角色认知造成一定的影响[18]。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已普遍认可互联网作为新闻从业者生产实践的重要辅助工具其主要作用在于“获取信息”，而对于突破管制、传播真相的作用并不大。相较于对互联网的关注与探讨，探究社交媒体运用与新闻从业者媒介角色认知的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大多将新闻从业者对于微博的使用简化为专业性使用，将获取信息、扩大人脉和提升报道影响力等使用目的都一言蔽之，忽视了新闻从业者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工作运用、自我表达与“后台披露”等不同使用的区分所可能造成的不同影响。卞清用“职业新闻人”和“在线行动者”这两个概念来描述记者微博实践的角色变化，并指出受到微博行动属性模糊的影响，记者在微博上比在职业实践中更倾向于“参与”和“倡导”，即使它违背了中立客观的原则[19]。换言之，中国记者通过微博上的话语实践来挣脱职业伦理的约束，从“记录者”转变为“行动者”。吴涛与张志安的博士生新论5研究则对调查记者的不同工作情景做出了区分，认为在日常情境下，调查记者在职业意识的媒介功能认知上更强调“记录”，但在非常规情境下，他们则更强调“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的‘影响’” [20]。基于以上文献考察，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H3：更多使用微博进行“工作运用”的新闻从业者更重视“提供信息”的媒介角色。H4：更多使用微博进行“后台披露”的新闻从业者更重视“监督与影响”的媒介角色。四、研究设计本研究采取在线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本研 究 采 用 的 调 查 问 卷，主 要 是 在 参 考 周 裕 琼（2015）的 研 究 以 及 张 志 安、张 京 京、林 功 成（2014）的调查问卷的基础上，进行适度修改而成。（一）对象选择基于中国商业网站的采编人员没有资格获得新闻记者证，本次调查所选取的是北京、广州和武汉的三家报业媒体——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中的一线采编人员为研究样本。问卷调查受访者以以下标准进行选择：1、获得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2、工作的媒体在本地具有一定影响力。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报业市场化程度与政府管控程度都较高。广州拥有中国大陆最为开放的媒介环境，政府管控程度相对较低，但报业市场化程度极高。而武汉，作为发展程度较低的中国内陆城市，代表了大多数的中国都市，对于管窥中国大多数报业媒体的境况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其市场化程度较低，但政府管控程度较高。由此，我们建立了一个交叉分类表来更清晰地区分这三家报业集团。本次调查从2016年3月1日起，至同年5月6日结束。笔者选择这三家报业集团的一线采编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以电子邮件形式发放和回收,共发出问卷400份，回收问卷257份，其中有效问卷246份，回收率约为64%，有效回收率为61.5% 。所有数据使用SPSS软件19.0版进行统计处理，其中部分类目由其他研究者进行编码。参与问卷调查的媒体从业人员中，96人来自北京日报报业集团，69人来自南方报业传媒集团，81人来自湖北日报报业集团。另外，属于党政类报刊的人56人，属于市场化都市报刊的人119人，属于市场化精英报刊的人71人。男性108人，占43.9%，女性138人，占56.1%。新闻专业人员年龄结构偏向年轻化，89%的新闻从业者年龄在25岁及35岁之间，50岁及以上的人仅占3.7% ，平均年龄在28岁左右 (Mean=28.3)。 93.9%的新闻从业者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79.2%为本科学历，14.6%拥有硕士学历。从业实践最长的23年，最短的1年，平均为5年。参与调查的新闻从业者体现出年轻化与高学历的趋势。（二）变量测量：1.自变量。个人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年限等；组织因素：工作单位、媒体性质。微博使用，一共包括了16个条目，所有条目均采用0到5的五分量表测量新闻从业者运用社交 媒 体 的 行 为 频 率（0=从 不，1=很 少，5=经 常），经过因子分析后，形成三个负荷清晰的因子。其中，“工作运用”由六个条目构成(α=.878)：“关注新闻人物的微博以了解其背景”；“关注新闻人物或意见领袖的微博以获取其观点”；“关注、浏览新闻界同行的微博”；“利用微博等与受众直接互动”；“利用微博了解受众的想法”。“常规表达”由五个条目组成(α=.844)：“表达个人日常生活”；“转发工作单位官方微博的内容”；“转发单位同事/媒体同行的微博”；“对公共议题或社会问题发表评论”，和“发表对新闻界或新闻工作的观点或看法”。“后台披露”则由以下五个条目组成(α=.851)：“第一时间披露新闻现场或采编过程中所见所闻”；“表达新闻采编过程中的感想”；“新闻报道正式发布前的部分披露或预告”；“张贴个人或同行‘被枪毙’稿件或‘未删节版’”，和市场化程度政府管控程度高 低高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低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表1  抽样选择博士生新论2从参与性媒介到媒介性参与：中国职业记者的微博实践与角色认知李思思摘要  社交媒体作为一种参与性媒介，是当今中国新闻从业者重要的信息搜集和意见表达平台。本文以当代中国职业记者为研究对象，以他们的微博使用为切入点，考察他们的社交媒体实践与职业角色认知。研究发现，中国新闻从业者最为看重的职业角色仍是中立式的信息传播者，但参与性的“监督与影响”角色的重要性有所提升。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微博场域中，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职业记者的角色认知，他们的媒介实践和角色认知都更多地受到组织宏观因素的影响。关键词  社交媒体；微博实践；角色认知；参与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作者简介  李思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13数字技术正在重塑新闻生产。从报纸到广播，从电视到网络，从门户网站到社交媒体，伴随着媒介形态的不断变迁，新闻生产越来越从一种组织化的集体工作转变为一种社会化的互动行为。在新媒介环境下，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因其开放性、多元性和便捷性成为当今最重要的参与性媒介平台，从信息采集、内容发布和建构舆论等方面深刻地改变着当今的新闻生产模式和传播格局，为传统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实践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作为专门从事新闻生产的职业群体，新闻从业者广泛使用社交媒体来开展信息采集和进行意见表达。美联社的调查显示，包括即时通讯工具、门户/行业网站和社交网站在内的线上数字渠道是当前中国记者获取新闻线索最常使用的方式[1]。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最为活跃的记者往往不仅使用微博来进行报道与记录，他们也通过话语实践与线下行动来深度参与、甚至影响社会议程。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以微博为代表的参与性媒介能够促进新闻从业者广泛地参与社会事务与公共讨论，并对他们的媒介参与意识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希望以微博为切入点，对以下问题展开具体探讨：中国职业记者如何使6“记录单位内部的一些活动、规章或讨论”。2.因变量。媒介角色认知， 此部分的测量一共包括15个条目，采用1到5的五分量表测量（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经过因子分析后，形成四个因子，分别为“监督与影响（监督和检视政府和公共组织的行为、设置政治议程、推动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提倡社会变革、成为意见领袖、影响大众舆论）”、“服务与娱乐（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建议和指引、提供能吸引最多受众的新闻报道、提供娱乐休闲）”、“宣传与动员（维护政府的正面形象、推进政府政策、支持政府行为）”和“提供信息（以事物本身的样子进行报道、做一个置身事件之外的观察者、对新闻时事做出分析）”。五、研究发现采集数据后，使用SPSS对相关类目进行编码。本研究中新闻从业者媒介认知的Cronbach's alpha系数经测试为0.825，符合信度标准。（一）新闻从业者的微博使用调查发现，三家报业集团的新闻从业者对于 微 博 的 工 作 运 用 均 最 为 普 遍，99.2%的 受 访者 通 过 至 少 一 种 微 博 使 用 方 式 来 进 行 新 闻 采编 工 作（M=3.57，SD=1.12），其 中 运 用 频 率 最高的是“关注新闻人物或意见领袖的微博以获取 其 观 点（M=3.89，SD=1.03）”，运 用 频 率 最 低的 是“利 用 微 博 等 与 受 众 直 接 互 动（M=3.02，SD=1.01）”。 同 时，95.5%的 受 访 者 运 用 微 博 进行 常 规 性 表 达（M=2.57，SD=1.22），其 中 使 用程度最高的是“转发单位同事/媒体同行的微博（M=2.93，SD=1.14）”和“个人日常生活（M=2.93，SD=1.02）”。而使用微博进行“后台披露”的受访者仅占76.8%（M=1.53，SD=1.12），其中最常出现的运用是“第一时间披露新闻现场或采编过程中所见所闻（M=1.91，SD=1.07）”。t检验显示，新闻从业者运用社交媒体进行“工作运用”的程度显著高于“常规表达”（t=20.32，p<.001），而“常规表达”运用也显著高于“后台披露”（t=16.51，p<.001）。同时，回归分析（表2）显示，人口学统计因素对新闻从业者的微博使用的影响有限，仅在年龄因素上对于“常规表达”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β=-.152，p<.05），即 越 年 轻 的 记 者 越 倾 向 于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表达。与此同时，媒体性质产生了一定影响，与“后台披露”显著正相关（β=.146，p<.001）。换言之，党政类报刊的新闻从业者更少地进行“后台披露”的微博运用，而都市类精英报刊的新闻从业者则更多地进行“后台披露”的微博运用。综上所述，假设1部分地得到了验证。（二）新闻从业者的微博实践与媒介角色认知数据显示，新闻从业者对于媒介角色认知的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提供信息（M=3.97,SD=.057）”、“监 督 与 影 响（M=3.54,SD=.083）”、“服 务 与 娱 乐（M=3.51，SD=.085）”和“宣 传 与 动 员（M=3.14, SD=.077）”。相较于张志安等人在2014中国新闻记者生态调查中的结论，“监督与影响”角色重要性提供信息监督与影响服务与娱乐宣传与动员人口属性性别（男） -.012 .007 .006 .002年龄 .037 -.025 -.017 .043教育 .029 .042 .051 .011工作年限 .009 .028 .022 .013工作单位 .111 .093  .101 -.146***媒体性质 .094 .077*** .082 -.165***社交媒体使用工作运用 .173 *** .121 .088 .103常规表达 .109 .067 .035 .081后台披露 .107 .098  .083 .029R2.038 .044 .034 .053F 4.553 3.229 5.068 4.394工作运用 常规表达 后台披露个人属性性别（男） -.039 -.039 .041年龄 -.063 -.063 -.059教育 .032 .032 .034工作年限 .048 .048 -.081工作单位 .019 .019 .044媒体性质 .124 .124 .146***R2.026 .026 .031F 4.812 4.812 5.104表2 新闻从业者社交媒体运用的回归分析注：样本N=246.  *p<0.05  **<0.01  ***p<0.001表3  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回归分析注：样本N=246.  *p<0.05  **<0.01  ***p<0.001博士生新论7明显得以提升，但“提供信息”仍然是中国新闻从业者最为重视的媒介功能。换言之，中国新闻从业人员对于“参与”和“行动者”的媒介观日益增强，但整体仍然以“中立”和“记录者”的媒介认知为业界公认的标准理念，由此，假设2得以成立。此 前 研 究（周 裕 琼，2008；张 志 安&吴 涛，2014）发现互联网使用程度与媒介角色认知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从微博的角度更加细致地测量了新闻从业者的互联网使用。对媒介角色认知的回归分析（表3）显示，与以往研究一样，人口变量对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基本没有预测力，只有工作单位与媒体性质对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产生了有限影响。媒体性质与“宣传与动员”角色呈现负相关（β=-.165，p<.001），即党政类报刊的新闻从业者相较于市场化都市类报刊与市场化精英类报刊的记者更重视媒介的“宣传与动员”功能；而在媒介的“监督与影响”功能上则体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势，即市场化精英类报刊的记者更重视“监督与影响”功能（β=.077，p<.001）。与此同时，湖北日报集团的新闻从业人员也更为重视媒介的“宣传与动员”角色（β=-.146，p<.001），南方报业集团对于此角色的认同度则相对较低。在 社 交 媒 体 的 使 用 方 面，记 者 的 社 交 媒 体“工作运用”与“提供信息”的媒介认知显著正相关（β=.173，p<.001），这意味着运用社交媒体更多地进行“工作运用”的新闻从业者更认同媒介“提供信息”的功能。由此，假设3得到证实。而“后台披露”与“监督与影响”之间并无显著关系，假设4不成立。六、结论与讨论通过上述分析，关于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微博使用与媒介角色认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国新闻从业者普遍使用微博进行工作运用，常规表达次之，后台披露最少由此可见，在社交媒体上，新闻从业者专业性的身份表征要强于其作为“普通公民”的身份表达。在个人属性中，延续了周葆华的研究发现，年龄是影响新闻从业者运用社交媒体进行常规表达的重要变量。同时，本文进一步发现媒介属性差异对新闻从业者的微博使用具有一定影响，市场取向和行政取向极大地影响了新闻从业者的“后台披露”媒介使用行为，具体表现为市场化精英类报刊的记者较都市类报刊和党政类报刊的记者更多地使用微博进行“后台披露”。（二）中国新闻从业者普遍认可的最重要的媒介角色仍是“提供信息”但相较于过去，“监督与影响”的角色认知得以增强，且记者属性与媒介属性与这一角色认知显著相关，市场取向高而行政取向低的精英类报刊记者和调查记者最为认同这一角色，而更多运用社交媒体进行“工作运用”的记者则更为认同媒体“提供信息”的功能。但是，除“工作运用”的社交媒体使用偏好对媒介“提供信息”的角色认知产生了一定影响，即使“监督与影响”功能在本研究中相较过去得到了极大的认同提升，社交媒体的使用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专业记者的媒介认知。换言之，参与性媒介并不能直接导致媒介性参与。事实上，职业记者的微博实践受到媒介组织、国家政策和市场力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他们对职业角色的想象往往并不能与实践达成统一。换言之，中国职业记者的微博实践与角色认知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关系，中国复杂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场域本身导致中国职业记者对自身角色的界定始终处于一种杂糅和变换的状态之中。在这一意义上，微博并不能成为我国职业记者毫无顾忌地实践职业理想的话语空间，正如詹姆斯.柯兰所言，“社交媒体是个人解放的媒介，而不是集体解放的媒介；是自我表达的媒介，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媒介” [21]。（三）人口属性延续了过去研究的一贯发现，对社交媒体使用与媒介角色认知都基本没有影响相较于常规的人口属性变量，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更多地受到组织层面的影响，这又再次验证了媒介认知绝非个人微观层面的结果。就中国而言，即使忽略城乡差异，各城市之间在媒介生态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以本研究为例，武汉博士生新论8的新闻从业者相较于北京与广州的同行更为认同媒介“宣传与动员”的角色，而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在总体数据中认同最低。这一结果的出现首先在于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受访者多是来自党政机关报与市场化都市报，精英类报刊的从业人员极少。其次也在于武汉报刊业发展商业化程度相对较低，而政府管控又相对较高。最后，武汉市长期处于内陆中部地区，开放程度较低。各城市之间媒介运作和文化传统以及政治经济环境的差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各地从业人员在媒介信息处理与媒介参与意识上的表现，最终导致武汉本地的新闻从业人员与来自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的同行在职业素养与媒介认知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综上所述，城市的媒介生态环境与媒介组织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个体特征而产生了较为普遍的影响。本研究仅选取了三家城市的三家报业集团，限制了本文描述性发现的推广范围。由246位新闻从业者构成的研究样本，只是中国新闻从业者群体中的沧海一粟。接受调查的基本全都为一线的采编人员，没有涉及到媒介集团中的高层从业人员，未来的研究可从这方面予以深入。同样，由于样本规模限制，媒介集团内部的差异仅能以党政类报刊、市场化都市报刊和市场化精英报刊三类来简单呈现。以南方日报传媒集团为例，除主报《南方日报》外，还有南方周末报系、南方都市报系、21世纪报系以及与其他报业集团合作的报纸等11份，刊物八本，网站五个，迫于研究所限，更详细的媒介内部差异划分没有得到呈现。在不同风格的报纸或媒介中，其新闻从业者的媒介使用与媒介态度可能有所不同，各机构的规章制度与运作方式也未能被予以考察，这一点也可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参考文献[1]2016中国记者职业生存状态与工作习惯[EB/OL].http://www.lanmeih.com/show/10000501.[2]彭兰.社交媒体、移动终端、大数据：影响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J].新闻界，2012（8）.[3]周葆华.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社交媒体运用及其影响因素：一项针对上海青年新闻从业者的调查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2）.[4]谢静.从专业主义视角看记者微博规范争议——兼谈如何重建新闻人与媒体组织间的平衡[J].新闻记者，2013（3）.[5]陈宁，杨春.记者在社会化媒体中的新闻专业主义角色[J].现代传播，2016（1）.[6]吴涛，张志安.调查记者的微博使用及其职业影响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7）.[7]吴涛，张志安.调查记者的微博使用及其职业影响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7（7）：110.[8]白红义.从倡导到中立: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变迁[J].新闻记者,2012（2）:13.[9]Weaver，D. H. & Wilhoit，G. C. ( 1986) .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 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Bloomington，IA:Th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0]Graber, D. A. （1993）.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 （4th e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11]Johnstone J. W. C., Slawski, E. J. & Bowman, W. W. （1976）. The news people: A sociological portrait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and their work. Urbana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2]Weaver，D. H. & Wilhoit，G. C. （1986） :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 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Bloomington，IA:Th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3]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像：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2002（71）.[14]Lee,C.C.（2004）.The concep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t: Ideological convergence and contestation. Working Papers in English & Communication, 16（1）.[15]周裕琼.互联网使用对中国记者媒介角色认知的影响[J].新闻大学，2008（1）.[16]张志安，张京京，林功成.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从业者调查[J].当代传播，2014（3）.[17]白红义.从倡导到中立：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变迁[J].新闻记者，2012（2）.[18]周裕琼.互联网使用对中国记者媒介角色认知的影响[J].新闻大学，2008（1）.[19]卞清.从“职业新闻人”到“在线行动者”：记者微博的中国场景[J].现代传播，2013（12）.[20]吴涛，张志安.调查记者的微博使用及其职业影响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7）.[21]（英）詹姆斯·柯林，娜塔莉·芬顿，德斯·弗里德曼著,何道宽译.互联网的误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81.博士生新论